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聰榮  

台海局勢日益緊張，美國國務卿盧比歐（MarcoRubio）於2025年3月19日接受廣播節目主持人休伊特（HughHewitt）專訪時，再次明確表態，重申美國對台灣安全的立場。盧比歐強調，美國政策一貫反對以武力、勒索或脅迫改變台灣現狀，這不仅是川普總統的政策，更是其堅定不移的承諾。「當他做出政策決定時，他是認真的。」此番言論補充了川普一貫模糊卻策略性的表態，凸顯川普政府對台灣安全保障的獨特風格：總統唱黑臉，官員唱白臉，透過姿態與實際行動並行，傳達對台海穩定的重視。盧比歐在訪談中直言，台海關係極為脆弱，習近平視台灣問題為其政治遺產的「皇冠上的明珠」，攻台對其歷史定位至關重要。因此，美國的策略是透過強化台灣防禦能力，讓習近平認知到攻台代價遠高於收益，以拖延或嚇阻其動武時機。他強調，21世紀的國際格局將由美中競爭定義，中國崛起無可避免，但若其透過違反規則的手段超越美國，則是美國政策的失誤。盧比歐批評過去20年美國對中國的綏靖態度，允許其在貿易、商業及智慧財產權上「作弊」，導致中國日益強大卻未承擔相應責任。這種觀點與川普「美國優先」的立場一致，顯示川普2.0時代將中國視為首要戰略對手。川普的對台政策從不以直白承諾為主，而是透過高姿態的發言與幕後官員的補充，形成一種動態平衡。例如，川普曾提及與習近平的良好關係，並暗示「川習會」可能發生，但盧比歐則強調會晤需有明確目的與預期成果，顯示川普政府在對中政策上的謹慎與務實。盧比歐進一步指出，美國需與中國保持接觸，但不能容許一個依賴中國供應關鍵物資的世界，這與川普對盟友「自立自強」的要求一脈相承。川普第一任期批准對台逾180億美元的軍售，遠超拜登政府的77億美元，近期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訪白宮、宣布追加千億美元投資美國，更被視為美台經濟與安全合作的象徵。這種「黑臉白臉」策略，正是川普風格對台灣安全保障的體現。川普從未明確承諾出兵保台，卻透過盧比歐等官員的發言，強調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的承諾，試圖讓中國認知到侵台的極高成本。盧比歐在2025年1月15日參議院聽證會上警告，若不改變現狀，美中可能在十年內面臨台海危機，並呼籲強化台灣防禦能力，顯示其對台灣安全的長期關注。同時，川普對盟友的「交易式」態度也延伸至台灣，例如其多次要求台灣增加國防預算，甚至提出防衛開支應達GDP的10%，反映其期望台灣承擔更多自衛責任。台灣的民主韌性與社會自癒能力，為這種安全保障提供了堅實基礎。正如罷免連署展現的由下而上秩序，台灣社會在九二一地震、太陽花運動及新冠防疫中，多次證明其高效組織與紀律靈活性。連署的繁複後勤，從宣傳、簽名到資料整理，堪比軍事操演，體現直接民主的洗禮。這種社會體質不僅孕育出台積電等全球領軍企業，更讓台灣成為不易被擊倒的民主堡壘。盧比歐的強硬表態，結合川普的策略模糊，與台灣的內在韌性形成互補，共同構築台海穩定的屏障。川普風格的台灣安全保障，或許缺乏直白的口號，但透過政策延續、軍售支持與經濟合作，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已在行動中顯現。盧比歐的發言為川普的模糊姿態補充了清晰的政策線，試圖以高代價威懾中國，延緩台海衝突。台灣則需持續強化自身防禦與社會韌性，在美台合作框架下，確保民主與安全的永續。這場黑白臉的雙簧，與台灣的內在力量相互輝映，勾勒出當前台海局勢下獨特的保障模式。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近期公布對等關稅豁免清單，將電腦、智慧型手機及晶片等科技產品排除於高關稅之外，顯示其試圖在保護主義與全球供應鏈穩定間尋求平衡。與此同時，歐盟在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上，採取更為複雜的策略，既回應美國關稅壓力，又謹慎應對中國的經濟影響力。這兩大經濟體的政策互動，正重塑全球貿易格局。

