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健正觀點：續任三天即赴美選校長─從高為元事件看台灣大學校長治理的制度缺口

清華大學校長高為元於去年3月17日，經校內教授、副教授過半數同意續任，第二任任期自今年5月1日起算，至2030年4月30日止。然而近日媒體披露，他在續任生效後僅第3天，即赴美參與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UH Mānoa）校長決選，最終未獲錄取。

消息曝光後引發輿論譁然。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在臉書公開批評，稱此舉「不要臉」，並直言「值得發動個學運」；民進黨立委林楚茵則以「騎驢找馬」形容此事。教育部回應，此行為並未違反法令規定；清大校方也強調，參與國外校長遴選純屬個人決定，校務推動與重大計畫進度均未受影響，並列舉今年校慶募款創新高、QS世界大學排名上升至142名等成果，作為佐證。

細究輿論走向，大致可歸納為三種立場：批評者訴諸誠信說、承諾說、責任說；支持者訴諸學術自由與機構（清大）自主；而較為中立客觀的觀察者，則試圖以風險說分析此行為是否符合理性行為模式，並進一步主張應建立資訊揭露的對稱性，以及檢討是否應設立校長任職最低年限。

教育部回應此事並未違反法令規定，這本質上是一種合規審查，而非倫理評價。現行法規多半僅規範校長遴選程序、任期起訖等形式要件，對於「續任後多快可以參與他校遴選」缺乏明文限制。規範存在空白，不代表行為本身沒有爭議。

值得留意的是，教育部這種「只問適法、不問妥適」的回應模式，並非首次出現。自2018年台大校長遴選爭議（管中閔案）以來，教育部在面對大學校長人事爭議時，屢屢以「適法性」作為回應框架，藉此與大學自治事項保持距離，避免被指控介入或干預校園自主。

教育部的立場一方面確實符合大學自治的精神，亦即大學校長人事本應由校內遴選機制與治理程序處理，主管機關不宜逕行實質介入；但另一方面，這種一貫的「適法說」回應模式，也逐漸被外界解讀為一種迴避實質評論的慣性策略，每當爭議發生，教育部便退守至最低限度的法律審查，將是非評價的責任完全交還給大學與社會輿論，較少主動就治理文化或倫理標準提出看法。

這種角色定位的延續性，也是理解本次高為元事件中教育部回應方式的重要背景，它並非針對個案的權宜之計，而是近年來教育部處理類似爭議時，已形成的一貫模式。

批評者的論證邏輯，可歸納為彼此支撐的三個層次。誠信說認為，續任投票本身是校內教授、副教授對候選人的信任表態；若候選人在爭取這份信任的同時，已在準備或考慮參與他校遴選卻未告知，即構成資訊隱瞞，使選舉人是在不完整資訊下做出決定。朱敬一以密西根大學前校長Harold Shapiro為例，任滿兩屆、履行原有承諾後才轉赴普林斯頓，用以區分「任期將屆的騎馬找馬」與「才上任就找新位子」的本質差異，正是誠信說的典型論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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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說進一步將焦點放在續任本身的性質上：同意續任，某種程度上隱含候選人願意在未來一個任期內穩定治校的默示承諾；若在承諾生效後極短時間內就展開背離承諾的行動，即使沒有法律拘束力，也構成對承諾精神的違反。

責任說則從校長作為機構代理人的特殊身分出發，主張校長不是單純的學者，而是對外代表大學、對內凝聚師生共識的機構代表人，其承諾與責任性質不同於一般受僱者，理應承受更高的誠信標準，無法完全比照個人職涯自由的邏輯來看待。

這三種論證彼此呼應，構成一個從「信任委託」到「承諾違反」再到「角色責任」層層遞進的批評結構。

支持者的論證則主要建立在兩種價值之上。學術自由強調學者在職涯上的自主選擇權，包括是否應徵他校職位，這是國際學術人才市場流動的常態；有學界人士指出「行之有年」，甚至存在藉由參與他校遴選提升自身身價與議價地位的現象，不應被簡化為忠誠度的背叛。

機構自主則強調，大學校長人事屬於校內治理範疇，清大校方回應此事為「個人決定」、並列舉校務未受影響的具體成果，某種程度上正是在捍衛這個立場的揭示，校內事務應由校方與校內成員依既有程序處理，外部（政治人物、社會賢達）的介入評論或發動學運施壓，可能逾越適當分際，甚至以輿論聲量取代制度內的正常監督機制。

