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日抗戰的歷史紀錄裡，血幅最早是出現於中緬印戰場（CBI-China-Burma-India Theater）。其實在美國的歷史上，類似血幅的設計最早是出現在獨立戰爭初期，當時華盛頓將軍（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美國國父與第一任總統）特別命人設計製作了一個求救符號給不會說英語的法國盟友，讓他們能一路平安地回到費城（Philadelphia）。另外根據考證，最早在中國戰場使用血幅的不是美國的飛虎隊，而是在民國26年（1937年）8月至民國30年（1941年）4月時的蘇聯援華志願軍。大陸作家舒德騎所寫的《蘇聯飛虎隊：蘇聯空軍志願隊援華抗日紀實（重慶出版社／2016.06）》一書中指出，1937年底，駐武漢的蘇聯空軍志願軍一架I-15戰鬥機奉前線指揮部之命於安徽鳳陽、蚌埠等地進行低空偵察任務，但遭到日本高射砲擊中，之後迫降於安徽霍邱，飛行員脫困之後卻被當地無知的愛國農民當成日本人而圍毆，兩名蘇聯飛行員──科里可夫與霍斯金差點被打死。為了避免再發生這樣的憾事，空軍前敵指揮部（第一任總指揮為周至柔將軍）特別製作了「血幅」來當成敵我識別之用。除了「血幅」之外，前敵指揮部也特別加製了一張絲帕給蘇聯志願軍隨身攜帶，帕面上除了有與「血幅」一模一樣的字樣與圖案外，還有詳細的中文說明和政府關防來增加識別度。
不同於蘇聯志願軍所配戴的血幅是由空軍前敵指揮部製發的，飛虎隊的血幅則是由「航空委員會」所製發的。只是上述說法與大陸作家張軍在《陳納德與飛虎隊～在華抗戰紀實／靈活文化出版》書中的記載不同，張軍在書中指出──「血幅」是在「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即飛虎隊／Flying Tigers）」成軍之初由當時擔任戰地服務團團長的黃仁霖將軍（1901～1983）所設計的，目的就是為了要保護這些外國飛行員不要被當成敵人（日本人）而遭到攻擊。不過最特殊的是，在陳納德將軍所寫的《陳納德將軍與中國（Way of a Fighter：The Memoirs of Claire Lee Chennault）》一書中，並沒有提到何有關「血幅」的設計緣由。
在當時絕大部分來華的美軍飛行員都把血幅縫在飛行夾克的背上，也有人是縫在衣服裡面，少數則是放在兜裡隨身攜帶，跳傘安全落地之後再拿出來向中國百姓求救。血幅的形式並不只有一種，在CBI戰場（China Burma India／中緬印戰區）也有獨立設計的血幅、另外除了傳統的中英文外，還有多語言版本的血幅（註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軍在韓國與越南戰場仍繼續使用血幅來做為飛行員跳傘之後的識別救難用途。 （相關報導： 賈忠偉觀點：美國阿靈頓國家公墓的前世今生 ｜ 更多文章 ）
目前在臺北市貴陽街的「國軍歷史文物館」裡擁有一幅唯一參戰過的「血幅（編號為：06714）」。這是曾來華助戰的美國前飛虎隊員迪利‧波義德‧克拉姆少校（1919～2005，1975年以少校官階退伍）的兒子羅恩‧克拉姆於民國104年（2015年）捐給中華民國政府的，「國軍歷史文物館」也在同年的8月15日於館內公開展示。根據紀錄當年航空委員會總共印製了1萬幅「血幅」，其中編號從001到200號都是由飛虎隊指揮官陳納德將軍所領取，供飛虎隊員使用，其他的「血幅」則是由來華參戰的美國陸軍航隊員所使用（註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