在國際政治與經濟談判中，小國如何與大國周旋並爭取支持，是一門高度策略性的課題。烏克蘭與美國圍繞礦產協議的談判原本被視為深化雙邊合作的契機，卻因2025年初媒體直播前的外交談判曝光細節而陷入僵局。這一事件不僅凸顯小國在國際博弈中的脆弱性，也為小國如何在大國間尋求平衡與支持提供了深刻啟示。該協議最初設計為烏克蘭將未來稀土等礦產收益的50%投入美烏共管的「重建投資基金」，換取美國資金、技術與間接安全支持。美國前總統川普曾於2024年底公開表示，這種合作本身即構成「安全後盾」，因美國企業與人員的參與將對俄羅斯形成無形威懾。然而，2025年3月，媒體提前披露談判細節，暴露出雙方在安全承諾與利益分配上的分歧：烏克蘭尋求明確的防禦條款，美國則堅持經濟合作已足以提供隱性支持。公開化的立場對立讓談判進展停滯，至今未見突破。小國在談判中往往需透過經濟紐帶將大國利益與自身發展綁定，以換取支持。烏克蘭的策略正是利用稀土等關鍵資源吸引美國企業，讓美國在新能源與高科技供應鏈中獲益，間接承擔穩定烏克蘭局勢的責任。這種「經濟優先、安全附加」的模式避免了直接要求軍事承諾的敏感性，理論上具備可行性。然而，媒體曝光打亂了這一節奏，美國擔憂被外界解讀為對烏克蘭的正式安全承諾，進而削弱其外交靈活性。成功的談判應讓大國在小國的成長中看到長期利益，而非僅限於短期回報。烏克蘭開放礦產開發權，本可為美國企業提供穩定資源管道，同時為烏克蘭重建注入資金。然而，曝光後美國國內輿論開始質疑合作的成本與風險，甚至有共和黨議員於2025年3月中旬公開批評該協議「得不償失」。低調推進的談判被迫公開化，小國應從中吸取教訓：保密性是談判成功的關鍵，避免過早讓大國面臨外部壓力。多邊競爭是小國提升籌碼的有效策略，但需謹慎操作。烏克蘭在與美國談判同時，與歐盟和中國保持接觸，試圖透過多邊平衡增強談判地位。然而，媒體曝光讓美國誤以為烏克蘭在故意製造壓力，據報導，美國談判代表於2025年3月下旬表達不滿，稱「不希望被當作競價工具」。這一失誤顯示，小國若要利用多方競爭，應在幕後低調布局，避免公開化引發大國反感。長期合作框架原是談判亮點。協議不僅聚焦礦產開發，還旨在確保未來數十年的重建資金與安全環境，形成「經濟共生關係」，讓美國難以輕易退出。然而，媒體介入將焦點從長期利益轉向短期爭議，例如安全承諾的模糊性，削弱了協議的戰略價值。小國應認識到，談判中的透明度雖有助於國內支持，卻可能讓大國因顧忌形象而退縮。僵局的另一隱憂在於，小國過度依賴單一大國可能喪失自主性。若協議最終達成，美國的經濟影響力或限制烏克蘭的政策空間。歷史上，小國因過分依賴大國援助而失去獨立性的案例不勝枚舉。烏克蘭應在協議中保留資源開發與資金使用的決策權，以保障長期利益。這場僵局也影響了更廣泛的地緣政治格局。美國的猶豫促使歐盟於2025年3月底表示將加大對烏克蘭的重建援助，而俄羅斯與中國則可能趁機調整策略，例如中國近期加碼投資烏克蘭基礎設施。烏克蘭若要突破僵局，需重拾低調姿態，靈活應對各方關切，避免進一步公開爭議。烏克蘭礦產協議的經驗顯示，小國在爭取大國支持時，需謹慎平衡談判的公開性與保密性，將大國利益與自身發展綁定，並透過多邊布局提升籌碼。媒體曝光雖打亂進程，卻也提醒小國在國際博弈中必須精準掌握策略時機。唯有在低調務實的基礎上，烏克蘭才能將資源優勢轉化為談判籌碼，在與大國的周旋中找到立足點。＊作者為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美國作為全球超級強權，歷來對可能威脅其經濟與技術領先地位的國家和企業採取強硬措施，以維護自身利益。這種策略在多個案例中展現，從國家層面到企業層面，無不顯示出美國為保持其全球主導地位所採取的手段。在國家層面，1980年代的日本是明顯的例子。當時日本的半導體產業蓬勃發展，市場佔有率大幅提升，對美國的相關產業構成嚴重威脅。為此美國與日本簽訂了《日美半導體協定》，強制限制日本半導體在美國市場的佔有率，直接打擊了日本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同時通過《廣場協議》迫使日圓升值，導致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這些措施有效地削弱了日本在全球科技產業中的地位。在企業層面，法國的阿爾斯通（Alstom）是另一個典型案例。作為法國工業的代表性企業，阿爾斯通在能源和交通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然而2013年阿爾斯通的高級主管在美國被捕，隨後公司被美國司法部處以巨額罰款，核心業務也被美國競爭對手通用電氣（GE）收購。這一系列事件導致法國在關鍵能源領域的自主性受到嚴重影響。台灣的企業也未能倖免。2000年代中期，台灣的面板產業如友達光電等公司在全球市場上表現出色。然而美國以反壟斷為由，對多家台灣面板企業展開調查，最終導致這些企業被處以巨額罰款，高層主管被判刑，企業競爭力大幅下滑。此外曾經風光一時的宏達電（HTC）在智慧型手機市場上崛起後，面臨美國以智慧財產權為由的多重訴訟，最終市場佔有率大幅下滑，逐漸退出主流市場。目前台積電（TSMC）作為全球領先的晶圓代工廠，雖然在技術上處於領先地位，但也面臨美國的壓力，被要求在美國設廠。這種情況下，台積電需要謹慎應對，以維護自身利益。綜合以上案例，可以看出美國為維護其全球領導地位，對可能威脅其經濟和技術優勢的國家和企業採取了多種手段，包括經濟制裁、司法調查和政治壓力等。這些行為引發了國際社會對全球經濟公平性和競爭中立性的思考。

