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德國氛圍讓人想起1930年代，中國不惜一切代價消除異己

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旅居德國的中國藝術家艾未未講述了德國和歐洲針對移民問題的態度變化，也形容中國社會是「一個將每一個人訓練成說謊話，不說話，聽不見，看不見，告密者或加害於他人的社會」。

德國之聲：您在英國衛報12月9日刊登的一篇專訪中形容，德國及歐洲很多地方的氛圍讓您回想起1930年代的狀況。是什麼趨勢或事件讓您認為歐洲的公民社會比幾年前更排斥外來移民？

艾未未：在現實中，歐洲面對移民問題的態度和立場有很大的改變，去年德國黨派競選，在柏林隨處可見「讓我們生自己的孩子」，「我們的廚房容不下穆斯林」這類廣告主導選民。 2016年新年之際，德國科隆中央火車站外廣場上德國婦女被難民強奸的新聞充斥於德國媒體中，當時我在柏林藝術大學(UDK)教學，我們班的學生經過實地調查發現這是一則假新聞。這則新聞被德國媒體炒作，操縱了民眾理解難民問題的公共輿論轉向。

不久前，在一處收銀處，一位中年的出納員眼睛盯著我說：「你在把錢交給我的時候，你應該說『請』。」我很吃驚的看著他說：「我不想說『請』，這會有問題嗎？」他說：「不要忘記你是在歐洲，你必須學會禮貌」。我回答：「可是，你不是應該教我如何學禮貌的人」。他接著說：「別忘了，是我付錢養活你！」

我不再和他爭論，這種種族歧視的態度，在柏林的生活中並不少見，我認識的外籍人常會遇到這類事。

第二天早晨，在送孩子上學的途中，我在出租車上打開我母親發給我的語音留言時，司機憤怒的說因為他在聽音樂，讓我關掉手機，我急切想知道在北京的母親說了什麼，對司機說：「可是你在聽音樂，我並沒有讓你調低音樂聲」。這時候司機把車停靠在路邊，他讓我們下車。重找另一輛出租車需要時間，我們的時間不夠，我告訴他：「我們不會下車」。這樣，我們僵持了一會。之後，司機繼續開車，汽車音樂仍然開著，我重聽那段沒有聽完的錄音。行走中的車突然緊急剎車，致使我們身體失控，孩子的頭撞到前座的椅背上，他開始大喊大叫。因為孩子在車上，這個時候我感到有些緊張，駕駛者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竟用駕駛車輛發洩，我認為他極可能傷害我們。

這兩起小小的事件，涉及普通人，發生在12個小時中，流露出普遍的民眾中對移民的看法，這不是偶然的。每一天，從孩子的學校到我工作室的路上，路邊可以看到一些嵌在石頭地面的銅牌，上面刻寫著人的名字，年齡，在什麼時間，他們被送到哪個集中營中被殺害。路過這樣的銅牌，我每次都會停下來，不由自主的。我始終不能相信，一個社會怎麼能夠做到在大庭廣眾之下將這些人劫持，送去死亡。我的理智和情感無法解答這樣的問題。每當我親身體驗到人們對外來人口的歧視和仇恨時，自然會想起上個世紀30年代發生了什麼。 （相關報導： 從退役四星上將到現役三星中將，從白宮幕僚長到國防部長「川普的將軍們」一一陣亡 ｜ 更多文章 ）

德國之聲： 您認為德國及歐洲各國政府該如何不讓社會中維護基本人權的價值流失？

艾未未：在工業革命以來的政治進程中，歐洲建立了新秩序，秩序的基石是人道主義原則。七十年前的《人權宣言》面對戰爭創傷，避免歷史災難的重演，歐美國家將人權概念奉為新世界的基本原則。但是這一概念在全球化後發生轉變。

今天世界的矛盾不再是二戰時期、冷戰時期的問題，而是新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壟斷下的巨大的人道主義危機，包括戰爭、貧困和對環境、自然資源的掠奪和畸形分配後形成的貧富差異，極權政治奉行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可持續發展的人類前景。這些對人權和人道主義原則提出了挑戰，難民問題重新考驗歐洲民主政體如何對待戰爭，對生命受到侵害而尋求庇護的人權立場。顯而易見，今天歐洲的政治策略與奉行的人道主義原則相悖。

對人道主義和人權的背離，伴隨著難以想象的人道主義的災難。面對全球七千萬難民的困境，歐洲及發達國家無論在理解層面，還是實際操作層面都令人失望。眾多的人道主義的災難，如果深究，無不與歐洲的發展歷史，與它的政治經濟的優勢有關。歐洲的文明，曾經和現在，仍然是建立在很多地區的不幸之上。如果不是有意回避現實，歐洲的這種麻木和無能將使矛盾尖銳化和不可逆轉。發生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戰爭、也門的戰爭和飢荒、緬甸對羅興亞人的種族滅絕都清楚的證明這一點。

解決問題需要從根本態度上發生轉變，將對難民的接濟和援助，視為慈悲施舍是不切實際的，維護人權，是發達國家面對全球化社會現實的義務和責任，放棄這個責任就是放棄人道主義原則。歐洲需要重新思考，長遠地將人權問題視為一個整體的價值，而不僅是尋求國家主義利益和穩定。

