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1日，我開始運作「班傑明．葛拉漢共同帳戶」，同時我自己的資金也轉入該帳戶中。帳戶的大部分資金由那些老朋友提供，包括格林曼、馬羅尼，以及海曼夫婦等。
這次的財務協議與我向哈里斯集團提出的那個協議一模一樣：沒有薪水，但享有累進的利潤分紅，分紅比例最高可達50％（當時極度自信的我哪會料到，6年之後我會請求他們增加一條原葛拉漢公司訂過的條款──在困難時期支付給我一些微薄的薪水）。帳戶的參與者可在每季度以5％的年率，按各自的資本金或利潤取得報酬。
班傑明．葛拉漢共同帳戶開始時的資本金為40萬美元。3年後，我們的資本達到了250萬美元，而絕大多數的追加資本都來源於帳戶利潤；帳戶資本中我的份額也不小，這主要是因為我將大部分豐厚的利潤，重新放進帳戶做投資，更大的投資則又帶來更多的收入。
而且每年都有新朋友急切的想把錢投入該帳戶，因為它利潤豐厚的名聲已眾所周知了，不費吹灰之力就吸收到許多追加投資；事實上，我不會收不認識的人的錢，但我認識的人卻不斷增加。
我在中學及哥倫比亞大學時的同班同學紐曼，也在最初的成員名單中，他也是一名成功的律師。幾年前，他把弟弟傑羅姆（Jerome）介紹給我──傑羅姆比我們晚3年進入同一所中學就讀，後來也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並與富有的棉紡廠老闆賴斯（Reiss）的女兒結了婚。
畢業後傑羅姆沒有從事法律工作，而是幫他岳父經營，很快就成為那裡的二當家。我為賴斯做了些投資；也為傑里做了些投資，當然，金額要少了些。
1926年年底時，傑里告訴我，他想離開賴斯的工廠，並希望能加入我的公司。很明顯，替賴斯工作並不輕鬆，他希望能為我工作，並在證明自己價值之前不拿任何工資。同時，他也會帶來一筆數目可觀的投資資金，這是他經營棉紡業時得到的收益。
我同意了他的想法，但我堅持他要拿一份不高的起薪──每年5,000美元。這就是我們合作的開始，這種合作關係在我隨後的生涯中也一直持續下去──直到我退休去了加州為止。而那時我經營的兩筆業務──葛拉漢．紐曼公司及「紐曼和葛拉漢」（它們都是「班傑明．葛拉漢共同帳戶」的後繼者）──也隨之解散。
對我來說，傑里從一開始就證明了自己是無價之寶，他思維敏捷、頭腦清晰，能勝任生意場上的任何經營實務。在具體的業務操作上，他也比我要強得多，在談判各種業務時，他顯得精明能幹，實效斐然。
傑里非常誠實、完全值得信賴──這是在華爾街上持續取得成功的必要品德。但他並不是一個理論家，尤其是在金融領域並不具備創造性的思維。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經營策略和大部分交易都是由我設計的。
總的說來，傑里遠談不上受人歡迎，即便是在他的許多朋友中也是如此。他與那些關係密切的合作夥伴有過無數次爭吵，而且幾乎都是因為業務上的事。他十分兇狠的對待這些與他分庭抗禮的人，但令我奇怪的是，最後他總能與他們和好如初。
幾乎所有的人都會問我怎麼可能與傑里共事這麼多年？不過在那段時間裡，我們基本上未發生任何爭執。我記得唯一有一次：在我們的合作即將結束時，傑里認為把我們生意上的成功完全歸功於我是不公平的。他對《財富》（Fortune）雜誌上登載的一些言論產生了誤解。
2年後，傑里成了我在業務管理上的合夥人，直至合作結束。我們有許多收入要分配：工資、服務費、交易利潤等；所以我們訂了個協議──所有的額外收入都是兩人平分。
然而幾年之後，傑里的公司外業務要比我多得多（我主要的公司外業務是擔任資產估價案中的顧問）。因此，我們將分享對方額外收入的比例降至25％，這對雙方來說是比較合理的。
合作無間但不親密的合夥人
由於我對朋友向來交心不夠（我最大的性格缺陷），傑里和我也從未成為摯友。我們相處得很好，但除了工作時間之外，我們其實很少對話。而他妻子埃斯特爾（Estelle）也待我相當親切；在紐約州與康乃狄克州的交界處，他們有一幢鄉村別墅，我曾在那裡住過幾天。
但記憶中他們未曾與我們同住，我們從未一起旅行過，也很少談及私生活，包括個人的感情史──這個話題經常能使沒我們如此密切往來的男性開始相互信任。
表面上看，傑里的生活比我一帆風順得多，他善於理財，在1929年之後的幾年危機中，並沒有遇到真正的大麻煩。當我們的事業重新開始向上發展時，他的財務狀況比我要好得多；也由於這個原因，他最終累積的財富比我還多。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許多場合，他對我都非常慷慨大方，而對我來說不幸的是，自己從未有過類似的機會去幫助他。
埃斯特爾與我的太太同名，在這些年中，由於她們的名字一樣，也確實鬧出不少笑話，但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多，因為事實上我們的社交關係從未真正密切過。
