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40年》改革之路,矛盾叢生「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決策細節與歷史遺產

2018-12-18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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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BBC中文網)

鄧小平(BBC中文網)

1979年1月,鄧小平的車隊行駛在華盛頓街道上。兩邊人群產生奇妙分野——一邊抗議者揮舞著台灣青天白日旗;另一邊抗議者則是狂熱的美國左派,他們認為鄧背叛了毛澤東的革命。甚至在白宮草坪的歡迎儀式上,有兩人因高喊「毛主席萬歲」,而被強行帶離。

勢成水火的兩股勢力都在反對鄧小平,反對的理由卻又顯得十分充足——鄧訪美一個月前,台北熟睡中的蔣經國,被大洋彼岸電話吵醒,得知美台斷交;此前不久的北京,鄧掀起關於真理檢驗標凖的大討論,被毛澤東的支持者斥責在「砍旗」、「違反中央精神和反對毛澤東思想」。

此後18年,更多矛盾在鄧小平身上持續呈現。他反對「兩個凡是」,努力使文革後的中國走出毛澤東的陰影;但卻又極力避免成為「第二個赫魯曉夫」,力排眾議在官方文件中給予毛澤東積極的歷史評價。鄧小平是政治鬥爭中改革派最有利的支持者,甚至是培育者;但面對訴求民主的學生,他卻下命令「採取一切手段」恢復秩序。鄧小平主張「摸著石頭過河」,務實推進經濟改革,塑造此後幾十年的改革方法論;但他也曾強行推「物價闖關」,導致全民搶購潮,誘發通貨膨脹。

改革之路,矛盾叢生,也讓各方對鄧的評價不盡相同。中國官方語境將他形容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一手締造今日經濟奇蹟;哈佛大學教授、《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認為,改革開放並沒有清晰、完整、現成的設計圖紙,不如說,鄧小平全面領導轉型過程的總經理;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則認為,「總設計師」應該是趙紫陽,鄧更像是改革的「教父」,他臨陣督戰,抵擋四面八方的反對者;曾出版趙紫陽回憶錄的鮑樸更認同台灣學者鐘延麟的觀點,認為鄧小平實則是毛澤東的「副帥」,並得出「主事在毛,成事在鄧」的結論。

哪個歷史評價更公允,需要時間的持續檢驗。但在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我們能做的是重新觀察他在關鍵時刻的決策細節;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在另一個政治強人習近平主政的當下中國,鄧小平的改革遺產是如何被揚棄的。

鄧小平

Getty Images 1979年1月,鄧小平訪美時接過牛仔遞過的帽子並戴上,成為開啟中美關係的標誌性舉動。

「西單民主牆」與六四事件——自由的尺度

1978年,入冬後,中國北方萬物冰凍,而思想的解凍卻在江湖和廟堂兩個層面,同時發生。

廟堂之上,11月召開中央工作會,原本議題是農業及之後兩年國家發展計劃。會議剛開兩天,政治氣氛迅速改變。與會的210名高層幹部,紛紛發言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和對「四五」事件定性表達不滿。輿論洶湧,以至於葉劍英勸華國鋒順勢改變。

這次氣氛的轉折,為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執掌政權提供條件。傅高義引述黨內老領導評價,「就像遵義會議是毛澤東成為黨主席的轉折點一樣,這次工作會議是鄧小平崛起的一次決定性事件。」

江湖之中,也發生著微妙而劇烈的變化。工作會開始後出版的《中國青年》雜誌,登載「四五」運動中天安門詩抄,還批評對毛澤東的迷信為「現代迷信」。時任副主席汪東興氣急敗壞地叫停發行,卻被人一頁一頁地貼上天安門西邊幾百米的灰磚牆上。由此一發不可收拾,訴求民主、批評毛澤東和文革的大字報,雨後春筍般出現在「西單牆」上。

「西單牆」恰為我們提供一個對於鄧小平心中自由尺度的絶佳觀察點。

政治氣氛轉向,民間與高層相呼應,一度為鄧小平所樂見。11月28日,鄧在回見日本民社黨黨魁佐佐木良作時稱,「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他還進一步反問,「允許群眾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有什麼錯?」

一個月後,大字報的形式已無法滿足民眾的表達欲。時任新華社記者楊繼繩記述,12月28日,有人在西單牆演講,認為光爭取民主、自由還不夠,最根本是要改變國家的政治制度,數千聽眾堵塞交通,人群遂向天安門轉移,邊走邊高喊「要民主,不要專制」「讓思想衝破牢籠子」的口號。3月25日,北京動物園職工魏京生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一文,直接點明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三天後,北京市政府發佈禁令,第四天即逮捕魏京生。

傅高義猜測,「西單牆」曾為鄧的政治理想提供燃料,因而被他容納,甚至鼓勵。隨著言論觸及中共領導的根本制度,他斷然壓制。一位前省委書記評價,鄧小平對民主的看法就像「葉公好龍」一樣,如果龍真的出現,他就害怕了。

