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新冠封鎖隔離的新反思：方法不對，代價昂貴—佩戴口罩才是更好解方

為了應對致命的新型冠狀病毒，許多國家的政府採取了現代社會此前從未用過的嚴厲措施，即對日常活動加以嚴格而廣泛的限制，這導致全球陷入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和平時期衰退。

全球約有相當於4億個工作機會流失，僅美國就有1,300萬個。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數據，今年全球產出將下降5% ，比金融危機時期糟糕得多。

儘管代價如此高昂，大多決策者們卻篤信別無他法，將經濟危機視作健康危機的一個衍生後果。他們尚未全面分析新療法出來之前的常見風險和對策收益就下令關停非必需產業，讓民眾居家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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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時間收集這類證據，面對一種人類不了解、迅速傳播的病原體，他們優先考慮的是拯救生命。

5個月過後，有證據顯示，封鎖隔離政策過於死板、耗費了高昂的經濟成本。從政治角度看，這類措施無法長期實施至病毒被消滅殆盡。還有證據表明，替代策略可以用較低成本減緩疫情蔓延。隨著疫情在美國各地爆發，一些專家主張決策者採取這些更有針對性的限制和干預措施，而不是展開另一輪破壞性的封鎖隔離。

「我們正處於一場經濟災難的風口浪尖。」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家詹姆斯·斯托克（James Stock）說，他與哈佛流行病學家邁克爾·米納（Michael Mina）等人正在創建模型，研究如何既能避免死亡人數激增，又不必實行破壞嚴重的封鎖隔離措施。斯托克說：「我們可以通過遵守規則來避免災難可能產生的最壞後果。」

疫情導致的經濟困境主要影響的並非患病的人，而是那些極力保持不生病的健康群體，如居家隔離的消費者和工作者，重新安排生產計劃或暫時停工的企業。其中許多都是自發的，因此無論政府是否限制，經濟衝擊總是不可避免的。

要把自發行為和政府命令所產生的影響區分開來並不容易。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經濟學家奧斯坦·古爾斯比（Austan Goolsbee）和查德·西弗森（Chad Syverson）的一項研究顯示，政府限制在美國消費者流動性下降中僅起到了12%的作用；而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經濟學家科薩利·西蒙（Kosali Simon）和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的布魯斯·溫伯格（Bruce Weinberg）領導團隊進行的另一項研究表明，政府限制在失業情況中起到了60%的效力。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中美若想維持和平，「重建平等的媒體關係」將是很好的第一步 ｜ 更多文章 ）

儘管如此，由於疫情與經濟活動之間聯繫緊密，許多流行病學家和經濟學家表示，不控制病毒，經濟就無法復甦。「病毒將決定我們何時可以安全重啟經濟。」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所長安東尼·佛奇（Anthony Fauci）於4月表示。7月下旬，美聯儲表示「經濟的方向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病毒的情況走向。」

怎樣才算是可接受的感染水平，這類說法留有相當大的餘地，而感染水平又反過來決定要施行何種程度的限制。如果我們只能接受零感染，那麼必須嚴格實行隔離，並且有可能要反覆隔離，或者至少要等有效的疫苗或治療方案出現再解禁。大多數國家都拒絕了這種做法。

新冠之前，封鎖隔離並非流行病防治措施中的標配，以前的防治措施主要是針對流感設計的。

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期間，美國一些城市關閉了學校、教堂和劇院，禁止大型集會和葬禮，並限制了商店營業時間。但當時政府沒有下令要求民眾居家隔離，或是關停非必要產業。而之後最致命的1957年流感大流行期間，政府也沒有採取任何此類措施，甚至學校也照常開放。

封鎖隔離也不是一種現代的方式。加拿大的疫情指南得出的結論是，限制行動「即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是不切實際的」。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7年全球性流感的社區緩解指南也沒有建議居家隔離，或關停非必需產業，即便是對一場和百年前嚴重程度相當的流感，亦是如此。