護理師公會針對台灣護理人力危機提出了多項具體建議，這些建議旨在從薪資待遇、工作負擔與制度層面解決問題。我將逐一深入探討這些建議的可行性與潛在影響，並分析政府若採納這些措施可能帶來的改變。這些建議不僅是短期救急之策，更是長遠穩定醫療體系的關鍵。首先，公會建議透過公務預算補助醫院護理人員薪資，每人每月發放一萬元津貼，直至護理人力有效回流。這項措施直接針對薪資偏低的痛點，旨在提升護理人員的經濟誘因。台灣護理人員薪資長期偏低，尤其與其高工時、高壓力的工作環境不成正比，導致許多人選擇離職或轉行。若每月增加一萬元津貼，以一名護理師年薪約60萬元計算，這將使年收入提升約20%，可能有效吸引離職者回流或留住現有人員。然而這需要政府編列龐大預算。以全台約20萬名護理人員估算，每月需20億元，每年240億元。這對財政是否構成負擔，以及如何確保資金到位，將是實施的關鍵挑戰。此外，補助是否能真正解決流失問題，還需搭配職場環境改善，否則僅靠金錢誘因可能只是短期止血。公會提出提升健保點值，確保醫院有充足資源提高護理人員薪資，目標年薪達百萬元以上（不含夜班津貼）。健保點值是醫療費用支付的基準，若能調高，醫院將有更多資金用於人力成本。台灣健保長期以低點值運作，雖保障民眾就醫權益，卻壓縮醫療機構的財務空間，導致護理人員薪資難以提升。若年薪達百萬，將使護理師收入與其他高技術職業（如工程師）看齊，大幅提升職業吸引力。然而，健保總額有限，若大幅提高點值，可能推升保費或排擠其他醫療項目，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將考驗政府的決策智慧。此外，醫院是否願意將增加的收入全數轉為護理薪資而非其他用途，也需嚴格監管。公會建議將急性一般病床護理費提高，以合理反映護理專業價值。這項建議聚焦於護理工作的核心領域，急性病床通常涉及重症或緊急患者，護理負擔極重。若護理費提高，不僅能增加醫院收入，也讓護理人員的付出獲得相應回報。例如目前健保支付的護理費偏低，無法反映實際工作量，若能調升20%-30%，可能讓醫院更有動機增聘人手並改善待遇。然而，這同樣涉及健保資源重新分配，可能引發其他科別或醫療項目的反彈，政府需謹慎評估整體影響。第四，公會建議調升居家護理費20%以上，以應對緊急醫療需求並減少住院等待時間，降低急診壅塞風險。居家護理能讓患者在家接受專業照護，減輕醫院病床壓力，尤其對高齡化社會至關重要。目前居家護理費偏低，導致服務供給不足，若提高20%，可鼓勵更多護理人員投入社區照護，從而分流急診與住院需求。例如一名患者若能提早出院接受居家護理，可釋放病床，降低急診壅塞。然而此舉需擴大居家護理人力培訓與設備投入，短期內可能加重現有人力負擔，長期則需建立完善的支持體系。第五，公會建議修訂相關法令，將助人力如護理佐理員納入醫療機構編制，以減輕護理人員負擔，使其能專注於專業護理工作。護理佐理員可承擔非技術性任務，如翻身、餵食等，讓護理師聚焦醫療專業。這在國際上已有成功案例，例如日本的介護員制度。然而台灣目前缺乏相關法規與培訓機制，若貿然納入，可能因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影響醫療品質。佐理員的薪資與管理成本也需納入考量，政府需制定明確規範，確保其與護理師的分工互補而非競爭。公會建議加速三班護病比入法，確保合理的人力配置，保障護理人員與病患的安全。三班護病比指的是每班護理師負責的病患數，目前台灣部分醫院超標，導致過勞與醫療疏失風險。例如國際標準建議急重症護病比為1:2，而台灣常達1:10。若立法規範，可強制醫院增聘人力，改善工作環境。然而這可能增加醫院運營成本，尤其對中小型醫療機構壓力更大，政府或需提供配套補助，否則恐難全面落實。總體而言，護理公會的建議從多面向切入，試圖打破護理人力短缺的惡性循環。這些措施若能有效實施，將大幅提升護理人員的職業尊嚴與醫療體系的穩定性。然而其挑戰在於資金來源、政策平衡與執行細節。政府需跨部會合作，整合健保、財政與勞動資源，並與醫療機構協商，確保建議落地。護理人力危機不僅是醫療問題，更是社會韌性的試金石。公會的建言為政府提供了明確方向，接下來，關鍵在於行動力與執行力。

台灣第四座天然氣接收站（簡稱「四接」）環評正式通過，這項決策雖然被視為能源轉型的一大進展，但更重要的是，它應該被納入整體國家能源轉型架構來衡量。四接的設立，除了提升天然氣發電的比重、減少燃煤與燃油發電的依賴外，也與非核家園政策、碳中和目標、再生能源發展策略密切相關。因此，對於四接的評估，不能只侷限於其單一效益，而應放在台灣長期能源戰略的脈絡中來檢視。

在近期於巴黎舉行的人工智慧（AI）行動峰會上，法國總統馬克宏宣布未來幾年內，法國AI產業將獲得總計1090億歐元的投資承諾。這項龐大的投資計畫不僅顯示出法國對AI產業的高度重視，也反映出歐洲希望在全球AI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的戰略企圖。

隨著中國AI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普及，低價競爭已成為中國AI企業主導市場的重要策略。透過大規模補貼與成本優勢，中國AI產品不僅席捲國內市場，也積極拓展至全球，並逐步滲透到消費電子、工業應用、智慧城市等各個領域。

台灣在《經濟學人》2023年民主指數中以8.92分排名全球第十，成為亞洲民主評比最高的國家。這不僅是國際對台灣民主發展的肯定，也反映出台灣人民長期以來對民主制度的堅持與努力。相比於挪威（9.81分）、紐西蘭與冰島等全球排名領先的民主國家，台灣雖仍有進步空間，但其在亞洲地區的領先地位無可動搖，展現了堅韌且充滿活力的民主制度。這項成就的背後，來自於台灣公民社會的成熟與壯大。近年來，台灣民間的民主參與愈發積極，形成強大的社會動能，公民意識的覺醒讓民眾更加關心社會議題，和平理性的表達訴求讓不同意見能夠在民主框架內獲得充分討論。此外對政府施政的監督機制愈加強化，公民團體與媒體的監察確保施政透明與問責，選舉制度與民主機制的健康運作則讓民眾透過選舉表達意見，維持民主社會的動態平衡。這種由下而上的民主力量為台灣提供了堅實的民主根基，使其成為全球民主發展的成功案例之一。

