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英國愛丁堡大學解剖學博物館的四個頭顱：陳耀昌《重返牡丹社》選摘（2）

二○二○年左右，屏東縣政府委託「青鳥文化」舉辦「半島一瞬：聆聽牡丹的聲音」展覽，以及拍攝牡丹社事件紀錄片「SEVALITAN」。青鳥又邀請了我擔任顧問。於是我更加了解到牡丹本土人士對這個事件的看法。

再回到愛丁堡的頭顱。因為愛丁堡牡丹頭顱的照片有個我原來沒有想到的發現：「至少有二個頭顱有武士刀砍過的裂痕。」這與我過去所唸到的日本兵在石門戰役的獲勝經過，是他們在被隘口山上的牡丹軍士伏擊後，英勇地爬到更高的山上，向下射擊牡丹戰士不同。於是我搜集文獻，希望寫成一篇論文投到歷史專業期刊上。

後來我放棄了論文之寫作，那不是我所長。我改以「歷史科普」的方式寫，就是這一篇「由愛丁堡牡丹頭顱之傷勢審視來臆測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石門戰役過程」。我自稱為「歷史科普」作者，表示我不是專業歷史學者，只是業餘興趣所以是「歷普筆記」，表示是我個人意見，為什麼是「歷普」，而不是「史普」，因為容易與「食譜」混淆。

在研究石門戰役的同時，我也很期待可以加入原民會去愛丁堡迎回頭顱的隊伍。但很不巧，二○一九年底新冠疫情爆發，於是原民會本來二○二○年夏天去愛丁堡的計畫就延擱下來。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牡丹鄉成立了「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樹立了Aruqu父子的紀念雕像。而稍早之前，我也心血來潮，以尚未實現的「愛丁堡大學迎頭骨儀式」為背景，以Aruqu 父子為主角，寫出我心中所推測的石門戰役真相，並讓他們以穿越時空的方式，出現在一九一四年的太魯閣戰役現場，去向四十年前誘殺他們的佐久間左馬太復仇。我的小說標題也很直接地寫「牡丹頭顱的復仇」，收入我在二○二二年十一月由允晨文化出版的《頭份之雲》陳耀昌短篇小說集，並且列為該書第一篇，足見我對本文的重視，因為我認為這是對石門之役歷史記載的翻案之作。

二○二三年年初，新冠疫情明顯趨緩，歐美各國已不再有人在公共場合戴口罩，於是原民會又開始研議愛丁堡之行。二○二三年七月底，我收到了原民會的正式邀請及行程介紹。這是我盼望了三年之行，當然非常高興。我在八月中回函，表示我會參加這個愛丁堡團。

然而作夢也沒有想到，後來原民會愛丁堡團出發的十月二十八日，我竟然沒有隨行，原因為乃是我擔任副會長的「亞洲細胞治療組織」正好十一月初在福岡開年會，魚與熊掌，我無法兼得，只能擇一。但那一天我也不是閒著，就在原民會愛丁堡團自機場出發的同一刻，我則是自台北高鐵站出發，南下屏東，去探訪枋寮東龍宮。「東龍宮」專拜日本與牡丹社事件相關的日本軍人，但主祀的「田中大元帥」，依我那時的了解，並非牡丹社要角。所以我非常好奇，非去一探究竟不可。 （相關報導： 重返八瑤灣 蒂摩爾古薪舞集演繹牡丹社事件 ｜ 更多文章 ）

而這趟二○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枋寮，東龍宮之行，又打開了我對牡丹社事件未有之視野。這一次，我的焦點轉移到與牡丹社交戰日本軍人。自這趟枋寮東龍宮回來之後，我又感慨萬千，動筆寫了「牡丹頭顱的和解」，很快在二○二四年的元旦假期左右就完成初稿。之後，我又在二○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及二○二四年五月十日，邀請了不同友人二訪及三訪東龍宮。五月十日這次，更到了春日鄉已廢棄的原日本人軍事基地的蝙蝠洞，洞口竟掛著「田中將軍府」的小匾額。而後來，我也才了解這位「田中將軍」確實與牡丹社事件有關，這些大概是一般歷史學者不可能想到或重視的關係，但卻大大影響了我對牡丹社事件的看法。

我把這一段由「復仇」到「和解」的心路歷程，也寫成一篇文章，收集在本書。（我曾考慮副標：「一八七四、一八七五排灣戰爭的萬善同歸」）

然後，又有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因為二○二四年正逢一八七四牡丹社事件（日本稱為「台灣出兵」）一五○週年紀念，日本於三月十六、十七日二天在早稻田大學舉辦了台日國際研討會，我很幸運受邀，擔綱做為大會的開場演講者。我以台灣大歷史的史觀，訂講題為「台灣出兵／牡丹社事件對台灣史一五○年的影響」。我也將這個演講的內容收於本書的「牡丹事件筆記」中。演講中，我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沒有一八七四年的台灣出兵，會不會有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中的日本伊藤博文向清國李鴻章提出割讓台灣的要求？」

我在演講中引用在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任教的Prof. Robert Eskildsen 說的，「很有可能，但在日本的文獻檔案中沒有能找到證據」。沒想到，我也許找到一個另類的證據，是我看到「馬關條約」日文版正本的最後一頁，最後一段除了有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與外務省大臣陸奧宗光的簽名外，竟然還附有陽曆及陰曆的日期。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即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下ノ關ニ於テ二通ヲ作ル」