埃斯特爾比傑里大3歲，她的外表並不是非常迷人，也難怪人們很自然的認為，傑里與她結婚只是為了她父親的錢。其實，雄心勃勃的傑里只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從來不奢望從別人的成功中獲益。
然而就和許多年輕時相貌平平的女人一樣，隨著年齡的增長，埃斯特爾越來越漂亮；她一點也不顯老，頭髮永遠烏黑亮麗，目光永遠那麼嫵媚；她用盡美容師的一切手段，與自然規律相抗衡。
人們對埃斯特爾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與人為善的人說她具有貴族氣質，但嘴巴不饒人的則認為她矯揉造作，或者「傲慢自大」──然而社會上後一種人往往太多了。在我看來，她是個完美的女主人，對所喜愛的人格外親切。
當我回想往事時，經常會被這樣的發現所震驚：偶發事件或者環境──特別是地理位置──對人的一生有多麼大的影響！人們之所以能夠成為好朋友，是因為他們住得很近；大多數風流韻事也源於頻繁接觸，尤其是當事人的配偶不加以干涉時就更是如此！
或許這就是班傑明．葛拉漢永遠也成不了傑里和埃斯特爾摯友的主要原因：我們住在紐約大都市的不同角落裡。傑里夫婦在位於長島勞倫斯的一幢大房子裡住了大約25年，這幢房子是新娘父親精心挑選的新婚賀禮。
在那段時間裡，我繼續住在曼哈頓島，離他們家很遠。當傑里和埃斯特爾在第五街買了一間公寓時，我們已搬到了斯卡斯代爾，在那裡我們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後來我們又遷移到了加州。
由於相互住得較遠，我們兩家從未真正成為知心好友，但我的兄弟維克多卻成了他們的鄰居，並與他們結為好友。
1927年，他與漂亮可愛的古德曼結為連理，隨後便在勞倫斯買了一幢很好的新房子，這使他們與傑里夫婦成了近鄰，並同為高爾夫俱樂部的會友。不久，他們成了好朋友。但後來命運的挫折，迫使維克多賣掉了自己的房產，離開了勞倫斯。
大家都有不為人知的一面
在1927年時，我們只有兩名員工：速記員和會計。會計是十多年前我在公寓的網球場上認識的；由於我們的共同愛好只有網球，因此我們的親密關係完全只建立在網球之上。多年來，我們進行了無數次單打比賽，幾乎是不分上下、互有勝負。
當我第一次與他打網球時，我還只是一名魯莽冒失的年輕人，而他父親的鞋業生意正興旺發達，所以他們住在亨斯角公寓最好的房子裡。幾年後，他父親突然去世，家道由此中落，正如我們家在父親過世後的遭遇一樣。後來他只能在飯店找個職位卑微的工作，因此他很樂意到我們公司，因為這裡的工資較高。
除了1929年到1933年這段時間，我們每年都會給他年終獎金，並且逐年增加他的薪水。他定期會準備好精心製作的歷史數據一覽表，把他的收入與公司的盈利做比較，後來董事會在每年1月分都要對他的薪水和獎金問題進行討論。
最後他在公司裡的年薪高達16,000美元，相對於他所從事的例行性工作而言，在那個年代這已是非常高的報酬了。他和妻子生活得自由自在（因為他們沒有孩子），也做了些投資，收益一般。在二十五年的職場往來中，儘管他能力有限，但為人非常忠誠、值得信賴。
某個晚上他因心臟病突發在床上過世，後來我們檢查了他的帳目，發現他盜用了一小筆公款，數額大約為幾千美元，但傑里和我從未對任何人提起此事。
幾年後，當我在閱讀法國小說家龔固爾兄弟（Frères Goncourt）的家族日記時，又想起了這件事以及我們對此事的反應。在該家族的一篇日記中，他們談到了女僕的不幸去世；這位女僕從他們孩提時起，就一直無私的、全心全意的服侍著他們。
而另外一篇日記又寫道：當他們發現這位樸素、謙卑的僕人在這些年裡的私生活祕密後，他們感到無比震驚；她將所有的工資收入都用在向許多年輕人購買性服務上。
價值投資之父葛拉漢：賺錢人生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感覺自己不屬於證券經紀人的小圈圈，我打從心底憎惡這一職業，因為我覺得它的繁榮是以犧牲客戶利益為代價。
●在它們（受大眾歡迎的股票）股價回跌到正常、合理的價位之前，它們仍然非常搶手，而且價格會更進一步被高估。
●我將大部分豐厚的利潤，重新放進帳戶做投資，更大的投資則又帶來更多的收入。
作者介紹｜班傑明．葛拉漢（Benjamin Graham）
美國經濟學家與專業投資者，價值投資之父。他也是啟蒙華倫．巴菲特以及當代許多最成功交易者投資理念的導師。葛拉漢1894年出生於倫敦，成長於紐約。自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即進入券商公司擔任金融研究員。1926年與友人紐曼（Newman）合作設立葛拉漢．紐曼基金，每年以優異的績效擊敗道瓊工業指數，從此奠定了葛拉漢價值投資策略在市場的地位。
在華爾街奮鬥多年後，葛拉漢回到母校執教，首度開設證券分析課程。立下後世證券分析的基礎。自1933年起，葛拉漢．紐曼基金就沒有賠過錢，而基金清算後的投資報酬率更高達近700%。如今活躍於華爾街數十位身價上億的基金管理人，都自稱為葛拉漢的信徒，因此他亦享有「華爾街教父」的美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