近日中國AI公司Deepseek的突破性成就引發科技市場關注，這不僅是一個技術上的里程碑，也標誌著AI發展策略的重大轉折。長期以來業界普遍認為AI進步高度依賴於龐大的硬體投資，例如OpenAI和Anthropic等科技巨頭投入數十億美元，採購大量高階GPU，建立強大運算中心。然而這種「以硬體堆疊」的發展模式使AI創新門檻居高不下，技術進步受到少數資本雄厚的企業掌控，限制了更多企業參與競爭的機會。Deepseek的成就證明，AI的未來並非只能依賴昂貴的硬體擴張，而是可以透過演算法優化與計算架構創新來提升運算效率，進而降低AI訓練與推理的成本。這種策略轉變代表了一種資源效率的再定義，不再單純依靠硬體堆疊，而是透過精細化的計算資源管理來實現更高效的AI應用。更重要的是，這種模式大幅降低AI發展門檻，使得更多中小企業能夠投入AI技術研發，有助於打破過去由大企業壟斷的市場格局。這場變革對臺灣的AI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長期以來臺灣在半導體產業具有世界領先的地位，尤其是晶片設計與製造領域擁有關鍵優勢。然而面對AI發展模式的轉變，臺灣若仍然只聚焦於硬體供應，將可能錯失更廣泛的AI應用市場與技術創新機會。AI產業的競爭已經從單純的硬體競賽轉向軟體與演算法的優化，這正是臺灣應該積極發展的方向。臺灣擁有強大的ICT（資訊與通信技術）產業基礎，以及豐富的工程技術人才，應當利用這些優勢，將發展重心轉向AI軟體、演算法與應用層面的創新，打造完整的AI生態系統。從市場的角度來看，這種AI策略的轉變可能會挑戰NVIDIA等硬體供應商的市場地位，因為AI發展不再完全取決於GPU的算力，而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現有的計算資源。同時，這種趨勢也為臺灣的AI企業帶來新的機遇，使中小型企業能夠在AI領域發揮更多創意與應用開發能力。例如，臺灣可以透過開發輕量化AI模型，針對醫療、智慧製造、金融科技等領域提供客製化AI解決方案，而非僅僅依賴高成本的大規模運算資源。此外，臺灣的學術界與產業界應加強合作，推動AI數據優化、模型壓縮技術與節能運算等關鍵技術發展，這將成為臺灣在全球AI市場中脫穎而出的重要競爭力。AI發展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未來的競爭不再是硬體規模的比拼，而是演算法效能與應用創新的競逐。這對臺灣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會。我們應該抓住這股趨勢，調整AI發展策略，強化演算法、應用開發與資源優化的能力，並且積極參與國際AI生態的建構，確保臺灣在這場AI變革中保持競爭優勢。政府與企業應攜手合作，制定符合新時代需求的AI發展政策，推動AI技術與各產業的融合，讓臺灣在全球AI產業鏈中占據更加關鍵的地位。

當前AI技術發展迅速生成式AI（GenerativeAI）與大型語言模型（LLM,LargeLanguageModels）已成為全球科技競爭的核心戰場。然而台灣在這場競賽中，面臨缺乏本土大型語言模型的挑戰，使得國內企業、政府及研究機構不得不依賴國際AI服務，如OpenAI、Google、Anthropic等公司所提供的模型。

2025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帶來了兩個令人深思的現象：川普的強勢回歸和台灣的實質缺席。這兩個看似無關的事件實際上深刻揭示了全球政經格局中的權力演變，也凸顯出台灣在國際參與中的戰略不足。筆者今年在世界經濟論壇的現場，正好感受到川普的強勢與台灣的低調，形成強烈的對比。從2018年到2025年，川普在達沃斯論壇的三次亮相展示了他政策態度的明顯轉變。2018年他首次出席達沃斯論壇，試圖對全球商界傳達「美國優先不等於美國獨行」的訊息，釋出善意以吸引外資；2020年的第二次演說他以美國經濟成就為核心，展現執政信心；到了2025年川普的演說雖以視訊方式進行，但態度卻轉向對抗，特別是在貿易、能源和貨幣政策上表現出更強硬的立場。這種演變不僅反映了川普個人政治手法的升級，也揭示出美國對全球經濟體系主導權的更強渴求，進一步加劇國際經濟的緊張態勢。與川普的高調對比，台灣在2025年達沃斯論壇中的表現顯得極為低調甚至缺席，儘管國際社會對台灣的關注度前所未有。除了前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的出席外，他是一個人的名義出席，和各地數位平台的創始人進行面對面的見面，除此之外，台灣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實質影響力。在過去的幾年台灣在達沃斯論壇中都是核心關注的焦點。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在論壇中多次提及台灣的戰略地位，強調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的核心角色以及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這些對台灣的討論都來自外部聲音，台灣自身卻未能有效參與其中。在達沃斯滑雪小鎮的現場，各國都有租用當地店家而佈置的國家場館，或是利用經貿組織所安排的場外論壇都很熱烈，台灣卻沒有任何的場館在這個國際重要的經貿論壇場合中出現。台灣在這一重要國際平台上的缺席表面上是因為預算削減，但實質上反映出更深層的戰略思維缺失。達沃斯論壇以其開放性和靈活性，提供各國與非政府實體多種參與方式。從印度各邦到庫德族自治區，甚至非主權實體都能以創意的方式在論壇期間設立展館或舉辦活動，展示其特色與實力。相比之下，台灣作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關鍵國家，卻未能在這樣的自由環境中有效展現自身價值，實在令人惋惜。這種缺席特別顯得諷刺，因為達沃斯論壇正是一個為全球領袖提供多邊對話和跨國合作的理想場域。台灣作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節點，應該利用這一機會強化國際連結、鞏固外交關係，甚至推動全球對台灣海峽安全的更大支持。然而因為預算限制和國際參與策略的不明確，台灣錯失了一次展示國家實力與重要性的機會，這無疑是一場國家層面的戰略失誤。展望未來，台灣需要全面檢討其國際參與策略。預算配置應基於戰略考量，而非僅僅從財政平衡的角度出發。國際參與不應該成為刪減經費的犧牲品，而應視為國家長遠利益的重要投資。朝野政黨應在國際參與議題上達成共識，確保國家利益不因內部政治分歧而受損。台灣應善用官方與民間力量，創造更多元的參與方式，讓台灣的聲音在國際場合更加響亮。2025年達沃斯論壇的教訓提醒我們，國際參與並非僅是形式上的代表性，而是展現國家價值與影響力的關鍵機會。台灣未來應積極籌備每年的國際論壇活動，投入資源策劃有影響力的議題，並利用場邊活動爭取更多曝光。外交部更應善用非正式管道，協助建立跨國合作，讓台灣在國際舞台上擁有真正的發言權。在全球政經秩序快速變化的時代，台灣不能再錯過任何展示自我的機會。達沃斯論壇的缺席應該成為一個警鐘，提醒我們國際參與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唯有積極投入、精心規劃，台灣才能在全球政治與經濟的浪潮中站穩腳步，確保自身的戰略地位和長期利益。

