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日前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退回重訂，再度引發教育界對校事會議制度的討論。
有人將這場討論解讀為教師團體與教育部之間的角力，有人認為是改革受阻，也有人擔心，若調整制度，是否會影響學生權益。
然而，我認為，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保護教師」，而是教育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制度，才能真正保障學生受教權，也讓教師能夠安心承擔教育責任。
近年來，我到各縣市分享教師研習、參與教育交流時，最常被問到的，不再是教學方法，也不是生成式 AI 如何融入課程，而是一句令人深思的話：
「老師，我們現在到底還能不能管學生？」
有人擔心，一句提醒是否會被家長投訴；有人害怕，一次管教是否會演變成漫長的調查程序；也有人坦言，現在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少介入、少要求、少承擔。
這並非少數教師的焦慮，而是教育現場逐漸形成的一種集體心態。
校事會議制度設立的初衷，是建立更完善的校園事件處理機制，保障學生受教權，並透過調查程序維護事件處理的公平性。這樣的目標，本身值得肯定。
然而，任何制度都不能只看立法目的，更應檢視制度實際運作後，是否真正達成改革初衷。
如果制度讓教師投入愈來愈多時間準備資料、回應調查、留下各種紀錄，而不是投入教學；如果制度讓教師在每一次教育介入之前，先思考的是「這樣做會不會出事」，而不是「這樣做是否有助於孩子成長」，那麼我們就必須誠實面對一個問題：制度是否正在改變教育本身？
真正令人擔憂的，不是老師變得比較保守，而是「防禦性教學」逐漸成為新的校園文化。
當教師開始少要求、少互動、少承擔，看似降低了衝突，實際上也減少了陪伴、引導與教育的機會。
教育最重要的價值，不是在學生犯錯之後如何調查，而是在學生犯錯之前，是否有老師願意即時提醒、適度管教、耐心陪伴。
如果制度讓教師愈來愈不敢做這些事情，最終受到影響的，不會只有教師，而是每一位孩子。
因此，我支持建立公平、公正且有效率的不適任教師退場制度，也支持依法調查真正違法失職的教師。這些制度，是維護學生權益不可或缺的一環。
但制度不能因為要處理少數不適任個案，就讓多數依法執行教育工作的教師，長期處於高度不信任與高風險的工作環境。
成熟的制度，應該精準處理真正有問題的個案，而不是讓所有依法執行教育工作的教師，都必須在高度戒備中完成每天的教學工作。
近來已有不少教師團體與教育工作者主張重新檢討現行校事會議制度，也有人提出應以更兼顧專業判斷、程序正義與學生權益的新制度取而代之。這樣的討論，不應被簡化為「保護教師」或「放任教師」，而應回到教育最根本的問題：什麼樣的制度，才能真正讓學生獲得更好的教育？
教育需要監督，也需要問責；但教育同樣需要信任。
如果制度最後讓教師最大的能力，不是把孩子教好，而是學會如何避免自己陷入調查，那麼再完善的程序，也可能逐漸偏離教育改革的初衷。
因此，我認為，真正值得思考的，不只是校事會議應否存在，而是我們是否有勇氣建立一套兼顧學生權益、教師專業與程序正義的新制度。
無論未來是調整、整併，或以新的制度取代現行校事會議，其目的都不應只是改變程序，而是重建教育現場的信任。
真正的改革，不是保留或廢除某一項制度，而是建立一套讓學生受到保障、教師願意承擔、家長願意信任的教育制度。
因為制度可以規範行為，卻無法取代教育；程序可以追究責任，卻無法培養信任。
教育真正需要重建的，不只是制度，更是教育現場彼此信任的關係。
唯有當教師願意安心教育，學生才能真正安心學習；唯有當制度願意信任專業，教育改革才能真正回到它最初的目的——讓每一位孩子，都因為遇見一位願意陪伴、願意引導、願意承擔的老師，而擁有更好的成長。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終結校園濫訴，爭議處理回歸教育專業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副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