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許劍虹專欄：重探「中國遊說團」與「中國幫」的對抗─從「來自福爾摩沙的參議員」談起

美國國務卿盧比歐（Marco Rubio）的那句「放蔣出籠」（Unleash Chiang）不僅提醒了我們蔣中正在美國保守派心目中的獨特地位，也把我們拉回到50年代那個「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與「中國幫」（China Hands）的對抗。在那個「以色列遊說團」（Israel Lobby）尚未誕生的時候，「中國遊說團」幾乎是美國國會裡最強大的涉外遊說團體。

「中國遊說團」的淵源誕生於40年代，當時美國開始警惕日本威脅，由律師寇克蘭（Thomas G. Corcoran）領銜成立，目的是在美國尚未對日本宣戰的情況下，協助宋子文和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招募美國飛行員參加「飛虎隊」（The Flying Tigers）來華助戰。此一來自「民間」的強大影響力，後來慢慢滲透到了美國的各行各業與國會，成為美國國內最為龐大的挺蔣勢力。

至於「中國幫」，則是美國參加太平洋戰爭以後，部份駐華的美國國務院外交官察覺到國民政府注定在戰後，甚至可能日本投降前輸給中共的事實，主張美國應對國共採取現實主義政策而非單方面押寶蔣中正。他們期待毛澤東走上「狄托主義」（Titoism）路線，轉而成為美國共同對抗蘇聯的盟友，從而與支持蔣中正的「中國遊說團」對抗起來。

而在50年代最支持「放蔣出籠」的「中國遊說團」代表人物，毫無疑問是外號「來自福爾摩沙的參議員」（Senator from Formosa）的加州聯邦參議員諾蘭（William F. Knowland）。「福爾摩沙」是1945年以前西方世界對台灣的英文稱呼，因此直接翻譯成中文的話也可以稱之為「來自台灣的參議員」，顯見他對蔣中正的支持相當強烈。

最近筆者有機會閱讀諾蘭傳記，突然很訝異的發現諾蘭在1972年得知他過去一起在國會共同對抗「中國幫」的老戰友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即將以美國總統身份訪問北京時，居然脫口說出了一句「早就該如此了」（It's about time），顯見他的反共立場如同許歷農將軍般的在晚年出現了變化，何以會如此呢？

那麼諾蘭這個有名的外號，到底是誰改他取的？我們要先把時空環境拉回到50年代那個「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橫行的時代，當時的諾蘭與尼克森兩人都是共和黨極右派當中的極右派，反共先鋒中的反共先鋒。在參議院裡有諾蘭，在眾議員裡有周以德（Walter H. Judd），分別代表參眾兩院內支持台灣的兩股力量。

與曾經在中國擔任傳教士的周以德不同，諾蘭其實在二戰以前沒有中國經驗，他是在歐洲戰場服務的。不過因為他所出生以及服務的選區加州鄰近太平洋，還有戰爭末期蘇聯在歐洲擴張的影響都強化了諾蘭反共抗俄的立場。所以他在當選參議員後，開始積極關懷中國事務，且以對蔣中正的堅定支持而在美國政壇名聲大噪。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台灣深藍族群如何看待盧比歐的「放蔣出籠」？ ｜ 更多文章 ）

諾蘭目睹杜魯門（Henry S. Truman）政府向希臘與土耳其提供援助後，對於美國政府置佔全球總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於不顧大感失望。在蔣中正因徐蚌會戰失利而下野，代總統由李宗仁擔任的情況下，諾蘭不惜冒著被中共俘虜的風險在1949年11月訪問重慶拜會當時僅是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蔣中正，象徵在他心中唯有蔣中正有資格領導中國的反共事業。

然而當時的蔣中正人還沒有敗退到台灣，真正賦予諾蘭「來自台灣的參議員」外號的其實是「中國幫」的代表人物，美國東亞史研究的泰斗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拉鐵摩爾因為從30年代末期就採取同情中共的立場，且在二戰時引導諸多美國外交官還有軍方將領產生支持延安的想法，被諾蘭等一眾「中國遊說團」視為蘇聯間諜嫌疑人。

拉鐵摩爾的忠誠度遭到美國國會三番兩次檢驗，搞到他最後一度不得不離開美國前往英國避風頭，其中打壓他最嚴重的參議員就是諾蘭。於是他用「來自台灣的參議員」指控諾蘭效忠的對象實為蔣中正而非美國，在那個時代的「中國幫」眼中，無論「福爾摩沙」還是「台灣」象徵的都不是民主獨立的自由國家，而是兩蔣威權統治下的法西斯政體。

