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藝術人才的培育，與醫學生的養成一樣，都須以人與人性為核心，人性則指涉廣泛，需要跨域學習。要有效做好這些跨域學習，最好先要有一所好大學，還得有一個能帶動文藝風潮的城市！我們就在該一想法上，來談談一九○○年代的維也納。
十九世紀世界音樂中心在維也納，藝術中心在巴黎，學術中心在英法德（維也納醫學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取得領先）。二十世紀初，維也納靠著物理學與醫學成就、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以及奧地利現代主義與表現主義繪畫，做出世界級貢獻，抓住世界目光，至少二十幾年，史稱「維
也納一九○○」（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世紀末／fin-de-siècle」，以迄一九一八年一戰結束），其中維也納大學於一三六五年設立，在維也納一九○○前後的黃金時代，居世界前五大，台灣則還在等待一九二○年代新文化運動的啟蒙。
「世紀末」（fin-de-siècle）一詞，在一九六○年代前後台灣的藝文界與大學校園中，亦甚為風行。「世紀末」特指十九世紀末之時代與藝術氛圍，以及特殊美學觀點，本有意指倦怠、譏諷、悲觀憂鬱、頹廢與放縱之意，它上承西方浪漫主義的源頭，但也提供了象徵主義、現代主義與表現主義興起的動力。維也納在這段期間沙龍文化相當興盛，沙龍本指豪宅中接待賓客之客廳，引申為聚會談話，表現風格與發表觀點之處。
沙龍在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法國極為流行，之後風靡到歐洲其他地方，尤其是十八至十九世紀，經常聚集各界菁英，引領學術與藝文風潮。一八九五至一九○○年這段時間，佛洛伊德正在維也納潛心構思巨著《夢的解析》（一九○○年出版）；一九○○年前後是克林姆發動激進新藝術風潮，也是畫出「金色時期」代表作之時；馬勒在這段時間則擔任全世界矚目的維也納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並創作出後來影響巨大的交響曲系列。這段文化全盛時期的特色，很難在不同時地複製〔請參見Schorske, C. E. (1981). 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本文以「佛洛伊德、克林姆與馬勒」當為副標題，正是要凸顯「文化維也納」的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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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一九○○登場
在此「維也納一九○○」期間，藝文思潮風起雲湧，如出名的醫師小說家施尼茲勒（Arthur Schnitzler；在該期間維也納另有其他知名人士，如曾與德國大音樂家理查．史特勞斯緊密合作的兩位文人，詩人小說家霍夫曼司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與後來的小說劇作家褚威格Stefan Zweig，惟因與本文主軸不盡相符，就不納入討論），以及開風氣之先的現代主義及表現主義三位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 1862-1918）、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與席勒（Egon Schiele）。馬勒（Gustav Mahler）在一八九七年出任維也納宮廷（國家）歌劇院指揮，與「維也納一九○○」關係密切，間接協助將第一代的維也納音樂學派（海頓、莫札特、貝多芬、舒伯特與布拉姆斯等人），轉變成第二代維也納音樂學派，這是由荀貝格、貝爾格與魏本所領導的新一代作曲家。在這個意義上，馬勒扮演了與克林姆相似的帶領及辯護角色。
至於在這段期間協助建立維也納新風貌，如對環城大道（Ringstrasse）兩旁的威權式公共建築（一些歌德式、文藝復興與巴洛克風格的現代版本），有很多意見的新一代建築學家，在反動之餘發展出一種簡潔與具有功能性的建築風格，以及對建立優雅生活新美學很有貢獻的維也納工坊（Wiener Werkstätte）與新藝術（Art Nouveau），則因與本文所強調的「往內心走一圈」的敘述主軸不盡合拍，就暫不放入。