川普政府的政策與過去的美國政府有著明顯不同，特別是在對待盟邦的方式上。傳統上，美國的對外政策強調維持與盟國的穩定合作關係，但川普則更傾向於透過強硬手段來達成其戰略目標。這種作法不僅適用於競爭對手，也同樣適用於美國的盟友，如加拿大與臺灣。川普經常被認為是一個語出驚人的政治人物，他的言論往往超出一般人的理解範圍，甚至顯得荒謬。然而，如果仔細分析他的行為模式，就會發現他的政策其實有其內在邏輯，並非全然即興發揮，而是經過精心計算的策略。問題不在於川普是否「超前」，而是外界是否能夠跟上他的節奏，並理解他的真正意圖。川普曾表示，將對加拿大與墨西哥加徵25%的關稅，直到這些國家加強邊界安全管理，防止非法移民與毒品流入美國。這顯示了川普如何將關稅作為一種談判工具，不僅用來調整貿易失衡，也用來推動美國的外交與安全利益。在與加拿大的互動中，川普甚至提議將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51州」。這一提議表面上看來荒誕，甚至讓人懷疑川普是否有擴張美國領土的野心。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發言本身已經產生了強烈的政治影響。川普以輕鬆的語氣，當面羞辱加拿大總理杜魯道，稱他為「第51州的州長」，這無疑是一種公開的政治壓力手段。許多人起初認為，川普的關稅政策是為了解決非法移民與毒品問題，後來又以為他可能有領土擴張的野心。但現在看來，真正的重點或許在於逼迫杜魯道下台。事實上，杜魯道後來的政治處境確實變得艱難，最終選擇不再競選連任。如果川普的真正目標是要影響加拿大的政局，那麼他確實成功了。杜魯道是一位左派政治人物，強調自由主義與政治正確，而川普則是右派，致力於推動保守主義的回歸。川普厭惡政治正確的文化，並視其為左派思維的象徵，因此他不僅要與中共對抗，也要在民主陣營內部清除左派勢力。加拿大的杜魯道成為了他的第一個目標。與此同時，川普對待其他右派領袖則是完全不同的態度。例如他在佛羅里達的海湖莊園熱情接待義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Meloni），因為她是一位右派領袖。而對於英國工黨政府，川普則表現出冷淡的態度。馬斯克也在社交媒體上公開支持德國的極右政黨「另類選擇黨」（AfD），這與川普的全球保守主義運動相呼應。川普沒有選擇接見走親中路線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卻會見了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的遺孀安倍昭惠，這也可能暗示著川普希望日本延續安倍的保守主義政策。這顯示出，川普的全球戰略不僅是「民主vs.專制」的對決，更是在民主國家內部進行「左派vs.右派」的對抗。他的目標是重塑民主陣營，使其回歸保守主義價值觀，而非讓左派勢力主導國際秩序。川普的政治偶像是前美國總統雷根（RonaldReagan）。雷根是共和黨的代表性人物，堅持保守主義，成功對抗蘇聯，並推動美國在冷戰中的勝利。雷根敢於挑戰蘇聯，而川普則敢於對抗中共，兩者的策略在本質上如出一轍。但川普的目標不僅是「反共」，而是要用保守主義的價值觀來改變世界。他不僅想要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AmericaGreatAgain），更希望讓整個世界回歸他認為「正確」的道路。他認為，極端左派政策對社會造成了破壞，因此他要透過全球性的政治運動來糾正這些錯誤，並將一個更保守、更穩定的世界交給下一代。對臺灣來說，與美國的外交不應該僅限於地緣政治、半導體產業、機器人技術或能源供應，而應該深入理解美國內部的價值觀競爭。過去，臺灣的外交戰略較偏向於與民主黨合作，強調自由主義價值，但川普的回歸意味著，臺灣也應該開始擁抱保守主義，並強化與共和黨的外交關係。如果臺灣希望獲得川普政府的強力支持，那麼不僅要談安全合作，還應該展示出對保守主義價值觀的認同。臺灣的對外政策需要調整，不能只依賴傳統的自由主義外交，而是要學會在美國的兩黨政治中取得平衡，並在必要時轉向更符合共和黨利益的策略。川普的外交戰略與傳統不同，他以談判與施壓為手段，不僅對敵對國家施壓，對盟友亦然。他不僅關注地緣政治，也試圖改變民主陣營內部的意識形態。加拿大的杜魯道已經成為他戰略調整的犧牲品，臺灣必須從中吸取教訓，及早做好準備。臺灣若要適應川普的世界觀，就必須深入理解他的邏輯，學習如何在共和黨主導的國際秩序下保持自己的戰略地位。這意味著，臺灣不僅要強化軍事與經濟實力，還要在國際輿論與價值觀層面上，展現自己與美國保守派的共同立場。這將是臺灣未來外交戰略的關鍵挑戰，也是確保自身安全與國際支持的必要步驟。