因此，當中國1月封鎖武漢及其所在的湖北省，當義大利3月實施全面居家隔離政策時，其他地方的許多流行病學家都認為這些措施沒必要，反而會有壞處，且有可能無效。

到了3月底，他們改變了這個想法。義大利的醫院裡擠滿了垂死的病人，他國民眾觀之心驚。新冠比流感致命得多，能夠無症狀傳播，也還沒有疫苗或有效療法。

台灣、韓國和香港是大流行早期的優秀典範，展示了如何在不全面封鎖隔離的情況下阻止疫情蔓延。其反應能力經受過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後來的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和禽流感的歷練，他們迅速要求民眾停止前往中國大陸，並進行廣泛檢測，隔離感染者和追蹤到的接觸者。這三個地區的民眾很快開始佩戴口罩。

瑞典採取了另一種做法。政府沒有採取封鎖隔離措施，只是施加了一些適度限制，將患者數量控制在醫院能夠處理的水平。

根據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的數據，瑞典的新冠死亡率高於鄰國丹麥，但低於英國，而付出的經濟代價比這兩個國家都要小。

瑞典目前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與歐洲其他國家一樣低。人們因此猜測瑞典追求的是群體免疫，即由於先前的接觸或疫苗接種，能有足夠多的人群獲得免疫力，因此人際傳播減少，疫情最終消失。至於達成群體免疫的臨界點是什麼，無論是在瑞典還是在其他地方都尚無定論。

到今年3月，美國再想效仿東亞的檢測與追蹤策略為時已晚。美國疾控中心搞砸了最初的檢測試劑研發和分發，檢測能力有限意味著無數感染病例歷經數月都沒能被發現。川普（Trump）對檢測依舊輕視，時至今日，美國每查出一個確診病例所做的總測試數還不到20次，而台灣和韓國在高峰時期則是超過500次。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中美若想維持和平，「重建平等的媒體關係」將是很好的第一步 ｜ 更多文章 ）

瑞典的策略也被排除了。3月中旬，英國放棄了這種策略，原因是倫敦帝國理工學院（London’s Imperial College）的一組專家預測，如果不保持社交距離，81%人口終將被感染，英國將會有51萬人死亡，美國則會有220萬人死亡。

這些估算數據可能過高。一些專家認為，不需等到81%人口感染就能獲得群體免疫。儘管如此，這樣的預測還是有助於說服英國和美國領導人實施封鎖隔離政策。

然而，一開始他們的目標並不明確，大量術語令混亂局面雪上加霜。官員們有時說他們的目標是「彎曲」或「撫平曲線」，這些術語原本意思的是讓傳播感染趨勢在一定時間段保持平穩，醫院不至於被每天的高峰情況壓得不堪重負。有時他們又把目標描述為「緩解」、「遏制」或「抑制」，這些詞通常都可以換著用。

「幾乎沒有人嘗試去真正定義目標，部分原因是決策者和流行病學家沒有充分考慮如何用詞彙去定義他們想說的或想要的。」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米納說。

決定流行病傳播的關鍵因素是再生數，即「R0值」：每個感染者平均能夠繼續感染多少人。當R0大於1時，新的感染持續發生，直至足夠多的人口因感染或接種疫苗從而達成群體免疫。當R0小於1時，即便有輸入性感染會引發疫情爆發，但新感染病例最終會降至零。米納表示，緩解的目標通常是R0略大於1，而抑制的目標是R0小於1。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Paul Romer）表示，美國沒能解決「要緩解還是要抑制」的問題。他說，緩解意味著要接受有更多出現死亡病例來實現群體免疫，這是哪國領導人都不願看到的。但如果是完全抑制，除非你堅持到底，否則沒有任何意義。

一些國家確實通過封鎖隔離實現了抑制疫情。中國在湖北省消滅了疫情，隨後抑制了在其他地方爆發的疫情，其採取的大規模隔離和監控措施在西方民主國家很難複製。

紐西蘭實行了史上最嚴厲的封鎖隔離政策，為期兩個月。該國面積相對較小，地理位置相對較偏，曾經102天沒出現新發病例。儘管如此，8月爆發的疫情促使政府重新實施大範圍的限制措施。