核心理念：往皮膚底下與內心走一圈
這段勵志故事的背後，當然是有中心思想在驅動的。首先在社會上，維也納一九○○之前的維多利亞（Victorian）時代，長久以來太過形式主義，外表與內心表裡不一的現象甚為嚴重，以致社會民間常見到歇斯底里症狀（hysteria，指心理壓力負荷難以承受時，出現身體與精神症狀以減輕壓力，有「轉換」與「解離」兩大類型），因此而引發出反動風潮，開始轉往探討內心與皮膚底下的心理及生理狀態。這時維也納大學醫學院院長羅基坦斯基（Carl Rokitansky），主張「第二維也納醫學院」（Second Vienna School of Medicine），用來改革原來醫學院的不足之處，開始更
為重視人體內部病因，透過解剖來瞭解人體疾病在「皮膚底下」（under the skin）的原因與致病機制，開創了病理解剖學的世界之先，如此作法可與第一代醫學院及醫院的臨床取向做一區分，但兩者其實都是同一間醫學院（該醫學院與醫院，於二○○四年從維也納大學獨立出來，改制為維也納醫學大學）。
病理解剖的啟動與成就，是維也納大學與醫院得以成為當時世界級醫學中心的主因之一，奧地利醫學界（如Graz大學醫學院與附屬醫院，後來也於二○○四年改制成為Graz醫學大學）將此稱為：「沒有臨床病理的解剖是沒有用處的，沒有解剖的臨床病理則是危險的」。接著就是佛洛伊德提出有關夢的解析與潛意識及情慾學說，造就了精神分析盛世逾五十年。
最後則是直擊內心情慾的現代及表現主義，開始走出印象派與後印象派法德主流的強大影響，在理念與技法上做出革命性創新，發展出具有獨特風格、注重內心情感表現、以及對身體及情慾作誇張表現的繪畫技巧。
總體來看，「維也納一九○○」在整個社會、醫界、藝文界等不同領域上，都有共通取向，致力於追求體現「皮膚底下」的精神，探究身體與人心內部的動態內容，以及情慾的幽微之處，在時機成熟下八方風雨會中州，各逞機先，將醫學與文化表現推向頂峰。
佛洛伊德與夢的解析
佛洛伊德在台大
我因為想瞭解自己經常出現的特殊夢境與進一步研究佛洛伊德，在一九六六年從台大歷史系轉到心理學系念書，這是不少老派心理學家在年輕時的第一夢想，但轉過去後才發現已經過了時機，系上沒有開授佛洛伊德學說的專門課程，只有在人格心理學與臨床心理學中，各列講一章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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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測主要是來自科學原因，因為一九五三年科學家發現人在睡眠時的每一個睡眠週期，都會在一段時間出現規律性的快速眼球運動（rapid eye movement, REM），該一期間恰好是做夢之時，所以做夢主要是來自腦內定時啟動的自動神經生理過程，並非因為被壓抑之過去事件的黑色力量所誘發；又依據後來睡眠科學的內容研究，在實驗室中監測睡眠者，一發現有REM後就叫起來，寫下剛做過的夢，結果發現絕大多數的夢，是將日間熟悉的元素作奇怪聯結，而且很少是屬於有情節的記憶內容。由此看來，佛洛伊德認為夢是可以解釋而且具有意義之內容的想法，也是不可靠的。
釋夢開啟了精神分析的核心建構
佛洛伊德原先是被醫界與科學界看好，前途似錦的年輕神經科醫師科學家，但在一九○○前幾年就放棄以生物模式來研究心智現象的企圖，主要是他判斷以當時的科學知識，根本無法處理在臨床實務上很重要且與情緒有關的無意識欲念（unconscious desire），因此他毅然轉往自成一套的
釋夢之路，但心中仍期待科學哪天跟上時，應該回歸科學才是正道。
他認為做夢是被潛意識的黑色力量所推動，而且提出「夢是願望的滿足」（wish-fulfillment）之觀點，佛洛伊德在一九○○年出版《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書中，詳述了這套革命性的核心講法，而且解析了很多病人的夢境，嘗試找出隱藏在內的潛意識黑色力量，因此而紓解了本來看似無解的病症。
他主張童年受挫與被壓抑的無意識欲念等項，會產生能量，若能量未被有效處理或被利用掉，則會繼續累積在體內，之後在晚上意識性意志控制力量大幅減弱時，以偽裝方式將心有所思但被壓抑的內容投射到夢中，來宣洩累積的能量，並在夢中完成過去尚未能完成的主觀期待，而獲得願望的滿足。這套神來之筆的聰明創意，除了來自他的臨床診療觀察外，可能也與當時科學知識狀態有關。