有趣的地方是當時無論「中國幫」還是「中國遊說團」，都是以爭取海峽兩岸哪一個中國為正統而互相辯論，沒有一方是以「台灣」自居。真正支持由美國託管台灣，或者主張台灣人民自決的僅有葛超智（George H. Kerr）等少數邊緣人，「中國遊說團」始終堅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唯一的正統，「中國幫」則主張美國應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了中國大陸的現實。

諾蘭與周以德的主張不僅是美國應該保衛台灣，防止台澎金馬地區落入中共之手，同時也認為美國應該支持蔣中正反攻大陸，讓「自由中國」（Free China）擊敗「紅色中國」（Red China）這個由蘇聯扶持的紅色滿洲國。除了保守派共和黨人外，他們甚至在民主黨保守派中找到了盟友，那就是爭議程度不下於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的麥卡倫（Patrick McCrann）。

麥卡倫最爭議之處，是他為了反對蘇聯擴張，不惜飛往西班牙拜會在二戰期間保持中立，但卻與希特勒（Adolf Hitler）關係良好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他們三人與尼克森強強聯手，在1950年泰丁斯委員會（Tydings Committee）以及1951年麥卡倫委員會（Senat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的調查行動中圍剿「中國幫」。

包括謝偉思（John S. Service）與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在內，雖然沒有明確證據證明他們是共諜，他們卻還是在韓戰爆發後的背景下被逐出了國務院。艾森豪（Dwight E. Eisenhower）在1952年代表共和黨當選總統，相當程度上也獲得了「中國遊說團」的助力。諾蘭更是因為替艾森豪助選有功，成為了眾議院的共和黨領袖。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台灣深藍族群如何看待盧比歐的「放蔣出籠」？ ｜ 更多文章 ）

也是在諾蘭等人的大聲疾呼下，艾森豪總統通過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ROC-USA Mutual Defense Treaty）以及《福爾摩沙決議案》（Formosa Resolution），確立了防止中華民國自由地區落入中共手中的國策。儘管艾森豪本身對於蔣中正能否反攻大陸持懷疑態度，但是堅守台灣還是他必須要向「中國遊說團」表達的基本姿態。

不過也就在諾蘭最意氣風發的1957年，他居然為了參選1958年加州州長而放棄了連任參議員的權力，犯下了人生中不可挽回的錯誤。到了1958年，台海局勢早已隨著八二三砲戰的終局穩定了下來，美國民意縱然支持保衛台灣不落入中共的統治之下，但是對於蔣中正堅持的反攻大陸早已視之為天方夜譚。對於在國會橫行霸道的「中國遊說團」，更是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厭倦。

此刻美國人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經濟成長，同時也覺得共和黨人喊得反共口號越來越空洞，畢竟蘇聯已經在1957年把第一顆人造衛星打入太空，美國在太空競賽中輸得顏面掃地。人們期待換人做做看，導致了諾蘭在1958年加州州長選舉失敗，代表共和黨的尼克森也在兩年後的選舉中輸給了民主黨的甘迺迪（John F. Kennedy）。

從此之後諾蘭的政治生命終結，他也就此一蹶不振，雪上加霜的是他還從60年代末開始沉迷賭博。他成為拉斯維加斯賭場裡的常客，可手氣卻從來不像他過去在政壇中表現得那麼傑出。慢慢的諾蘭不只欠債累累，他與妻子的關係也在1972年鬧僵而以離婚收場。原本如果他繼續堅守參議員的位置，很有可能在1968年代表共和黨參選美國總統，取代原本尼克森的位置。

所以人們往往認為他距離白宮只有一步之遙，卻因為錯誤的決定而永遠無法當上總統寶座。到了1974年，他終於因為難以承受欠下的90萬美元債務而在家中舉槍自盡，以悲劇為自己的人生收場。或許諾蘭在從政的過程中，為了取得政治生命而不擇手段過，但是他身為一位曾經支持過中華民國且「來自台灣的參議員」，讀到這段的時候還是十分令人傷感。

當然台灣方面對他的去世非常悲痛，外交大老陳之邁就曾經以作風剛直形容諾蘭對中華民國的支持。但是從諾蘭1972年尼克森訪問大陸時對女兒親口說出「早就該如此了」那樣的言論，筆者幾乎可以肯定如果他真的在1969年進入白宮，有很高的機率也會跟尼克森一樣訪問北京，甚至更因為他是「來自台灣的參議員」，可能還會更有政治資本提早推動美國和中共的關係正常化。

