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諾貝爾經濟學家解讀「台灣病」 史迪格里茲：高房價與分配失衡，凸顯成長模式的結構性風險

在全球經濟治理持續動盪、科技與地緣政治快速重組的背景下，台灣過去被視為成功典範的發展模式，正面臨新的檢驗。由俞國華文教基金會主辦的「通往自由之路：經濟與理想社會」論壇，1 月 13 日於國立台灣大學博雅教學館舉行，邀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與台灣學者，透過對談形式，重新檢視《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提出的「台灣病（Taiwan disease）」命題。

論壇關注的焦點並非台灣是否成功，而是當「台灣奇蹟」累積至今日，為何愈來愈多民眾難以感受到成長帶來的安全與希望，特別是年輕世代在居住、薪資與未來選擇上的壓力。

既有成長模式是否出現瓶頸？

在論壇最受矚目的對談環節中，主持人路怡珍引述《經濟學人》封面專題指出，台灣長期以高科技產業領軍、出口導向的成長模式，在亮眼的產值與出口數據背後，也逐漸浮現產業集中、匯率管理與資產價格上升等副作用。她指出，當成長成果高度集中於科技與專業菁英，實質薪資卻長期停滯，購買力與生活安全感無法同步提升，是否意味著既有成長模式正逼近結構性瓶頸。

她並進一步詢問，若站在政策顧問的角度，台灣究竟應優先調整產業結構，或是透過更積極的公共投資，來回應分配與居住問題。

低利率、房價與自由的侵蝕

對此，史迪格里茲回應時首先肯定台灣過去的發展成就，直言台灣的國家主導發展模式在歷史上是一項成功的「奇蹟」。然而，他也指出，當前真正的挑戰並非成長停滯，而是成長紅利未能被更廣泛地分享，並最終反映在資產價格的失衡上。

史迪格里茲指出，長期低利率環境雖有助於企業融資與出口競爭力，卻同時將大量資金推向房地產市場，推升地價與房價，使居住成本持續上升。當資產價格長期脫離薪資成長，社會流動性便會受到限制，年輕世代被迫將大量收入投入住房支出，壓縮了創業、轉換職涯與承擔風險的空間。

他強調，這不僅是經濟效率問題，更是自由的問題。當人們因居住負擔而失去選擇生活方式的能力，所謂的自由便難以實現。

結構性解方：土地價值稅與公共住宅

在政策建議上，史迪格里茲指出，台灣可思考引入亨利．喬治（Henry George）所主張的土地價值稅（Land Value Tax），將因公共建設、都市發展與社會投資所帶來的地價增值，透過稅制回饋社會，而非集中於少數資產持有者。

美國經濟學家、政客、土地制度改革運動人物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主張的土地價值稅（Land Value Tax）摘要:

      對地價課徵單一稅，將社會改良所產生的「地租」歸公，以打擊土地投機並充實政府財源。

                                                                                                                                                                                                                                                                                  資料來源:中研院人文及社會集刊網站

他並以維也納為例指出，由政府提供穩定且具規模的公共住宅存量，不僅能有效抑制房價過度波動，也能保障居住權利，讓住房不再成為壓迫年輕世代的主要來源。這類制度性工具，正是回應「台灣病」所揭示問題的長期解方。

主張對地價課徵單一稅，將社會改良所產生的「地租」歸公，以打擊土地投機並充實政府財源。

政府不只要介入，更關鍵的是制度設計與問責機制

對於政府角色的拿捏，中研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楊淑珺從制度面提出提醒。她指出，政府介入市場的出發點即使良善，若缺乏健全的經濟分析、制度設計與問責機制，仍可能產生反效果，甚至侵蝕公共信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副校長印永翔則從進步資本主義的角度指出，台灣過去的公共投資成功促成產業升級，下一步的關鍵，在於如何將這些成長成果轉化為具體的社會安全感，回應年輕世代在居住、就業與尊嚴上的結構性壓力。

史迪格里茲在論壇尾聲表示，台灣的成就值得肯定，但任何成功模式若未能隨時代調整，都可能孕育新的不平等。他呼籲台灣在維持科技競爭力的同時，正視「台灣病」所揭示的結構性問題，透過稅制改革與公共投資，讓成長真正轉化為多數人的自由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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