這個陣營的核心主張是只要沒有違法、校務沒有實質受損，候選人參與他校遴選便屬於個人自由範疇，不應被過度道德化。

相對於前兩種帶有明確立場色彩的論證，較為中立客觀的分析途徑，是將此事重新定位為一個理性行為模式下的風險決策問題，而非單純的道德是非題。

風險說的核心主張是資訊的充分揭露本身即代表一種風險分配機制。若高為元在續任投票前充分揭露正在接洽夏威夷大學，清大選舉人便是在知情狀態下，為「續任後可能中途離任」的風險定價；而夏威夷大學在遴選時，也需自行評估「候選人現職剛續任、是否真能到職」的不確定性。雙方都是具備判斷能力的理性主體，理應能各自承擔已知風險，不必然需要訴諸道德指控。

然而，這個框架能否適用於本案，關鍵在於一個尚待證實的事實前提：揭露是否真實發生、且達到足以讓選舉人做出知情判斷的程度。目前公開報導並未顯示投票時有明確揭露，這正是風險說在本案中最大的適用性侷限，若揭露不充分或根本未發生，風險說便更像是一種事後的理論建構，而非對本案實際決策過程的準確描述。

值得一提的是，風險並非單方承擔。揭露本身對高為元同樣構成不對稱的個人風險，一旦揭露，清大可能因此不同意續任，而夏威夷大學遴選結果本就充滿不確定性，事實上他最終也未獲錄取，他可能面臨兩頭落空的最壞情境。從純粹風險管理角度，「先穩住現職、再暗中嘗試外部機會」確實是個人理性最適策略，但這恰恰也是問題所在，對候選人個人而言的最優策略，可能正是對機構信任關係而言的最差選擇。這也是中立觀點與純粹學術自由說的分歧之處，中立觀點承認候選人的行為具有理性基礎，但不因此免除機構對透明治理的制度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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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風險說指出了本案的核心癥結，包括資訊不對稱而非行為本身的違法或不當，中立觀點進一步主張，與其停留在對個人操守的道德爭辯，不如將此事轉化為制度改革的契機，朝兩個方向著手。

其一，建立資訊揭露的對稱性機制。與其仰賴候選人自律決定是否揭露求職動向，不如在校長遴選與續任程序中，明訂候選人須揭露是否正接洽其他學校職缺的義務，讓選舉人或委員會得以在知情狀態下做出真正對稱的風險判斷，而非在資訊落差下被動承擔續任後生變的風險。

其二，設置校長任職最低年限。相較於要求揭露內心意圖，在實務上難以查證，也涉及一定程度的個人隱私與自由，規範「續任後一定期間內不得參與他校遴選」這類具體、可觀察、可究責的行為門檻，或許是更務實的制度設計方向。這既保障候選人任期屆滿後的職涯自由，不至於完全扼殺人才於國際學術市場流動的空間，也回應了機構對治校穩定性的合理期待，而且違反與否可被客觀認定，不涉及揭露隱私或查證意圖的爭議。

這樣的制度設計，某種程度上同時回應了三方立場的關切：對批評者而言，最低任期年限直接處理了「承諾是否被履行」的疑慮；對支持者而言，任期屆滿後的職涯自由並未被剝奪，學術自由的精神仍獲保障；對機構自主而言，規則一旦入法或入校內章程，決定權仍在校內治理程序，而非事後的輿論究責。

高為元事件之所以引發如此兩極的評價，根本原因在於三種立場各自訴諸不同層次的價值標準，所謂的誠信與承諾涉及倫理評價，學術自由與機構自主涉及個人與機構的自主權限，而風險說則試圖跳脫是非對錯的框架，回到決策資訊是否對稱、行為是否理性的實證分析。三者並非互斥，而是分別揭露了同一事件的不同面向。

至於教育部一貫的「適法說」立場，某種程度上使得這場爭議缺乏一個具公信力的中介評論者，是非評價最終只能交由社會輿論與校內治理機制各自表述，難以形成整合性的制度反省。

總而言之，這起事件真正具建設性的啟示，或許不在於為高為元的行為蓋棺論定，而在於促使台灣高教治理正視一個長期存在的制度缺口，大學校長遴選與續任機制，始終高度仰賴候選人的個人自律，卻缺乏明確的資訊揭露規範與利益衝突迴避條款。若能藉此契機，推動建立資訊對稱揭露機制與合理的最低任職年限規範，將個人誠信的道德期待，轉化為可執行、可究責的制度保障，或許才是化解類似爭議、重建大學治理信任的根本之道。 （相關報導： 夏一新觀點：國防醫學大學升格，軍醫教育令人擔憂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台灣產業科技推動協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