那時的神經學還只知道神經元（neuron）可以在受到刺激時，出現「興奮」（excitatory）電反應，但仍未發現神經元自身也會有「抑制」（inhibitory）電反應，所以會以為興奮後的能量仍在等待被利用；另外則是十九世紀黑倫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所提出，影響重大的「能量守恆」原則，認為能量只會被轉換，不會消失不見。
在佛洛伊德這位認真且受過正規訓練的創意科學家眼中，再加上他在臨床上與病人相處的經驗，應該可能在體會該二說法時，想到有一種被誘發的黑色力量，若當下沒有透過做功而轉換能量，則可能會潛抑在體內，而且會累積，等到晚上睡覺時意識控制力變低，再透過偽裝，利用做夢來宣洩這些本來壓抑住的黑色力量，以紓解壓力。所以若能好好分析病人的特殊夢境內容，應有機會逐步解密，將影響病人的心底黑色力量找出來，進而做出有效的診療。
由此可知，該理論建立在當時不完整的神經學知識上，神經元只有興奮而無抑制，若未做功消耗掉該能量，則依流行的能量守恆原理，會延續到夜間，在控制力薄弱時跑出來，稱之為「夢是願望的滿足之歷程」，佛洛伊德理論在這些考量下，認定做夢「有目的」是原則，「沒動機」是例外。
佛洛伊德的做夢理論是可以被否證的，過去之所以屢被批評為是一種難以否證（non-falsifiable）的非科學理論，一方面是佛洛伊德學派人士過去在臨床精神醫療界勢力龐大，相濡以沫，不願與不同觀點及不同領域的外界溝通之故。另一方面則是至少有半個世紀之久，神經科學的知識其實還未發展到可以否證佛洛伊德「夢的解析」，或者足以釐清潛意識腦部機轉的地步之故。現在佛洛伊德的「標準做夢理論」雖已被否證，惟一至二％有意義的夢，仍亟需現代可用之臨床理論來做科學解釋。
佛洛伊德式精神分析的昨日今生
不過科學界一直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提出一套有機制又能好好釋夢的大架構，既能說明做夢的神經生理機制，又能闡述何以還是有極少數的夢（如一％），其實是有意義而非隨機出現，且對人生有重大影響。至於佛洛伊德，雖然他在一九○○年就提出這個做夢的大理論，影響精神醫學界與文化界，如日中天至少五十年，但在科學有了新發現後，形同已被否證，不再能夠發揮強大的指導功能。
但要能夠取代佛洛伊德這套「做夢」大理論的進程，則尚遙遙無期，也許科學界不少人認為就現在的發現而言，做夢內容本就隨機性居多，亦缺一致性與可信度，夢境本身對當事人的重要性大打折扣，既然如此，科學界就不容易匯聚主流研究能量在這類問題上。
另外在一九五二年發現了第一個有效的抗精神病藥物氯丙嗪（chlopromazine，精神神經安定劑；嗪為有機雜環化合物），之後抗精神疾病藥物研發一日千里，開啟生物精神醫學的快速發展，台灣第二代精神科醫師也因該一趨勢而逐漸轉向。
但我們在台大念書時，仍是精神分析鼎盛年代，台灣精神醫學界仍處在不可能忽略精神分析的時代，讀心理學系而對精神病理與佛洛伊德沒興趣，那是不可思議的，所以台大心理學系當時沒開佛洛伊德學說的專門課程，也是一件奇怪的事。
在那個年代，心理學的學習與記憶實驗研究，仍以功能走向為主流，生物與分子層次研究都還在起步階段。早期的學習與記憶教科書都會提到，出現情緒字眼或禁忌字（taboo words，如與性有關字眼）時，由於知覺防衛（perceptual defense）與潛抑（repression）機制所產生的防衛作用，會提高觀看者的視覺辨識閾與皮膚電反應（GSR）。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知覺防衛研究的知名領頭人麥基尼（Elliott McGinnies），在我大學生時期還來台大心理學系客座過一年。
