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從1300到名額鬆動，醫界的焦慮
台灣醫療人力政策二十多年來一直以「醫師總量管制」為核心，每年醫學系招生數被固定在1300人左右。這個數字被視為平衡醫師供需與維護教育品質的基準線。然而，石崇良在接任衛福部長後，開出的第一槍，卻正是針對「學士後醫學系招生名額」與「公費醫師制度」進行調整。這項政策不僅牽動醫界的分布與職涯規劃，更直接影響全民健保的可持續性與醫療公平。
新政啟動：公費醫師名額增加
石崇良明確表示，將續辦「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希望透過政策手段填補偏鄉與冷門專科的人力缺口。115學年度起，清華、中山、中興三所大學的學士後醫學系名額由過去的23人調至30人，三校合計成為90名的公費配置；這些名額被定位為1300總量之外的額外核定。行政院同時強調，醫學生總量仍維持在1300人的上限，不會一次性擴充到1600人。換言之，這次的動作是「局部鬆動」，而非全面翻盤，但在配套尚未完備的情況下，已足以引發醫界高度警覺。
國防醫學大學的隱形增額
2025年8月1日，國防醫學院正式升格為「國防醫學大學」。其招生依《軍事教育條例》由國防部核定，不受教育部醫師總量管制。雖然名義上屬軍事體系，但畢業生多數仍投入全民健保臨床服務，對整體人力分布的影響不容忽視。國防醫學大學的招生未納入教育部規劃的1300名額，形成「灰色增額」。若未來規模擴大而欠缺統籌，總量表面維持不變、實際卻節節攀升的落差將破壞制度可預期性。對醫界而言，國防體系與學士後名額的雙重鬆動，正凸顯政策一邊宣稱總量不變、一邊在不同系統開口子的矛盾。
名額鬆動：政策巧門與專斷疑慮
學士後醫學系同時包含公費與自費的調整，讓外界質疑是否成了政策巧門，使具備特定資源的考生更容易切入。原本以政策工具導向偏鄉與冷門專科的後醫系，逐步回到市場邏輯。更令人在意的是，這樣的鬆動打破了二十一年來的穩定基準。自2002年以來，1300人的總量一直是不可逾越的紅線，前任衛福部長邱泰源任內，衛福部也曾與教育部及醫師公會全聯會達成共識，將國防醫學大學的招生名額納入1300人的總量管制之中，並維持不變。如今的方向轉折自然引人疑慮：這究竟是衛福部的單邊決定，抑或承受上級的政治授意？當總量口徑與實務安排出現落差，協商的真誠度與政策的透明度便成為核心問題。
石崇良與邱泰源的政策差別
這種政策差異，並不能單純理解為技術性的人力規劃，背後牽動的是龐大的利益網絡。醫師名額的增減，關係到各大醫學院的資源分配，涉及藥廠對醫療體系的長遠布局，也影響到地方派系如何透過大學與醫療機構鞏固勢力。當石崇良選擇與前任部長和醫界不同的路線時，也意味著他必須面對這些交錯的壓力場域，並在其中尋找新的平衡。
名額變動的數據現況
在113學年度，中山、中興與清華三校各自招生23名公費生，合計69人；同年度，高雄醫學大學招收60名自費後醫生，整體總額為129人。114學年度沿襲相同配置，三校依然各23名（共69人），高醫仍為60名自費，總數續為129人，與前一年相比沒有增加。到了115學年度，三校公費名額調整為各30名，合計90人；高醫仍維持60名自費，總數因此上升至150人。這是相較114學年度增加21人；若與早年僅三校合計69人的基準相比，自113學年度起高醫的自費班帶來了額外的60人，再加上115年的進一步擴充，兩個階段性變化共同塑造了近年的名額曲線。
醫界反彈：名額不是問題，結構才是
醫師公會與基層團體的焦慮，並不止於幾個數字的增減，而在於結構性的錯位。偏鄉醫院的待遇與工作環境若無實質改善，公費醫師往往在服務期滿後即離開，留下短暫補洞的輪迴。臨床教學量能若未同步擴充，招生擴張只會稀釋訓練深度，催生更多年輕醫師直接流向不需完成專科訓練、風險低、報酬高的醫美產業，成為所謂的「直美醫師」，而非投身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急診、重症等第一線高壓科別與偏鄉基層。
全民健保的隱形壓力
醫師集中大醫院、偏鄉長期缺人，讓健保體系承受愈來愈沉重的成本與流量壓力。若名額增加不伴隨人力導流與分級醫療落實，結果只會是大院更擠、基層更弱。公費名額看似能補缺口，背後卻需要持久的財政與制度支撐；配套不足時，易成短期止痛、長期增壓。
國際借鏡：韓國的失敗與新加坡的平衡
韓國在2024年以擴招回應人力缺口，將醫學生名額由3058人暴增至5058人。然而，韓國本身就存在醫師人口結構失衡的問題：首都圈醫師密度遠高於地方，婦產科、小兒科、急重症等高風險科別長期缺人，年輕醫師多集中於整形、皮膚、影像等高報酬低風險領域。當政府單純透過「數字擴張」試圖解決問題，卻沒有改善分配與待遇，醫界認為此舉將進一步惡化不均。
結果，韓國全國住院醫師與實習醫師集體罷工，數百家醫院手術與急診陷入癱瘓。這是典型的「只看數量、不顧結構」的失敗案例，顯示單純增加招生無法回應醫療體系的深層矛盾。
相較之下，新加坡則採取嚴格的總量控管，並搭配薪資補助、住房福利與職涯支持等誘因，將醫師導向偏鄉與冷門科別。這種「控量加誘因」的策略，才真正達到人力配置的平衡。台灣此刻更接近韓國的風險，而距離新加坡的精準治理仍有一段距離。
海外醫學院回流：新的不確定因素
除了國內名額調整之外，另一個快速增長的來源是海外醫學院畢業生。近年來，越來越多台灣學生選擇赴波蘭、西班牙、匈牙利、菲律賓等地的醫學院就讀，原因在於這些學校的入學門檻較低，學費也相對便宜，部分甚至提供全英語授課，降低語言障礙。許多學生畢業後再回台灣參加第二類國考，以取得執業資格。
然而，醫界普遍擔憂，這些海外畢業生在臨床技能、病歷書寫、醫病溝通與醫學倫理等方面，與本地完整訓練體系下的畢業生仍存在落差。部分教學醫院反映，這種差距需要額外的時間與資源去彌補。更重要的是，目前海外畢業生的回流數量逐年增加，但卻未被納入醫師總量管制的設計，形同一個制度漏洞。
若缺乏嚴格的品質評估與補救措施，這股來自波蘭、西班牙、匈牙利與菲律賓的回流潮，恐怕會成為總量制度的「破口」，不僅干擾國內人力規劃，更可能動搖病人對醫療品質的信任。
結語：數字之外的結構選擇
全國醫學生的總招生人數將達到約 1600人。計算方式為：維持原各校一般醫學系招生員額 1300人，加上中山、清華、中興三校共 90名學士後公費生，以及高醫 60名學士後自費生，再加上約 150名國防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生，合計約 1600人。這正是外界常提到「醫學生總量擴增至 1600人」的主要根據。
真正的關鍵不在於把1300增成1600，而在於這些新增的人力能否穩定流向偏鄉與高負荷科別，並在可承擔的教學量能下成長為可被信任的臨床力量。沒有誘因重設、教育擴能與跨部會統籌，再多的名額都只是紙上繁盛；有了結構性的承接，數字才會長成公平與可近的醫療服務。這不只是招生的算術，更是一場制度信任的選擇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