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 睽違35年再度來台。面對人工智慧（AI）快速發展之下，假訊息與資訊扭曲現象日益惡化，他在接受《風傳媒》獨家專訪時直言，在AI大量吸收、使用既有內容的情況下，新聞業的補償機制已成為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當AI使用你們產生的資訊時，至少應該付出相應的代價。」史迪格里茲說，否則長期結果只會是優質新聞逐步消失，公共討論的品質也將隨之削弱。
歐洲的嘗試：在言論自由與社會風險之間摸索界線
史迪格里茲於1月13日參加由俞國華文教基金會主辦，風傳媒與 International Peace Foundation 共同主辦，台積電（TSMC）及 Taiwan Bridges 協辦的「通往自由之路：經濟與理想社會」（The Road to Freedom: Economics and the Good Society）論壇活動。論壇結束後，他接受《風傳媒》獨家專訪。
談到民主社會如何回應AI帶來的假訊息與資訊扭曲問題，史迪格里茲首先提到歐洲的經驗。
「歐洲在《數位服務法》、隱私規範以及AI倫理等議題上，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民主討論。」他指出，這些討論的出發點並不是否定言論自由，而是試圖在維持自由表達的同時，降低對社會造成的傷害。
他補充，不同社會對風險的敏感度並不相同。「在德國，對種族偏見等問題的敏感度特別高。」但即便如此，歐洲各國仍嘗試透過公開、持續的辯論，尋找可以被民主程序承載的平衡點。
規則承壓：當經濟威脅介入制度選擇
然而，史迪格里茲也指出，這樣的制度探索正面臨來自外部的壓力。
「川普已經明確表示，如果歐洲不廢除《數位服務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DSA）、《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DMA），他將對歐洲課徵更多關稅。」他說，這使得原本圍繞主權、民主監督與公共利益的討論，被迫納入經濟報復的考量。
在他看來，這正是當前國際環境下，規則型治理所面臨的現實處境。
新聞業的結構性困境：內容被使用，卻沒有回報
談到資訊生態的核心環節，史迪格里茲將焦點放在新聞業的存續條件上。
「如果我們希望有可信的新聞業，就必須確保它有一個可行的商業模式。」他直言，新聞並非自然生成，而是需要專業勞動、時間與制度投入。
在AI大量吸收、再利用既有內容的情況下，他指出，新聞業面臨的並不只是技術衝擊，而是結構性的生存問題。若缺乏合理的回報機制，投入大量人力與時間成本的新聞生產，將難以長期維持。
民主原則的提問：誰來界定可信的公共知識？
訪談進入尾聲時，記者將焦點拉回民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人工智慧快速改變資訊生產與流通方式的當下，民主國家究竟應該依循哪些原則，來守護可信的新聞業與公共知識？
面對這個問題，史迪格里茲先是停頓了一下，隨即坦言：「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獨立媒體不是自然產物，而是一種社會創新
史迪格里茲指出，關鍵不在於單一科技工具，而在於民主社會是否仍擁有足夠健全的制度，來支撐公共知識的形成。
「你必須擁有良好、獨立的機構，來評估資訊的準確性。」他說，制度的核心包括透明度、問責性，以及對公共責任的基本認知。
他回顧媒體制度的歷史演變。「在19世紀，有大量我們今天會稱為『劣質媒體』的東西。」直到20世紀，社會才逐步建立起負責任新聞的專業標準，例如多重來源查證、不接受報導對象的金錢。
「這其實是一種過去100年才出現的社會創新。」史迪格里茲強調。
自由的邊界：制度與心態缺一不可
史迪格里茲指出，當政治人物以「假新聞」之名，否定所有不合己意的報導，或試圖以行政權力干預媒體採訪權時，實質上是在侵蝕獨立新聞的制度基礎。
他舉例說，川普曾表示，除非媒體依照他的方式報導，否則不得進入國防部；也曾告訴CNN記者，因CNN拒絕將墨西哥灣改稱為「美國灣」，因此不得進入白宮採訪。相關爭議最終仍須交由法院裁定。
在史迪格里茲看來，獨立而自由的媒體，不僅仰賴制度設計，也需要社會共同的理解與心態支持。
「好的制度，必須由正確的心態來支撐。」他說，社會中必須有足夠多的人理解，為什麼需要這些規則，並在有人不遵守時，選擇不再承認其媒體身分。 （相關報導： 獨家專訪一》諾貝爾經濟學家解讀美國經濟 史迪格里茲：就業市場呈現凍結，年輕世代衝擊最大 ｜ 更多文章 ）
「當你說自己是新聞的一部分，社會之所以願意相信你，是因為知道你沒有收賄、做過查證，並遵守一套行為準則。」史迪格里茲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