近期在野黨立法委員推動的「通案」水電費削減政策引發諸多討論，這項政策雖看似簡單直接，但其背後所隱含的複雜性實不容小覷。在審視這項政策時，我們不得不正視其存在的諸多盲點與不合理性。這種一刀切的削減方式完全忽略了各部會及機關的個別差異，無論是業務性質、規模還是能源使用效率都有所不同，貿然實施可能導致某些單位因資源不足而無法正常運作，直接影響服務品質。「通案」水電費削減政策雖然出發點良好，但其粗暴的執行方式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政府應以更為科學、精準的方式推動節能減碳，避免一刀切的政策損害公共服務品質。同時，也應加強對基層單位的支持，確保政府資源能夠有效利用。期盼透過深入的討論，能促使政府重新審視現行的預算刪減政策，制定更為合理、有效的節能措施。「通案」水電費削減政策雖然初衷在於控制公共開支，但其執行方式卻忽略了效率與公平的平衡，更忽視了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際。在民主制度下，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應建立在多方協商與實證基礎上，而非簡單地追求數字上的節約。我們期待政府與各界能共同推動更科學、合理的節能政策，真正實現資源有效運用，同時捍衛憲政秩序與公共利益。在探討這項政策對不同機關的影響時，我們可以發現其衝擊範圍相當廣泛。對基層單位而言，由於普遍缺乏自主調整預算的能力，預算削減將直接影響其日常運作，可能導致人員調度困難、設備維護不足等問題。研究單位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因為他們需要穩定的經費支持才能進行長期研究，預算削減可能導致研究計畫延宕或中止，不利於國家整體的科研發展。文化教育單位同樣受到影響，這些單位需要穩定的經費才能推動各項文化活動、提升國民素養，預算削減可能導致文化活動減少、教育資源縮減。首先這項政策忽視了不同單位的實際需求。各部會和機關的能源使用狀況差異巨大，有些單位如研究機構、醫療設施或文化教育機構，對穩定的經費需求更加依賴。削減水電費預算可能導致基層單位無法有效執行職責，例如設備維護不足、日常運作困難，甚至影響最基本的公共服務。當這些單位的正常運作因資源不足而受到影響時，受害的不僅是機關本身，更是依賴這些服務的民眾。這種對公共需求的漠視，是政策設計中的一大盲點。此政策可能削弱行政部門的自主性和效率。削減預算雖然旨在促進節能減碳，但卻缺乏針對性與激勵性，未能鼓勵各單位主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或採取創新節能方案。相反，這種外部壓力可能迫使部分單位採取短視的應對策略，例如削減基本服務、縮減人力或減少維護投入，導致公共資源的更大浪費與長期損害。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做法可能造成激勵不足的問題，若各單位預期未來仍可能面臨預算削減，將缺乏積極改善能源效率的動力。反而可能為了應對預算縮減，採取短視近利的措施，如減少維護、降低服務品質等。同時「不得流用」的限制更可能導致部分預算無法靈活運用，造成行政僵化與資源浪費。：更重要的是，這種刪減方式涉及到行政與立法權限的界限問題。預算的編列與執行是行政機關的核心職責，而立法機關的角色應聚焦於審查與監督，確保預算使用合理。然而，「通案」削減政策以立法權的形式直接介入行政機關的資源配置，實際上是一種權力的不當擴張。這不僅破壞了權力分立的憲政基礎，這是一種錯誤的預算刪減方式，是必須要遏止及改善的歪風。

台灣在人工智慧領域的發展正處於關鍵轉折點。雖然擁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和全球供應鏈優勢，但在應用層面的發展仍顯不足，特別是跨產業整合與創新應用的推進。面對這樣的挑戰，從德國2030創新議程中學習可以提供寶貴的啟發，幫助台灣找到更具體的發展策略。德國2030創新議程以其在產業轉型、數位化發展與人才培育上的全面規劃，展現了一個成熟經濟體如何推動科技創新的方法。首先德國強調人才的核心地位，透過建立健全的人才引進機制、強化本土人才的培育以及簡化外籍專業人士的工作許可流程，成功提升國家在技術領域的競爭力。台灣可以參考這一模式，設立專屬的AI人才培養計畫，深化產學合作，同時吸引國際專業人士參與台灣的AI發展。其次在資本方面有特別的關注，資金支持體系是推動創新不可或缺的要素。德國透過擴大風險投資規模、完善早期投資機制並建立多元退場管道，為新創企業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持。台灣若能效法，就應該在數位發展方面給予更多的資金挹注。應進一步鼓勵民間投資AI領域，設立專項基金支持初創企業，並以簡化程序和政策優惠降低創業門檻。台灣可以鼓勵企業設立實驗性平台，以提供測試技術的空間，縮短從創新到商業化的過程。政府在創新推動中扮演關鍵角色。德國通過數位化轉型來優化行政效率，並利用創新採購促進技術落地，顯示了政策引導在科技發展中的重要性。台灣應積極優化相關法規與政策，例如成立單一窗口以簡化行政程序，提供稅務優惠以吸引更多企業投入AI研發，並以政府主導建立共享的AI數據平台，解決數據孤島問題，同時提升技術應用的廣度。過去台灣雖然有數位發展部門的設置，但是並未將其工作重點放到AI與不同產業的研發與應用，我們仍然應該鼓勵國際交流，但是重點是在技術整合而非宣傳，主事者必須要掌握重點來發展數位相關產業。德國議程的另一大亮點是對跨領域合作的重視。他們以工業4.0為契機，將人工智慧融入傳統製造業，創造出具國際競爭力的智慧工廠模式。台灣可以借鏡這一經驗，將AI應用拓展至製造、能源、交通等領域，並結合智慧醫療的成功經驗，促進技術在不同產業間的整合與擴散。同時，強化基礎設施與數據互聯的能力，為跨領域合作創造有利條件。跨領域整合應該可以成為台灣的強項，我們有半導體硬體的支撐，必須加緊腳步利用這幾年的優勢，發展到不同的產業領域。綜上所述，台灣從德國2030創新議程中可以學到的不僅是政策設計與資金配置的策略，更是整體產業升級的宏觀視角。透過完善人才培育、擴展資金支持、優化政策環境並推動跨領域合作，台灣能進一步突破既有框架，開創更具競爭力的AI產業生態系統。這不僅能強化台灣在全球AI市場中的地位，還能為台灣的產業轉型提供持續的驅動力，邁向下一個科技發展的高峰。