1989年6月2日的天安門廣場
AFP 1989年6月2日的天安門廣場,遠處為中央美院學生四天趕製的民主女神像,5月30日被正式立於天安門廣場。

在改革開放的第一時間,民間思想的一次噴發就這樣驟然遇冷。鄧小平意識到政治言論需要紅線。魏京生被捕後一天,鄧小平發表講話,確立四項基本原則,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以及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四項基本原則為之後四十年的言論管制劃定「紅線」,乃至今時今日,還在影響中國。

毛澤東去世後第一次來自民間的思想解放與反思,激烈噴薄,卻心有餘悸地快速收縮。這一蟄伏就是十年,再次爆發已是1989年的春天——彼時,數以萬計的學生帶著更強烈的民主訴求,再一次觸及四項基本原則,鄧決定用武力一勞永逸地結束運動,維護政府權威。他的女兒鄧林曾說,不管鄧小平受到多少批評,他從未懷疑過自己作出的決定是正確的。

鮑樸向BBC中文表示,由此可知鄧小平在政治上延用毛澤東的制度和思想方法,他在1989年對待學運的態度,與1956年波匈事件時中國態度相同,當時蘇共還未考慮派兵鎮壓時,中共已經建議派兵。所以說鄧與毛在政治上是一貫的,即用無產階級專政,用權力達成社會共識,把異議消滅掉,這個沒有變化。

或許比外界更能一窺鄧小平內心的,是他早年的一份課堂作業。1926年8月12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鄧小平只有21歲,他在作業中寫道,「集中的權利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從上級命令是絶對必要的。允許多少民主,要視周圍的情況而定。」

鄧小平
Getty Images 1990年,鄧小平力促上海開發浦東新區,時任上海市長朱鎔基之後任副總理和總理。當時,「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東」成為流行語。

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理念的博弈

無論在官方語境,還是輿論印象中,鄧小平與中國的經濟成就緊緊綁在一起。

改革開放初,中國就展現出不俗的經濟潛力。1982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9.1%,1983年達10.9%。因此到訪中國的外賓,常對鄧發展經濟的能力表達讚嘆。而曾任鄧小平翻譯的張維為在其視頻節目中引述,鄧在聽到這樣的誇獎時,往往會說,「在經濟問題上,其實我是個外行,即使我講一些話,也是從政治的角度講的。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是我提出的,但如何搞改革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懂得並不很多,我總是從政治角度談經濟的。」

鮑樸向BBC中文解釋,鄧小平和習近平執政的環境很不同,沒有人可與習在政治上匹敵,但鄧當政時一直被陳雲等老幹部制衡著,做事情必須和「老人」們商量。鄧的功績是改掉毛時代的經濟政策,不過具體他也不知道怎麼改,因此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看完趙紫陽的回憶錄後作序表示,趙紫陽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鄧小平則是「教父」,就是在爭論不休時拍板之人,從這個角度,他對中國的影響當然很大。

「改革教父」的稱謂確實有跡可循,鄧小平早期提出的發展目標以及「物價闖關」等決策並不符合經濟規律。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從政治角度談經濟」的鄧小平沒有功勞。恰恰相反,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阻礙,才是彼時中國經濟改革最大的桎梏。

鄧小平與趙紫陽
Getty Images 鄧被認為是改革「教父」,而趙紫陽(右)為改革主將,但他因在「六四」中同情學生,反對武力鎮壓而被迫下台。

改革開放之初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評價毛澤東。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鄧小平、陳雲等老幹部群起而攻之,這種主張被快速否定和邊緣化。

這一仗後,勝利者們形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共識,但如何建設經濟,又將彼時中國政壇一分為二——一邊是以鄧小平為首,主張市場經濟的「改革派」;另一邊是以陳雲為首,主張計劃經濟的「保守派」。傅高義將其稱之為「一山二虎」;楊繼繩則稱其為「雙峰政治」;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中也確認,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方面,鄧小平和陳雲自始至終持兩種不同的主張。

整個80年代,不同經濟主張的互相博弈,頻密展開——首先是經濟增長目標的分歧,改革派認為目標要高一些,以實現2000年翻兩番,保守派認為目標過高,會導致混亂,分歧之大,以至於1981年全國人大既沒有通過年度預算,也沒有明確「六五」計劃的增長目標;1983年,保守派公開批評「指導性計劃」,捍衛「指令性計劃」;1984年,鄧小平視察並肯定深圳的建設,並將開放擴大到14個城市;1985年,陳雲則利用數據上的財政赤字和通脹,把快步前進的改革派拉了回來,並提出「社會主義經濟,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1987年,鄧小平直接否定陳雲的主張,在講話中稱「(過去)講以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1988年,鄧決定取消大量價格管制,然而他錯誤估計形勢,致使物價過快上漲,引發恐慌性搶購,政策被快速叫停,經濟決策權也從改革派的趙紫陽手上,交到支持陳雲緊縮政策的李鵬手上。

鄧小平與家人
Getty Images 1992年鄧小平南巡,通過一系列講話和表態,迫使江澤民公開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

