在父權體制下仍可投資自己：《傅培梅、戰後臺灣與20世紀中華料理》選摘（2）

雖然在一個中國大家庭裡扮演妻子、母親與媳婦的角色一直是傅培梅人生經驗、自我認同與公眾形象的核心，但到了晚年，她也開始對自己在婚姻中扮演的順從角色產生質疑。在她長達四十八年的婚姻裡（直到一九九九年丈夫去世為止），她為了維持家庭和諧，始終對丈夫百依百順，時時小心不去挑戰他的主導權。每次要出國，她都會事先徵求丈夫的同意，而且都會策略性地等到即將出發前才開口。她在垂暮之年寫道：「當時也從未想到，時代不同了，有許多事，其實都是些不合理的行為模式。」程紹慶從未真正阻撓過傅培梅的事業，但他似乎也未曾積極支持或鼓勵她。傅培梅從來不曾提到丈夫有在工作上提供任何協助，如開車送食譜或把材料搬到攝影棚──這些事反而是她的子女和母親在幫忙。傅培梅的長女程安琪甚至記得，父親曾對母親說：「我也不是養不起妳，為什麼妳還要去拋頭露面上電視？」對此，傅培梅只回說這是她喜愛的工作，而到了後來，她更覺得自己有一個使命：向世界推廣中華料理。

回顧這段婚姻時，最讓傅培梅惱怒的一點是她從不曾掌控過自己的收入。一開始在自家院子裡開烹飪課時，她就同意把收到的學費全部交給程紹慶，因為他學過會計，而且工作也與財務相關，而且對數字比她在行得多。於是家裡就形成這種財務支配模式：子女都認為父親「有權又有錢」是理所當然的，而她則連自己的銀行帳戶都沒有。她甚至沒有自己的零用錢可花，連微不足道的小錢都要向丈夫開口──而他都給得很大方。

婚姻初期，在一些思想較先進的朋友勸說下，她也曾試過給自己偷偷留點錢。「錢是妳自己賺的啊！」「怎麼那麼傻！」「憑什麼都給他？」但他們的公寓很小，實在沒多少地方可以藏錢。她唯一能想到的地方就是臥室的衣櫃。她把兩萬元現鈔疊好，分作兩份，塞進丈夫某套西裝的兩個口袋裡。但她後來竟完全忘了這回事。有次丈夫去高雄出差，她親自幫他挑了一套西裝，結果丈夫興奮地打電話回來告訴她，說自己在口袋裡意外發現了一大疊現金，她還替他感到高興─直到猛然想起，那其實是自己偷偷存下的私房錢。 （相關報導： 主婦就該忘記自我嗎？《傅培梅、戰後臺灣與20世紀中華料理》選摘（1） ｜ 更多文章 ）

既然談到了財務支配權，我們就必須重新思考傅培梅烹飪之路的起點─她曾花錢請好幾位廚師來教她做他們各自拿手的地方菜。傅培梅在多次訪談中反覆提到，她當時是用自己的嫁妝（黃金和珠寶）來支付這些烹飪課的費用。一九九九年，她告訴一位外國記者：「這是面子問題。我因為自己不會做菜而覺得很丟臉。於是我請了一位廚師教我，每堂課的學費是半兩黃金。我花光了所有的黃金，賣掉了鑽戒，每三個月換一次師父，就這樣學了兩年。」這位記者補充說傅培梅在回憶起自己頑強的決心時，露出一絲痛苦的表情。在另一場訪談中，傅培梅說她第一年學了大約三百道菜，第二年又學一百道。這位記者寫道：「第二年結束時，她已花光嫁妝，但她也成為了一位出色的廚師。」每堂課一小時，教三道菜，學費是半兩黃金，傅培梅記得這在當時大約是新臺幣八百元。根據傅培梅自己的估算，她兩年間共花了超過新臺幣十萬元學烹飪。無論以什麼標準來看，這樣的開銷在當時都是相當奢侈的。

無論上述金額是否完全準確，重要的是這個故事背後所傳達的思想：傅培梅始終宣稱，這世上她唯一會稱為「自己的錢」的唯有她的嫁妝，而她已將之全部花在了私人烹飪課上。她一開始只是想迎合丈夫挑剔的味蕾，但若考量到這些課程對她日後事業的影響，這無疑是一項明智的投資。一位中國大陸的熱情評論者曾在二○一一年寫了一篇關於傅培梅的文章，他指出若是換成其他人，廚藝這樣被丈夫反覆挑剔，可能早就生氣或放棄了。但傅培梅卻堅持「以『學習』來彌補自己的不足，還開創了出新商機……或許，當她剛開始捧著黃金拜師學藝的時候，或許也聽了不少風言風語，或許也有人暗中嘲笑她，覺得她這麼做真是浪費錢，真是不值得！」然而笑到最後的卻是傅培梅。「她選擇『投資自己』是正確的，而且是絕對物超所值的投資！」

這兩件事是可以同時成立的：傅培梅確實受到了父權體制的限制，生活在一個幾乎完全由丈夫掌控的家庭。但同時，她也做出了人生中最明智的財務選擇─用自己的資金投資自己，最終為她贏得了職業自由、周遊世界的機會與公眾讚譽。雖然她的職業生涯從來都不是事先規劃好的，但傅培梅卻為自己在烹飪界開創了一條獨一無二的路，不僅持續了幾十年，還影響了好幾代的華人家庭廚師。丈夫去世後，傅培梅感到悲傷，卻也內心安然。她說自己「對他沒有絲毫的遺憾和愧疚，因為我為他做了一個妻子應該做的所有事，更為他做到一般妻子不會（也不肯）做的許多事」。

＊作者金恬Michelle T. King，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教授，專長近現代中國性別史與飲食史。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切、炒、觀、學：傅培梅、戰後臺灣與20世紀中華料理》（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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