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全年，台灣因交通事故而喪生的行人高達366人，連交通部長都怒斥「行人走在斑馬線上被撞死撞傷是國恥」，並提議再度修法，加重未禮讓行人的罰則至3.6萬元，甚至吊銷駕照、禁考4至5年。然而，這樣的政策真能遏止交通亂象，還是只是政治作秀的懲罰性手段，既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加深駕駛與行人之間的對立？在這場「亡羊補牢」的修法風潮中，我們更應該細究的是：366名死者，真的是「全數」死於斑馬線上？又或是，我們的交通治理根本流於表面，忽略了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
新竹地方法院近日的一宗判決，正好揭露了這種「重罰至上」邏輯的荒謬性。去年2月清晨，呂姓女騎士騎車撞死闖紅燈橫越行人穿越道的黃姓婦人，檢方以「未禮讓行人」為由，對呂女提起過失致死罪的公訴。然而，法官審理後認為，黃婦在事故發生時已違規闖紅燈，且事發時天色昏暗、照明不足，導致呂女無法即時發現而發生事故，因此最終判決呂女無罪。本案不僅戳破了「行人永遠無罪、駕駛人永遠有責」的迷思，也突顯出台灣交通政策過度偏袒行人、導致執法失衡的嚴重問題。
行人致死數據的真相：盲目重罰，卻不見嚴謹的事證調查
台灣的交通政策向來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著稱，而這次的行人致死問題亦不例外。在政府強調「行人地獄」的同時，卻未見完整的數據分析支持其論點：去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行人，究竟有多少是真正行走在斑馬線上時遭撞擊？又有多少事故發生於斑馬線以外，或因其他因素（如違規穿越道路、交通設計不良、燈光不佳等）而導致死亡？在缺乏具體數據與行車記錄影像的情況下，貿然將所有死亡案例歸因於「駕駛未禮讓行人」，不僅是以偏概全，更是將複雜的交通問題簡單化，逃避真正的政策檢討責任。
此外，行人致死事故的發生，絕非單純的「汽車未禮讓」所能概括。在事故現場，燈光照明不足、違規攤販、違停車輛、違法工地施工等因素，是否迫使行人不得不離開斑馬線、步上快車道？夜間事故頻率是否高於白天？行人本身的行為模式，例如邊走邊使用手機、佩戴耳機降低環境感知能力，是否也是導致事故的潛在變因？如果這些影響因素未經完整評估，便急於以重罰作為唯一對策，這樣的治理方式是否只是推卸政府部門應負的規劃責任，而非真正解決問題？
雙重標準的執法：只懲罰駕駛，卻對行人違規視而不見？
台灣的交通執法長期存有嚴重的不對稱現象：當「行人優先」成為口號，卻是否意味著行人享有「絕對優先的違規權利」？根據現行法規，行人若未依規定穿越馬路，或在秒數不足的情況下執意衝上斑馬線，導致車輛急煞甚至撞擊，難道所有責任便應完全歸咎於駕駛？更別提，許多行人往往無視紅綠燈指示、在馬路中央低頭滑手機、成群結隊聊天嬉鬧，甚至故意慢行挑釁駕駛，如此行為不僅加劇交通亂象，也可能導致事故發生。然而，在現行的執法環境下，行人違規幾乎不會受到任何處罰，反觀駕駛人卻可能因未即時禮讓而遭受高額罰款乃至吊銷駕照，這樣的雙重標準，豈不等同於變相縱容行人違規？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間成功降低交通事故的案例，並非僅依靠單方面懲罰駕駛，而是強調駕駛與行人雙方的責任制衡。例如，新加坡與歐洲多國皆設有嚴格的行人違規罰則，包括對不當穿越馬路、未依指示燈號通行等行為課以重罰，並透過科技執法（如監視錄影、電子警告等）確保行人與駕駛雙方皆能遵守規範。相較之下，台灣的執法過於片面，缺乏公平性與一致性，這樣的政策如何能真正改善交通安全？是否只是讓行人與駕駛的對立情緒進一步升溫？
「行人地獄」的真因：政策的短視近利，還是根本規劃不當？
若政府真心想改善「行人地獄」，便不該僅停留在「重罰駕駛」的層面，而應深入檢討更根本的交通規劃缺陷。台灣許多城市的道路設計極不合理，斑馬線標示模糊、行人號誌秒數不足、人行道規劃不完善，使得行人不得不與車輛爭道，這才是真正的安全隱憂。此外，執法部門對於違規停車、違規攤販的縱容，進一步壓縮行人安全空間，使得原本應安全通行的斑馬線、慢車道淪為行人陷阱。在這樣的情境下，單靠對駕駛人加重罰則，真的能改變行人地獄的現狀？或者只是掩蓋政府在城市交通規劃上的無能？
台灣若想擺脫「行人地獄」的惡名，關鍵不在於單方面懲罰駕駛人，而在於建立一個公平、科學、全方位的交通治理體系。當駕駛人與行人皆須負起自身責任，彼此「制衡」與「約束」，讓遵守交通規則成為社會共識，才是長遠解決之道。唯有當政府真正落實公平執法，勇於改革交通環境，而非僅僅依賴「重罰」作為懲罰工具，台灣才有可能真正擺脫行人地獄的惡名，邁向更安全、更文明的道路文化。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行人地獄難對症下藥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