人工智慧（AI）領域正經歷一場靜默的革命。這場革命的核心並非來自技術的突破，而是效率的提升。當效率精靈從瓶子裡被釋放出來，整個AI產業將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影響範圍不僅限於科技巨頭與新創公司，也將波及全球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包括台灣的AI發展與應用策略。效率提升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首先，AI開發門檻大幅降低，使得更多開發者能夠參與創新。過去，AI開發需要大量的資金和資源，只有大型科技公司才能負擔得起，而這種高門檻讓許多中小企業和研究機構望而卻步。然而，隨著AI模型變得更加高效，運算資源需求大幅減少，小型團隊甚至個人開發者也能夠參與AI創新，這將極大地促進AI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台灣作為科技創新重鎮，擁有豐富的軟體人才與成熟的半導體產業，這波趨勢將為台灣的AI產業提供全新的成長機會，讓更多本土企業能夠投入AI應用開發，而不再只是晶片供應鏈上的一環。市場競爭也將因此急劇加劇，新創公司將有機會挑戰科技巨頭。過去，科技巨頭在AI領域擁有絕對優勢，因為只有他們能負擔大規模GPU計算與模型訓練成本。但現在，隨著效率的提升，新創公司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開發出優秀的AI產品和服務，這將打破科技巨頭的壟斷地位，為市場帶來更多的活力和競爭。這對台灣的新創企業而言，是一次難得的機遇。台灣的AI產業應該利用這場效率革命，加速本土AI應用的發展，並且在特定領域，例如智慧製造、智慧醫療、智慧零售與金融科技，開發具競爭力的AI解決方案。大型科技公司的技術優勢將不再牢不可破，其「護城河」逐漸縮小。過去，大型科技公司透過不斷地投入研發，建立了強大的技術壁壘，並利用規模經濟效應持續強化市場支配力。但現在，隨著AI技術效率提升，新創公司更容易追趕上來，這將迫使大型科技公司不斷創新，才能保持其競爭優勢。這種競爭壓力將推動AI技術更快地演進，讓企業更注重AI模型的應用價值，而非僅僅是算力的提升。台灣企業在這場變革中，應該專注於開發高效能、低資源消耗的AI服務，而非單純依賴昂貴的算力競爭，以確保在國際市場中保持競爭力。硬體需求與成本的直線下降，也將使AI應用更加普及。過去，AI訓練與推理需要大量的運算資源，高昂的成本使許多企業無法負擔。然而，隨著AI模型變得更為精簡與高效，所需的運算資源大幅減少，讓AI技術能夠應用於更多的領域，例如醫療、教育、交通與智慧城市等。台灣在半導體與硬體製造方面具備全球領先的優勢，這場效率革命將帶來新的市場需求，促使更多企業開發能夠整合AI的低功耗晶片與嵌入式AI應用，從而提升台灣在AI生態系統中的影響力。OpenAI與Anthropic等科技巨頭不會坐以待斃，他們可能早已開始調整布局。然而，效率提升已成為不可逆的趨勢，過去「堆砌GPU」的發展模式將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更精簡、更高效的AI系統。這不僅改變了AI產業的競爭模式，也讓企業的發展策略發生轉變。從這一趨勢來看，台灣的AI企業應該將焦點轉向軟體與演算法優化，並發展更具應用價值的AI解決方案，而非僅僅追求更強大的硬體算力。這場革命將成為AI發展史上的轉捩點，如同個人電腦取代大型主機，雲端運算改變IT產業。AI技術將變得更加普及與平價，其影響力將滲透至各個領域。關鍵問題不再是AI是否會顛覆現有格局，而是這場變革的速度與規模。未來，AI技術將無處不在，從智能家居到自動駕駛，從醫療診斷到教育輔導，AI的應用將影響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台灣應該積極投入AI教育與人才培養，讓更多開發者能夠參與這場變革，確保台灣在AI產業發展的浪潮中占據有利位置。效率提升不僅改變了AI產業，更將重塑整個科技生態。這場革命提醒我們，技術進步不僅來自突破性創新，更來自持續的效率優化。當效率精靈從瓶子裡出來，AI的未來將更加多元與開放，這不僅是技術變革，更是人類智慧的解放。效率的提升將使AI技術更加普惠，讓更多人享受到AI帶來的便利和好處，這將極大地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對於台灣而言，這場效率革命是一個難得的契機，只要我們能夠迅速調整策略，專注於軟體創新與應用開發，台灣完全有機會在AI產業的新時代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並在全球AI市場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在2024年總統大選後，台灣民眾黨選擇與國民黨合作，並在立法院展開聯合運作，此舉引發各界對其親中共政治取向的關注與批評。這種合作模式不僅改變了台灣政治版圖，更可能對台灣民主制度造成深遠影響。民眾黨與國民黨的合作行動被外界認為有毀憲亂政與企圖政變的疑慮。這種偏離憲政秩序的行動可能破壞台灣多元共識與法治基礎，直接挑戰民主原則。若進一步企圖推翻民選政府，將面臨國內外的嚴厲譴責與抵制，對台灣的民主穩定性構成重大威脅。外界質疑這種合作可能聽命於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削弱其政治正當性。中共透過統戰策略滲透台灣內部政黨與人物，試圖分化台灣社會。若民眾黨與國民黨的行動與中共利益高度重疊，將引發社會對其忠誠度與政治自主性的質疑，甚至可能導致社會強烈反彈。針對特定人士如黃國昌的攻擊行為，也引發爭議。黃國昌雖是具爭議性的政治人物，但若成為政治打壓的對象，可能反映出某些勢力試圖透過輿論或法律手段消耗異議聲音。若涉及違法行為，則應依法追究責任，否則此類行為將進一步削弱加害者的公信力。民眾黨與國民黨聯合傅崑萁與韓國瑜等政治人物展開政治攻勢，也引發社會質疑。傅崑萁與韓國瑜在台灣政壇的形象兩極，他們的加入雖可能鞏固藍白合作，但也讓人擔憂此合作是否符合民主價值與民意期待。對民選總統賴清德的持續攻擊亦成為焦點。賴清德作為合法當選的總統，其正當性源自民意支持。若無實質證據卻不斷攻擊其執政，反而可能激發支持者更積極捍衛政府，進一步穩固執政黨地位，並削弱攻擊者的社會支持。針對這些情況，民眾黨作為第三勢力正面臨定位危機。若持續與國民黨合作並採取破壞性或偏向中共的行動，將失去中間選民的信任。台灣過去的第三勢力能獲得支持，是因為其維持了「不親藍、不親綠」的中立形象。一旦偏離此路線，民眾黨恐將面臨內部分裂與支持度下滑的風險。台灣的民主體制也必須自我防衛，警惕並防範可能的憲政危機。國會與司法機構應加強對立法院重大行動的監督，確保一切運作符合憲法與法治精神。面對潛在的毀憲行動，應有更完善的防範與應對機制。社會與媒體的監督角色更顯重要。公民社會與媒體應持續關注並揭露政治操作背後的真相，讓大眾了解事實，避免被誤導。對於不實攻擊與抹黑行為，政府也應透過法律與公共溝通機制積極澄清與回應，防止輿論被操控。深化國民教育與強化國際聯繫亦是關鍵。台灣應加強民主價值教育，讓民眾更了解憲政體制的重要性，並積極與國際民主國家合作，爭取國際支持，以抵禦外部勢力的滲透與壓力。民眾黨與國民黨若持續採取違背民主憲政的行動，不僅將損害自身政治形象，更可能對台灣民主發展造成嚴重威脅。台灣社會必須保持高度警覺，透過選舉與公民參與積極守護民主價值，確保國家政治與經濟的自主性與穩定發展。