更有趣的是這類研究，竟然很少或根本不引用佛洛伊德的著作，可見佛洛伊德在那時已經不是實驗心理學家的最愛。二戰後對性與女性的時代壓抑力量大幅減弱，佛洛伊德最擅長診療的轉化型歇斯底里症狀（以女性為主，在強大心理壓力下，轉化為身體症狀，如忽然失聲、手腳無法移動等，以轉換到沒有壓力的地方）大量減少，而且二十世紀中期之後的科學時代，更為重視實證與可否證性，這些因素讓學界與醫界（不包括文化藝術界）逐漸避談佛洛伊德。之後則是一連串對精神分析理論不利的發展，如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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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放棄早期所主張的心智生物模式（他在一八九五年曾綜合當時科學知識，撰寫《一個科學心理學方案》（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但旋即放棄，一直要到一九五○年代才另編印出版），認為腦部發生的事件並不會導致（cause）心理事件，心理事件與腦部事件是平行運作的，他懷疑高等認知功能可以分殊化到腦內特定區域或腦區的組合。換句話說，佛洛伊德不相信功能分區（functional localization）的講法。
該一態度讓佛洛伊德得以自由去思考心智的功能模式，而不必煩惱意識與潛意識功能的特定腦區在哪裡，但佛洛伊德已經用完他五十年的賞味期，心智科學在一九八○年代以後，由於神經影像與神經科學的助力，逐漸取得優勢地位，開始風水輪流轉，相信功能分區的科學家是愈來愈多了。
不過佛洛伊德的理論在今日看來，仍有值得實驗認知心理學家做比對與建立觀點之處，如做夢機制已有新解，但具潛抑性質的潛意識機制仍難有科學性瞭解，還有佛洛伊德對腦部功能分區以及腦部事件是否可以導出心理事件的看法，也是當前認知科學與神經科學仍需嚴肅面對的驗證性課題。
老友楊庸一醫師告訴我，一九七○年代的台大醫科在大五時，還有一門必修課叫做醫學心理學，其實全部在講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他們讀起來都很有心得，因為佛洛伊德的理論來自臨床觀察，學完他的基本想法後再回去臨床診療，一點沒有違和感，而且那時的國內外精神醫學界還在流行精神分析。
楊醫師所講的我完全心領神會，因為他們的老師林憲教授，也是我長年亦師亦友的前輩，他是當年台灣精神醫學與精神分析的大師級領導人，也是一位詩人與畫家，賴其萬與符傳孝合譯《夢的解析》時，就請林憲教授畫了一幅《夢的試作圖》，以畫代序，最後納入由林衡哲、廖運範、與張清吉主催的「新潮文庫」，於一九七二年出版。
至於現在，佛洛伊德在精神醫學領域的科學與臨床診療角色，當然大不如前，但楊庸一說得好，時代轉變消滅了不少過去流行的病例（如歇斯底里症），但卻壓抑不了佛洛伊德的理論，在若干精神官能症與精神疾病的醫療上，仍有發揮的空間。而且至少在文化現象與藝文作品的創作及詮釋上，由於指涉的對象或作品本身較具抽象性，或想像與虛構成分高，因此不必處處都要依照科學或臨床那套固定方式來做驗證，是否能夠「講得通」能夠「深入本質」，才是要點。所以時至今日，佛洛伊德、精神分析與榮格（Carl Jung）的理論，運用起來還是虎虎生風的。
佛洛伊德與榮格
不過佛洛伊德與榮格還是大有不同，雖然他們都相當重視病人的夢境，都想從做夢內容中找出關鍵性的潛意識力量，但佛洛伊德只談個人潛意識（強調性慾與潛抑力量），榮格談的則是人類的集體潛意識（以及參酌不同文化神話，而發展出來的原型概念）。佛洛伊德強調生物模式，但不認為個人潛意識與遺傳有關，而榮格所提的集體潛意識，則主張是跨代遺傳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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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佛洛伊德主張精神決定論（psychic determinism），認為內心的黑暗力量對人類行為具有因果性力量（causal power）；榮格則主張非因果事件之間可能存在有共時性（synchronicity），可以善加利用來協助治療。簡單講，佛洛伊德所提比較嚴肅的課題（如做夢理論），應該具有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而且已被科學新發現所否證，但榮格的理論幾乎都難以驗證，未具可否證性，不屬於能做科學測試的範圍。不少人認為這是科學性極強的佛洛伊德，無法與魅力型的榮格相容，甚至翻臉的主因。
