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生觀點：從 Hayek 到 Stiglitz─自由、規劃與台灣半導體政策的制度分歧

2026 年 1 月 13 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 應邀於臺灣大學，以「The Road to Freedom: Economics and the Good Society」為題，進行長達兩小時的演講與現場對話。​在全球貿易秩序動盪、科技產業高度政治化的當下，他所強調的「​有規範的自由（freedom with regulation）」，​不僅回應了當前美國與世界面臨的政策抉擇，​也再次喚起一場在經濟思想史上從未真正結束的爭論。

若將 Stiglitz 的主張放回理論脈絡中觀察，其實正好承接了 Von Hayek 與 Abba Lerner 在二十世紀中葉關於經濟規劃（economic planning）的經典論戰。這場爭論的核心，從來不只是「​市場是否有效」的技術問題，而是更根本的制度命題：​經濟協調是否必然導向權力集中，以及自由會在何種條件下被侵蝕。

Von Hayek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警告，當經濟決策被集中於少數規劃者手中，​即使出發點良善，也難以避免裁量權擴張與法治弱化，​最終使個人生活受到政治支配。對 Hayek 而言，真正的危險不在於效率損失，而在於「協調」逐步轉化為「​支配」。相對地，Lerner 則認為這種擔憂過於悲觀。他相信，只要制度設計得當，​經濟規劃可以是一種技術性的、以社會福利為目標的公共管理，​而不必然滑向威權。​若價格與產量的調整遵循清楚的原則與回饋機制，​規劃未必會消滅自由。這種看法，後來也成為戰後福利國家與「​市場社會主義」的重要理論基礎。

​Stiglitz 的立場，某種程度上延續並修正了 Lerner 的思路。他指出，在資訊不完全、外部性普遍存在、​以及市場力量高度集中的現實世界中，​放任市場本身也可能造成對自由的侵蝕。當個人缺乏教育、​醫療或穩定就業機會時，形式上的自由並不等同於實質選擇能力。​因此，適度而有制度約束的規範，反而可能擴大多數人的自由空間。​然而，這並不意味著 Hayek 的警告已經過時。真正值得追問的是：​規範與產業政策究竟是透過規則運作，還是透過裁量運作？​這正是理解台灣半導體產業政策，​以及其與當前美國政策分歧的關鍵。

​台灣的半導體發展，經常被簡化為「政府成功規劃的結果」，​但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一種高度制度化、低裁量性的協調模式。​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主要集中於研發體系（如工研院）、​基礎設施、人才培育與制度環境的建構，而非直接決定企業的產量、​價格或市場策略。企業仍然面對競爭壓力，失敗的計畫可以退出，​成功的模式則透過市場擴散。這種做法，既承認市場的探索功能，​也回應了規模經濟與技術外溢的協調需求。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前川普政府下的半導體與貿易政策。​其主要特徵並非長期制度建構，而是高度依賴關稅、​談判與政治施壓等工具。在這種模式下，​政策效果往往取決於政治關係與即時考量，​而非可預期的規則與績效標準。對企業而言，​投資決策不再只是回應價格與技術訊號，​而必須猜測政策風向與政治風險，這正是 Hayek 所擔憂的「裁量型經濟治理」。

​真正的分歧並不在於「是否需要產業政策」，​而在於產業政策是以制度為核心，還是以裁量為核心。​前者嘗試在協調與自由之間取得平衡，​後者則容易使經濟活動附著於政治權力之上。

從這個角度來看，Stiglitz 在臺大的演講，並不是對 Hayek 的簡單否定，而是對那場經典辯論的再開啟。問題不再是「​規劃或市場誰對誰錯」，而是：在高度複雜與地緣政治化的世界中，​我們能否建立一套既能進行必要協調、​又不集中特權與任意權力的制度架構。​

＊作者為​​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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