德國之聲：先前有媒體報導透露您將移居美國。您為何會做此決定？過去幾年在德國生活有何體悟？

艾未未：我希望孩子能在一個英語系地區繼續接受教育，我曾經在美國生活過12年，有基礎英語水平，紐約自然成為首選。 柏林是我喜歡的城市，這是為什麼我在這裡建了工作室，我不會放棄柏林的工作環境。德國是一個理性的有秩序的社會，這和我以往中國的經驗不同。在我被關押期間，很多人在不同國家、不同層面為我的處境發出聲音，德國作出的努力最讓人難忘。我被釋放後，順利在柏林的大學任教，同時開展我的工作。如果沒有德國，我不可能捲入難民問題中，是德國給了我這個契機。 （相關報導： 從退役四星上將到現役三星中將，從白宮幕僚長到國防部長「川普的將軍們」一一陣亡 ｜ 更多文章 ）

德國之聲：您的許多作品跟人權息息相關。而近期的一些訪問中，您談到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似乎忘記了人權是什麼。您是否能夠分享一下，藝術如何提醒人們何為人權的角色？

艾未未：人權已不是政治理想，不是抽象的概念。人權是人的最基本屬性，像空氣和水分，我們並不是時時注意到它們的存在，但它們是生命最重要的成分。作為一個藝術家，感受、理解和有效的表達是我工作的基本內容。一件作品的真實含義，不是存在已久的抽象的說教，而是來自個人的真實體驗，為體驗找到一種語言和傳播方式。在藝術的新的定義下，人性得到了一次延續和擴展。在今天的種種爭議和混亂當中，藝術仍然具有強大的魅力，仍有可能對社會造成沖擊和影響，因為藝術是人的創造性的一部分，是人性的屬地。

德國之聲：您過去在中國也經歷過被政府監控和軟禁。您認為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是否擴大了對異議人士、人權倡議者以及公民社會的打壓？對生活在這樣高度控制環境下的人來說，他們還有哪些方法和管道繼續表達意見和想法？

艾未未： 中國作為一個極權社會存在，是不惜一切代價地消除異己，對自由思想打壓是極權政治存在的基本條件，失去這個條件，它就不存在了。1949年至今，對人性的無處不在的打壓滲透在政權的每一次喘息中。七十年的鎮壓，過百次政治運動，對數以百萬的異己者的清肅，從根本上鏟除了獨立的文化和政治思考，將每一個人訓練成說謊話，不說話，聽不見，看不見，告密者或加害於他人的社會。今天一如既往，它只是同一個政治概念的延續，它會永遠延續下去，直至奉行這個政治概念的政體消失，希望獲得另類的寬松的政治環境的矯情，只是痴人說夢或說與虎謀皮。

目前中國的情形，讓西方希望在全球化背景下從中國謀求更大利益的人惶惶不安，他們說：「當中國富強了，民主會自然的形成，寬松的環境將從天而降」，如果不是有意歪曲，另有所圖，這些人至少是被蒙蔽被欺騙了。中國的網絡是極權控制的利器，如果我的名字或一張我的照片出現，整篇文章會從網上消失。我的律師浦志強被判五年徒刑，因為他在微博上的幾條推文。中國政府通過互聯網對人的監控遠遠超過了奧威爾的所有想象。網絡監控和滲透不僅是侵傷個人的隱私，更侵蝕一代人的靈魂，培養人們的恐懼心理和說謊的習性。

德國之聲：您在德國期間得到哪些創作靈感？這些靈感如何與您關注的議題結合，並通過藝術品和展覽展現出來？

艾未未： 2001年，我的第一個展覽，是柏林的建築空間Aedes，第一次將中國建築介紹到西方。2007年的卡塞爾文獻展，是我在全球藝術平台上的首次亮相，也是我具有鮮明特征的一次嘗試，涉及全球化文化和移民問題。四川地震後，2009年我在慕尼黑做首個個展時，是德國醫生對我的救治，否則我早已離開這個世界了。在我被秘密消失之前，我在柏林開始建工作室，後來將兒子和女朋友送到柏林。來柏林後我的主要的活動，是對正在發生的難民問題的卷入，是德國為我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

德國之聲：您將在2019年推出哪些計劃？會有任何作品與中國人權或者與全球難民相關？

艾未未：我是一個中國人，同時是一個政治難民。難民的最大特征是離開了故土，故土是作為一個精神存在。難民生活，強化了我對人性和人道主義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原則的認識，用全球視野看待人權和人性的問題。今天中國存在的人權問題，與全球範圍內對人權的理解是分不開的，扯不清的。捍衛一個整體的人權概念，無論發生在中國，北朝鮮，在非洲或歐洲，我們需要一個全球化的人權概念，而不止是全球化的政治經濟體系。 （相關報導： 從退役四星上將到現役三星中將，從白宮幕僚長到國防部長「川普的將軍們」一一陣亡 ｜ 更多文章 ）

我個人的生活沒有明確的計劃，像每一個人一樣，我關心日常的問題。我們有兩、三部電影在制作中，一部關於難民的電影《尚存者》（The Rest）已完成。另外兩部電影與難民與社會公正有關，還有一部是探討人和自然的關系。我明年有多個藝術展，值得一提的是在墨西哥的一所大學的展覽。，在德國杜塞爾多夫的展覽將是我在歐洲主要的回顧性展覽，另外還有幾個在南美洲和北美的藝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