他們兩人的分裂應該是必然的，也因分裂而使得新理論（分析心理學）與影響力，得以開枝散葉，不必一直生活在佛洛伊德的陰影下。奧地利格拉茲大學（University of Graz）的藥理學家奧圖．路維（Otto Loewi），在一九二○年代因為一個意外發現，提出史上第一個神經衝動的化學傳遞理論（而非透過電波傳導），並於一九三六年獲諾貝爾生醫獎，他在自傳中說，領取諾貝爾獎後返回格拉茲路上暫停維也納，第一次與佛洛伊德見面，與他在工作室單獨相見時，頓時覺得佛洛伊德的個性充滿房間，他這輩子覺得只有另外兩人有此氣場，一位是凱恩茲（Joseph Kainz，奧地
利名演員），另一位則是愛因斯坦。
在路維眼中，他們都是人間天才，謙遜到甚至謙卑，對自己的大成就則視為理所當然，認為並沒有太過奇特之處。看起來在如此巨大的氣場籠罩下，榮格離開佛洛伊德自成一派，也算是睿智的決定。
榮格在一九○七年後曾是佛洛伊德很親近，且具有傳承意義的大弟子，但在一九一三年決裂。論者認為佛洛伊德在一九一四年出版分析米開朗基羅的雕塑作品《摩西》的論文（Moses,1914），多少與榮格事件有關。
米開朗基羅的摩西作品若依舊約解釋，應係表示摩西攜子民過紅海後，獨上西奈山，神交付兩塊十誡石板下山後，發現猶太子民崇拜金牛異教，憤怒下站起摔碎兩塊模板。後來耶和華交代另鑿兩塊石板。但佛洛伊德不採此說，他由作品細節中推論，認為塑像中的摩西盡力壓抑憤怒，並
未站起，這是才智與文明的勝利。米開朗基羅應是想藉此給一五○五年的委託者教宗儒略二世（Pope Julius II, 1443-1513）一個訊息，因為教宗野心勃勃，想以教會權威統一義大利，原來是希望能雕出「王赫斯怒」的樣態出來。但米開朗基羅並沒有這樣做，同時也藉此警惕自己（圖6）。
佛洛伊德對摩西雕像的闡釋，不像他解析達文西（Leonardo, 1910）那麼具有爭議性。該一闡釋方式，也可交代自己與弟子相處的緊張狀況（如與榮格的關係），以及情緒之投射與忍耐，可算是佛洛伊德對摩西雕像之認同。不過這篇論文更像是科學分析，而非大家習慣的精神分析。
榮格曾說佛洛伊德其實也提過一個集體潛意識，亦即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不過這是佛洛伊德所提出的唯一一個，現在還經常用在文學藝術作品的解析上，包括莎士比亞戲劇（如《哈姆雷王子》）、達文西（如《蒙娜麗莎的微笑》）、與杜思妥也夫斯基（如《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等類作品的解析上。
但是佛洛伊德所提出的「伊底帕斯情結」概念，卻是一種事後解釋的非生物模式建構，就像一把萬能鑰匙，可用來打開部分文學藝術作品解析，甚至精神診療的大門。榮格則進一步提出更廣泛的集體潛意識之系統性說法，基本上就是一種文化理論、心靈理論，所以比較不受科學門檻攔阻，也具有與「伊底帕斯情結」概念類似的強大功能，但在應用領域上，有其相當侷限性在。
一九六○年代大學校園的維也納元素
一九六○年代的台大校園，學生們除了喜歡搖滾樂與文學讀物之外，還流行談論佛洛伊德及精神分析、維也納學派、存在主義、行為主義與左派讀物，除了傳過來的時間有極大落差外，更特殊的是這些流行內容之間，其實有很多互相衝突矛盾之處，與傳播源頭所在地的統一風格，大有不同，這也算是混合文化的特色吧。當年我們在大學校園接受外來多元知識的浸潤，後來才發現，原來裡面竟參雜有這麼多維也納元素！
表現主義繪畫與佛洛伊德學說
在維也納一九○○中，表現主義繪畫與佛洛伊德學說，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關係，相當受到藝文界與文化界矚目。
貝多芬在當時的維也納具有很高地位，社會上對貝多芬的喜愛達到新高峰，部分原因係來自華格納與尼采的高度讚賞。貝多芬的崇高（sublime）曲風，相對於「皮膚底下」的精神，是同樣追求生命本質一上一下的表現方法。現代主義揭露強烈的情感欲望，表現主義則加強表達在強烈情感下的臉部與肢體扭曲，可說與當時社會上開始興起的前衛氣氛是相容的。
十七與十八世紀是啟蒙理性主義、巴洛克、與新古典主義流行的年代，十八與十九世紀則是反動的浪漫主義，表現了情感的自由及壯麗，包括有歌德與貝多芬的生命光輝及激情。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則強調情感與欲望的內在幽微面，對抗維多利亞時代的形式主義及假惺惺。
＊作者為前考試院長，前教育部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時代的容顏：我的文人筆記》（印刻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