美國在很大程度上既沒有中國的專制硬性手段，又缺乏紐西蘭的耐心。今年3月，當被問及封鎖隔離是否會持續數月時，川普回答說：「我希望它消失得更快一些。」事實上，3月底時，他的公共衛生顧問建議再限制一個月就足夠了。

4月中旬，他的公共衛生顧問針對隔離州何時應重新開放發布了一份指導方針，其中包括14天內病例數量下降，以及擁有檢測和追蹤流感症狀患者的能力。「我們編寫指南時的主要和完全驅動因素是美國公眾的安全和健康。」佛奇告訴記者。

但就在同一天，川普明確表示，他的首要任務是經濟：「長時間的封鎖隔離，再加上經濟被迫衰退，將對公共健康造成巨大而廣泛的損害。」他說。幾周內，他表揚了那些沒有達到指導方針要求卻重新開放的州，並在Twitter上發了「自由（LIBERATE）」支持那些反對封鎖隔離的人。

許多共和黨州長都將經濟放在首位，一些比較支持封鎖隔離政策的民主黨人也在努力堅持著。3月19日，加利福尼亞成為第一個發布居家令的州，民主黨州長加文·紐瑟姆（Gavin Newsom）表示，他的目標是「扭轉曲線」。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中美若想維持和平，「重建平等的媒體關係」將是很好的第一步 ｜ 更多文章 ）

《洛杉磯時報》報導，5月7日，他宣布了一個異常雄心勃勃的目標：只有兩周內死亡人數為零、每萬名居民中新冠患者不超過一例的縣才能提前重新開放，而該州95%的地區無法達到這一標準。

紐瑟姆表示將由科學和數據來決定何時取消居家令。經濟與社會壓力很快出現了，各縣官員催逼他放寬標準。5月18日，他做出讓步，放棄了無死亡要求，並將病例數量限制提高到每10萬人25例。

各縣很快開始開放。一個月後， 加州病例再次開始激增，遠超之前的高點。

「我不會說我們的策略真的有改變。」加州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馬克·加利（Mark Ghaly）說，「我們需要將（感染病例）降低到我們的系統能夠處理的水平。」

加利表示，他們探討過採取像紐西蘭那樣全面抑制的方法，但這需要從早期開始全國齊心協力，在各地觀點迥異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實現的。

加利指出，封鎖隔離對家庭、經濟和心理健康的影響也很重要。他說：「當你看到失業人數不斷攀升，企業不僅每周都受到威脅，而且可能（永遠）不會再開的時候，你一定要考慮到這些事。」

哈佛大學的米納表示，美國從一開始就可以選擇經濟優先，就像瑞典那樣，接受一部分人的死亡，或者也可以選擇健康優先，保持封鎖隔離狀態，直到新發病例減少到檢測和追蹤可以控制新的疫情爆發的程度，就像羅德島等東北部一些州所做的那樣。

美國的大部分地區兩者都沒選。米納說，結果就變成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經濟遭受損害，人們在正確與錯誤之間搖擺不定，慢慢地許多企業都關門大吉。

過去五個月以來的經驗表明，我們需要一個替代方案，只使用那些被證明能夠最大限度地挽救生命、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經濟和社會混亂的措施，而不是封鎖隔離。「強調重開那些經濟利益最高而風險最低的。」米納說。

例如，保持社交距離政策可以考慮不同年齡段的不同風險。新冠病毒對老年人尤其致命。自由市場智庫平等機會研究基金會（Foundation for Research on Equal Opportunity）稱，療養院的常住人口佔總人口的0.6％，卻佔新冠死亡人數的45%。該機構表示，更好地隔離這部分群體能夠以很少的經濟代價挽救許多生命。

相比之下，今年死於新冠的兒童數量要少於流感。瑞典大多數學校仍然開放，荷蘭的學校5月時重新開放，對這兩國進行的研究發現，教師面臨的風險並沒有高於總體人口。這表明，在有保護措施的情況下，在疫情高發地區之外重新開放學校，不會使疫情惡化，同時也能減輕在職父母和孩子的負擔。

