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輿論熱議少子化下「私校逆勢爆滿」的畸形現象，其核心癥結之一，正是公立學校深陷「校園濫訴」的泥淖。當層出不窮的調查機制逼得學校教師熱情殆盡，甚至有遭誣指的教師在獲司法平反後，仍被體制逼迫轉行離開教職。
這類血淋淋的個案接連出現，不僅摧毀了基層士氣，更迫使無數教師退守「防禦性教學」。
如此校園氛圍並非無病呻吟，根據今年一份針對全台逾五千名中小學教師的調查，高達九成六的執教者擔憂因被誤解而遭檢舉；更有近八成坦言，在管教時會「優先考量程序合法性」，而非實質的教育效果。
更不可思議的是，教育部為處理管教爭議所建立的調查與輔導人才庫，編制已達一千四百多人，規模竟超過全國檢察官的總數。國家動用等同偵辦刑事案件的資源來對付校園，我們的教育體系是否已然本末倒置？
教育部今年實施校事會議新制，宣稱進入正式調查的案件比例已大幅下降，企圖證明濫訴現象已獲管控。但實務上近半（45%）的案件僅是被「分流」至校內考核程序。濫訴的源頭未解，外部壓力只是轉化為校園內部的行政空轉。
依過往紀錄，最終真正達到解聘或停聘標準的「實質淘汰率」僅約3.3%。為了極端少數的不適任個案，卻動用不成比例的行政調查量能，不僅排擠了正常的辦學資源，更讓多數恪盡職守的教育人員噤若寒蟬。
尤有甚者，這套防弊機制往往淪為去脈絡化的法庭式公審。例如，曾有教師遭學生惡作劇突襲身體，在疼痛驚嚇中出於本能揮擋，竟被調查小組無視受害前提，直接判定為不當管教並祭出申誡。當體制剝奪了教師身為「人」的基本防衛權，面對偏差行為時，明哲保身便成了最理性的選擇，多數學生的受教權被迫束之高閣。
正本清源之道，在於勇敢廢除繁冗的校事會議，將爭議的實質審議統籌交由各地方政府早已運作純熟的「教師專業審查會」（專審會）辦理。專審會由官方、學者、校長、家長與教師組織代表共同組成，既能維持外部監督的客觀性，又能穩守教育專業的底線。
國民教育是權利，更是義務，並不是對價的消費服務。唯有揚棄極端的防弊思維，停止將校園法庭化，引導制度朝向關係修復與專業審議，縫合親師間的信任裂痕，才是挽救公教體系、真正保障下一代受教權的務實解方。
＊作者為全教總政策部副主任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當教育走進法院─我們如何重新看待教師的管教權？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