經濟路線的博弈一直持續到鄧小平政治生涯的最終章。1992年,鄧小平南巡中一邊參觀一邊表態,走到珠海召開了一個由兩位軍委副主席參加的軍事會議,會議上,鄧卻沒談軍事,強調「誰不改革,誰就下台」。傅高義在其著作中稱,「出席會議的軍隊領導人的強大陣容表明,如有必要,軍隊高層願意擁護一個新的領導人」。江澤民感受到這股壓力,五天後,他給鄧小平打電話拜年,並在其後成為堅定的改革派。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在輿論中也得到普遍擁護,直至隨後的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改革派與保守派的經濟路線之爭才落下帷幕,此時距改革開放開始已經過去14年。

楊繼繩形容,此後,一方面大力推進市場經濟,一方面強化中共領導,由鄧小平奠定的「威權政治加市場經濟」的模式,貫穿整個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時期。這也成為鄧小平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最顯的影響。

兩次政改與遺產的揚棄——失敗的嘗試

或許很多人並不知曉,改革開放之初,對中共統治狀況最嚴厲的批評之一來自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指出黨內存在政治弊端,比如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思想僵化、墨守成規、不負責任、壓制民主、貪贓枉法。講話內容雖未到改變中共執政地位的地步,但對民主表達積極評價。

正是這篇措辭嚴厲的講話把政治改革的想法帶入中國政壇。不過,鄧講話的同時發生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其他黨內高層由於擔心像波蘭一樣失控,10月中宣部就指示不要在討論鄧的上述講話。12月,鄧小平自己也回調口徑,稱政治改革要慎重。

高調的講話就此沉寂。改革開放伊始發端的政治改革意識,剛露出苗頭,就被迅速掐滅。

然而這並非鄧小平時代唯一一次政治改革嘗試。1986年,由於經濟改革推動,政治改革再次被提上日程,鄧小平稱,「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

3個月後,趙紫陽根據鄧的指示,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教授吳國光,彼時為《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被選入該小組。在吳國光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論文中,他指出鄧小平與趙紫陽對政治改革的根本不同——前者希望通過高度積極的人員提高管理效率,後者則向更大範圍地減少黨在經濟和社會單位中的作用。政治改革再次被提及時,意涵已經不再相同,更像是一場行政改革。

即便如此,這次政改還在討論階段,就先後遭遇「物價闖關」和「六四」,因而中斷。

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改革並非全無建樹。首先是設置任期制,在1980年8月的講話後不久,他向意大利記者法拉奇表示,過去實際上存在領導職務終身制,制度缺陷在60年代還看不出來,「那是我們還年輕」。以此為鋪墊,1982年,172名「老幹部」卸任,保留級別和待遇加入由鄧當主任的中顧委,鄧還宣佈,中顧委只會存在十到十五年,通過這種方式集中卸掉老幹部的權力。也是這一年,新修訂的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和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鄧掌權期間還多次強調和推動「黨政分開」。在接受BBC中文採訪時,吳國光回憶,當時鄧小平的思路是黨委書記就是甩手掌櫃,就像是一個現代公司,黨委書記是董事長,政府是CEO,最後的決定權是在黨手裏,但日常事務由政府去管。

不難觀察到,在習近平第二個任期開始,鄧的政治改革遺產接連面臨挑戰。一方面,通過修憲,消除國家主席任期。另一方面,「黨政一體化」的改革意圖在中共十九大上浮現。

這些變化使中國自由派人士失望,進而產生了習近平不再延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而是向毛澤東更加靠攏的想法。

鄧小平像
Getty Images 位於深圳的鄧小平像成為中國

傅高義向BBC中文表示,「他(習近平)基本上延續了鄧的政策。因為他在上台後立即去深圳訪問了鄧的雕塑,還依然延續了鄧當年的對於外部世界的開放,他依然允許私營企業的存在,依然與外部世界保持著廣泛的聯繫,而且也參與國際事務中。他還基本在政治制度的框架內運作。雖然他還在使用年輕時在文革中學到的毛澤東式語言,但或許是想留住那些偏愛毛澤東的人的支持。不過,他的政策與鄧小平在1978年推行的一系列發展政策的主線保持一致。」

吳國光則認為,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家股份公司,那麼毛澤東通過中共七大鞏固了權力、控股了,到了發動文革,毛要把中國共產黨變成「毛記公司」。他判斷,習近平也要走這條路。

鮑樸表示,鄧小平錯過了一個絶佳的政治改革契機,在毛死之後的十年,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和發展,中國人重新相信這個黨至少是向好的方向發展,未來會給中國人更多的自由,但是「六四」結束了這個夢想,現在的希望越來越小,這種僵局是鄧小平造成的。而想要通過市場經濟發展緩和,是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執政後,毛澤東生前秘書李銳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我為何提議重發鄧小平「8·18 講話」》一文,再次提到1980年鄧小平那篇措辭激烈的講話——比如權力過分集中,「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家長製作風,「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李銳稱講話內容依然有現實意義,並表示肅清封建專制主義最有效的手段,是政治民主。

李銳試圖通過鄧小平的政治改革遺產發出聲音,然而並未像鄧小平時代一樣,掀起更多、範圍更大的討論。相反,《炎黃春秋》在此後一年迎來當局力度空前的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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