我見到「三月二十三日」，不禁心神一動。因為一八七四年日本人出兵台灣時，日本兵船抵達射寮港岸邊是五月七日，農曆三月二十二日；而日本兵真正上岸駐紮則是五月八日，農曆三月二十三日。

所以，馬關條約的簽訂，伊藤博文訂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農曆三月二十三日簽訂，而這一天正好是「台灣出兵」二十一週年紀念日，豈偶然哉！

從日本的台灣出兵國際討論會歸來，我又接到屏東縣政府邀請參加五月二十二日屏東縣政府所舉辦的牡丹社一百五十週年紀念活動。原來紀念活動的主題是為新落成的石門戰場碑揭幕。典禮開始時，我注意到舞台上的背景看板上有兩行字，第一行是排灣語Marasudj：團結、合作，第二行是英文PEACE：和平。

「和平」兩字，讓我想到二○○五年，牡丹社在華加志（Tjaravak Kadrangian）的率領導下，到宮古島兩邊互贈「愛與和平」紀念碑，雙方「一笑泯恩仇」的往事。今年（二○二四）五月二十二日是史蹟石門古戰場石碑揭幕，來賓中有代表美、日兩國外交人員的貴賓。日本當年是與牡丹社勇士交戰的敵方，但今日的氣氛顯然牡丹人與日本人也不再敵對，所以舞台上的排灣語Marasudj 也就是代表當年石門戰場上交戰的兩方，今後要團結、合作，不再敵對的意思。所以我描寫Aruqu 父子頭顱的小說，由二○二一年的以「復仇」為主題，改為二○二四年的以「和解」為主題，應該是正確反映了牡丹人及牡丹祖靈的想法吧，這個想法，讓我既高興又感動。典禮後段，上台去為石碑揭幕的國人之中，我是唯一沒有官銜的。真感謝屏東周縣長如此重視我，或是冥冥之中，阿碌古頭目的祖靈指定了我？ （相關報導： 重返八瑤灣 蒂摩爾古薪舞集演繹牡丹社事件 ｜ 更多文章 ）

對這次的儀式，我也非常有感，於是我寫了一篇「台灣紀念牡丹社事件焦點的嬗變」，也收入〈牡丹事件筆記〉。

回顧這十多年心路歷程，我驚喜發現，如果我二○一二年或二○一五年寫了牡丹社事件的小說，我對牡丹社事件的詮釋或立場，大概是會與現在二○二四雙方的和解氣氛非常不同，很可能會有突兀之處。現在我終於可以放心出版一本應該是牡丹祖靈所應許的牡丹社事件的文集了吧！本套書本擬於二○二四年出版，以紀念牡丹社事件一百五十周年。但因我的健康問題，期待能在二○二五年五月出版，以紀念五月二十二日的石門戰役一百五十一周年。（很抱歉，後來我的病情惡化了，因此又拖延了）

因此，我在小說「牡丹頭顱的和解」之前加上Marasudj 一字，也在《牡丹頭顱筆記》的封面上加上了Marasudj 一字。

牡丹社事件是影響東亞史的國際大事。然而在一八七四年，所有記載牡丹社事件的外文，包括美國《紐約時報》記者Edward House 的書《Japanese Expedit ion on Formosa》，或當時的兩方報紙，或後來一九○○年代愛丁堡大學Turner 教授都用「Botan」來表示「牡丹」，因為那時台灣社會用的是台灣通用的福佬話；但一九四五年以後台灣的官方華語，對牡丹的發音是「Mudan」。五月二十二日與我同去牡丹社的一位友人，來自英國的殷雁教授就問我：「為什麼當年的文獻及你都寫『Botan』，而不寫『Mudan』？」我想這會是許多人的問題。而且，當今會使用福佬話者已經愈來愈少。將來大家都使用「Mudan」來做牡丹之發音之後，會有許多人不解之問題。因此特在此說明。這是台灣史國際化的問題，因為包括羅妹號事件的許多台灣地名，當時都是以台灣社會使用的福佬話去唸出的，所以和目前台灣社會通用華語發音會有明顯不同。例如The Rover 之稱為「羅妹號」與「羅發號」，也是因為這樣的差異而來，其實那時期的人物或地名，像卓杞篤（Touketok）與豬朥束（Tuillassock）也都是由漳泉發音而來。我的小說「傀儡花」英文版「Puppet Flower」在出版時，也面臨許多類似的問題，因此Editor 必須製作一個表來說明這些同意卻不同時代、不同族群，而有不同發音的人名、地名、部落名等等。

讓我謹以這套書「 牡丹頭顱筆記」與「 牡丹事件筆記」， 來獻給一八六七∼一八七五之間，因南台灣的「當部落遇到國家」而埋骨台灣的各族群、各國家的英靈們，「萬善同歸」，願世間的戰爭減到最少，願人類各不同族群以Marasudj 為目標。 （相關報導： 重返八瑤灣 蒂摩爾古薪舞集演繹牡丹社事件 ｜ 更多文章 ）

＊作者陳耀昌，（1949～2025）臺灣血液疾病專家、作家與政治人物。為臺灣骨髓移植播種者，「法醫師法」先驅者，幹細胞醫學帶路者。六十歲開始寫小說，每出書必深入考究，筆下時帶臺灣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重返牡丹社：重返牡丹社：牡丹事件筆記、牡丹頭顱筆記》（允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