「中國遊說團」與「中國幫」殊途同歸

尼克森之所以能成為打開中國之門的美國總統，就是在於他當議員的時候立場夠反共，讓美國大眾相信他不會在與北京接觸時出賣美國尊嚴。那麼「來自台灣的參議員」只怕會更沒有政治上的心理負擔去敲開北京之門，和毛澤東跟周恩來把酒言歡。反正毛澤東自己都講過，他真正喜歡打交道正是像諾蘭那樣的右派。

那麼何以諾蘭跟尼克森會轉變立場呢？何以會跟20年前他們所抨擊的「中國幫」靠攏了呢？主要原因還是中共在1969年與蘇聯大打出手，讓本來將中共視為蘇聯傀儡的「中國遊說團」終於認知到中共並非蘇聯傀儡，早期「中國幫」對毛澤東實際上是民族主義者而非共產主義者的判斷得到了證實。爭取一個統一強大又親美的中國，本來就是「中國遊說團」與「中國幫」的共識。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台灣深藍族群如何看待盧比歐的「放蔣出籠」？ ｜ 更多文章 ）

兩者的淵源都來自於19世紀美國傳教士「改造中國」，讓中國成為一個富強但親美的國家的信仰，差別只是「中國遊說團」將他們理想中的中國投射到了蔣中正身上，「中國幫」則是投射到毛澤東身上。等到了60年代，隨著北京成為美國牽制蘇聯的夥伴，且表現得比蔣中正還要更民族主義的時候，「中國遊說團」突然失去了繼續反對北京的動力。

「中國遊說團」代表的本來就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保守勢力，對自由民主價值本來就沒有代表自由派的「中國幫」那般堅持，諾蘭等人口中的「自由中國」更實際的意義是「親美中國」。只要蔣中正選擇親近美國，他們可以對兩蔣在台灣的威權統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所以當毛澤東跟鄧小平願意與美國合作對付蘇聯以及提供巨大市場為資本主義輸血，他們也沒有理由不能對中共妥協。

哪怕是最強烈支持台灣的周以德與高華德（Barry M, Goldwater），到了1979年也不再反對卡特（Jimmy Carter）承認中共，差別只在於他們堅持美國在結交新朋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不能拋棄中華民國這個老朋友，於是從原本支持中華民國為唯一中國轉向支持實質兩個中國的路線而已。但是從爭取中華民族主義支持的角度出發，法理台獨的路線從來不是他們的選項。

有趣的是當老「中國遊說團」不再反共，且在陳香梅帶領下爭先恐後前往北京拜會鄧小平，對六四天安門事件譴責的輕輕舉起也輕輕放下的同時，「中國幫」的立場亦出現了浮動。當年因為看不慣國民政府腐敗、失能又威權而主張中華民國應該推行政治改革的自由派，終於認知到了自己過去對中共的幻想只是幻想。

尤其對文化大革命的真相有了認識後，以費正清（John F. Fairbank）以及其子弟陶涵（Jay Taylor）為代表的許多「中國幫」開始重新認識蔣中正早年統治大陸的困難，並對台灣的經濟起飛還有政治民主化讚不絕口。他們逐漸向民主化，尤其是完成多次政黨輪替的台灣靠攏，立場雖然沒有激進到主張法理台獨，更不可能支持台灣繼續反攻大陸，但卻明顯偏向了台北。

「中國幫」同樣有「自由中國」的情節與想像，只是過去他們高估了毛澤東接受西方政治體制的可能性，所以對於當今台灣做為華人民主政權，華人除了中共極權體制之外另一條選項的價值更加重視。甚至當蔡英文領導的台灣沒有挑戰法理台獨的紅線時，他們的立場還可能比傳統共和黨保守派更加偏向民進黨，非常有趣。

更重要的一點，是早期「中國幫」對中共走向民族主義的預測確實是正確的，但是他們高估了中共願意永遠與美國交好的可能性。也正是因為毛澤東與他的繼承人比蔣中正更加強調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國，而且還致力於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當今的北京更不可能忍受美國霸權地位的存在，雙方走上對抗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如今老「中國遊說團」跟老「中國幫」都走入了歷史，他們的學生與後代都在壓制中共挑戰美國領導地位方面達成了共識，又成為了另外一種殊途同歸。諾蘭確實是一位很爭議的政治人物，但根據陳之邁回憶，他曾建議台灣方面不要用奢華大餐招待訪台的美國記者跟國會議員，而是以實際治理成績說服美國政府跟公眾，比起當今許多美國政客而言還是相當有風骨跟格局的了。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台灣深藍族群如何看待盧比歐的「放蔣出籠」？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