麥肯錫公司（McKinsey＆Co.）估算，如果學校要明年1月才重新開放，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將損失一年的教育機會，這意味著他們的終身收入將減少4% 。

米納等人的研究表明，「超級傳播者」事件對感染的影響更大，尤其是在人員密集的室內聚會中聊天、唱歌、叫喊，例如婚禮、體育賽事、宗教儀式、夜總會和酒吧等場合。

在日本，酒吧和餐館佔新冠聚集型感染（即出現五個或以上病例）的16%，而工作場所僅佔11% 。酒吧、餐館和賭場占路易斯安那州多個病例爆發感染情況的32% 。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中美若想維持和平，「重建平等的媒體關係」將是很好的第一步 ｜ 更多文章 ）

口罩可能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干預措施。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和美國外科醫生總會（The U.S. Surgeon General）幾個月來都不鼓勵佩戴口罩，儘管此前疾控中心提出指導意見稱口罩可以通過防止佩戴者傳播疾病來限制疫情傳播。

4月初，德國耶拿市要求居民在公共場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工作場所佩戴口罩。不久後感染停止。IZA勞動經濟研究所（IZA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的一項研究估計，與同類城市相比，口罩減少了40%到60%的感染增長。

研究報告的作者之一克勞斯·韋爾德（Klaus Wälde）表示，全國人民佩戴口罩有助於德國經濟恢復正常，同時也能保持較低的感染率。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Inc.）估計，在美國採取全國性的佩戴口罩政策可以代替麻煩的封鎖隔離措施，能節省5%的國內生產總值。

一些流行病學家和經濟學家認為，加大檢測力度可以在還沒有疫苗的情況下幫助安全重啟經濟。羅默估計，美國每花費10美元進行檢測，就能恢復1,000美元等值的經濟活動。

米納指出，任何人都可以在幾分鐘內使用試紙檢測唾液樣本中的病毒。他說，這種方法雖然不夠精確，但比把樣本送到實驗室要快得多，也便宜得多。如果疫情高發地區50%到60%的人每隔一天能進行一次這樣的檢測，疫情就可以得到抑制。

米納和斯托克的團隊根據五大人口群體和66個經濟部門的聯繫頻率和易感染程度，設計了一個「智能」重開計劃，假設大多數企業使用行業指導方針重新開工，包括遵守社交距離、保持衛生狀況和在家工作，學校重新開學，要求戴口罩，教堂、室內運動場所和酒吧仍然關閉。

6月，他們估計，與立即取消所有限制措施相比，這種方式將使美國今年年底前的死亡人數減少33.5萬人。他們表示，相比實施第二輪封鎖隔離，該計劃能幫助提高10%的經濟產出。

「如果採取所有這些措施，將為經濟重新開放留出很大空間，而且死亡人數會很少。」斯托克說，「經濟停擺是一種很生硬且代價高昂的做法。」

美國南部和西南部已經進行了一些針對封鎖隔離的實時實驗。亞利桑那州在3月實施了一項居家令，並於5月初取消。

病例激增時，共和黨州長道格拉斯·杜西（Douglas Ducey）拒絕重新實施限制政策或要求民眾佩戴口罩。隨後，他最終允許各個城市要求佩戴口罩，又關閉了酒吧、健身房、電影院和水上公園等，並要求餐館的接待量不得超過50%。政府禁止50人以上的集會，並強烈建議佩戴口罩。但他並沒有封鎖整個州。此後，病例數量和住院人數急劇下降至5月初的水平，甚至更低。

同樣，加利福尼亞州也在7月中旬叫停了餐館、酒吧、博物館、動物園和電影院的室內活動，但並未像3月和4月時那樣發布居家令，禁止戶外活動，或暫停選擇性手術。病例數量已經開始下降，而住院人數自7月高峰期以來下降了35% 。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中美若想維持和平，「重建平等的媒體關係」將是很好的第一步 ｜ 更多文章 ）

「3月時，人們還沒有意識到戴口罩的好處。」加州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加利說，「說明在室外要比呆在室內好的證據非常有說服力。」他說，與4月相比，「我們了解了更多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