一年一度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舉行，這場吸引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政治與經濟領袖的盛會，是國際舞台上無法忽視的焦點。筆者於現場觀察，深感台灣的缺席成為一大遺憾。儘管前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以個人身分參與部分活動，但台灣在這一全球性平台上幾乎毫無存在感，未能有效利用機會展現其國際影響力。考慮達沃斯經濟論壇過去五十年扮演的角色，沒有好好利用這種世界領袖級的自由論壇，實在是太可惜了。本屆論壇的主題「智慧時代的合作」，聚焦地緣政治、全球化挑戰、氣候變遷與新技術發展等議題，這些都與台灣在國際供應鏈中的地位息息相關。台灣卻未在此積極參與。事實上台灣的全球重要性在過去已多次被提及。例如，2024年論壇中，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明確指出台灣半導體在全球供應鏈的核心角色，並強調台灣海峽的和平對世界經濟的重要性。同年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公開表示，台灣儘管國土不大，但其地理位置和創新能力使其成為國際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這些正面評價多來自他國，台灣自身卻未能主導相關討論，這讓台灣的國際形象僅止於他人描述，無法積極掌控話語權。烏克蘭的案例對台灣更顯啟發意義。在本屆論壇中，烏克蘭成功組織多場國際會議，包括一場有80多國國家安全顧問參與的和平計畫討論，為其外交與國家利益爭取了更多曝光與支持。即便面臨內外困境，烏克蘭仍利用達沃斯平台成功推動國際聲量，展現其戰略目標與外交能力。相較之下，台灣作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龍頭，在此重要國際舞台上幾乎全然缺席，只能由他國代為闡述其角色與貢獻，實為重大錯失。達沃斯論壇的開放性提供了多樣化的參與方式，並非僅限於正式會員國。全球多個地方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都能透過設立展館、舉辦論壇或其他形式參與。例如印度的地方政府、伊拉克庫德族自治區與西藏團體均成功在論壇中設立場館，展示其議題與實力。台灣的缺席，並非來自外界的阻礙，而更多是內部在資源分配與參與策略上的不足。為此台灣需要採取積極措施，加強國際論壇中的參與。應積極在達沃斯論壇等場域設立展館，展示台灣在數位轉型、半導體產業與全球供應鏈穩定上的貢獻，同時策劃場邊活動，邀請國際媒體與專家參與討論。政府還應增加經濟外交預算，支持官員與企業代表在國際舞台上發聲，並將參與國際論壇納入年度優先議程。台灣的國會之朝野政黨應跨越黨派之爭，全力支持這類具國家利益的國際參與計畫，確保台灣的聲音不被忽視。台灣在國際場合中的缺席，是一個值得深刻反思的教訓。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台灣若無法積極參與國際舞台，將冒著被邊緣化的風險，逐漸淪為國際討論的客體而非主體。政府必須汲取經驗教訓，積極調整策略，在未來的達沃斯論壇及其他國際平台上展現更強有力的姿態，主動爭取國際話語權。唯有如此，台灣才能真正提升經濟與外交影響力，在智慧時代中創造更多機遇，實現全球共融與永續發展的目標。

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刪減金額高達2075億元，較113年度的300億元暴增近7倍，這一空前的刪減幅度令人震驚。若與110年度的246億元相比，更能突顯這次刪減的異常規模。如此驚人的調整幅度，無疑成為社會與政界廣泛討論的焦點，也揭示了背後可能存在的政治角力。這次大幅刪減對施政層面帶來的潛在影響不容小覷。重大建設計畫可能因資金短缺被迫延宕，各部會的正常運作亦可能面臨壓力，進一步波及民生服務的品質，影響全民福祉。刪減預算的政治意涵也值得關注。一方面，這或許是立法院展現權力制衡的極端表現，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出行政與立法機關關係的進一步緊張，甚至讓人質疑此舉是否帶有強烈的政治動機。如此大幅的刪減是否合理，是否淪為政治操作的工具，都是需要深入探討的議題。從治理效能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刪減恐對政府施政產生多重影響。行政機關的施政計畫可能因預算不足而被迫調整，公共服務的品質也可能因此降低，最終影響國家發展進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這樣的刪減是否會損及國家治理的穩定性，甚至使國家長期目標難以達成。從民主制度的運作來看，這次預算審議是否充分展現理性溝通，還是更多淪為政治角力的工具，也值得引發社會對現行預算審議制度的反思。如何在民主體制下確保討論的專業性與理性空間，避免審議過程被過度政治化，是當前急需面對的課題。預算審議在民主政治中應當是政府與立法機關協商溝通的重要機制，而非對抗或政治角力的工具。當刪減幅度遠超過往年的常態，不僅對政府運作與公共服務帶來實質影響，更可能危及國家整體發展進程。如何在未來的預算審議中兼顧理性、專業與透明，已成為當前社會各界必須共同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