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鄧小平的車隊行駛在華盛頓街道上。兩邊人群產生奇妙分野——一邊抗議者揮舞著台灣青天白日旗；另一邊抗議者則是狂熱的美國左派，他們認為鄧背叛了毛澤東的革命。甚至在白宮草坪的歡迎儀式上，有兩人因高喊「毛主席萬歲」，而被強行帶離。
勢成水火的兩股勢力都在反對鄧小平，反對的理由卻又顯得十分充足——鄧訪美一個月前，台北熟睡中的蔣經國，被大洋彼岸電話吵醒，得知美台斷交；此前不久的北京，鄧掀起關於真理檢驗標凖的大討論，被毛澤東的支持者斥責在「砍旗」、「違反中央精神和反對毛澤東思想」。
此後18年，更多矛盾在鄧小平身上持續呈現。他反對「兩個凡是」，努力使文革後的中國走出毛澤東的陰影；但卻又極力避免成為「第二個赫魯曉夫」，力排眾議在官方文件中給予毛澤東積極的歷史評價。鄧小平是政治鬥爭中改革派最有利的支持者，甚至是培育者；但面對訴求民主的學生，他卻下命令「採取一切手段」恢復秩序。鄧小平主張「摸著石頭過河」，務實推進經濟改革，塑造此後幾十年的改革方法論；但他也曾強行推「物價闖關」，導致全民搶購潮，誘發通貨膨脹。
改革之路，矛盾叢生，也讓各方對鄧的評價不盡相同。中國官方語境將他形容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一手締造今日經濟奇蹟；哈佛大學教授、《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認為，改革開放並沒有清晰、完整、現成的設計圖紙，不如說，鄧小平全面領導轉型過程的總經理；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則認為，「總設計師」應該是趙紫陽，鄧更像是改革的「教父」，他臨陣督戰，抵擋四面八方的反對者；曾出版趙紫陽回憶錄的鮑樸更認同台灣學者鐘延麟的觀點，認為鄧小平實則是毛澤東的「副帥」，並得出「主事在毛，成事在鄧」的結論。
哪個歷史評價更公允，需要時間的持續檢驗。但在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我們能做的是重新觀察他在關鍵時刻的決策細節；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在另一個政治強人習近平主政的當下中國，鄧小平的改革遺產是如何被揚棄的。
「西單民主牆」與六四事件——自由的尺度
1978年，入冬後，中國北方萬物冰凍，而思想的解凍卻在江湖和廟堂兩個層面，同時發生。
廟堂之上，11月召開中央工作會，原本議題是農業及之後兩年國家發展計劃。會議剛開兩天，政治氣氛迅速改變。與會的210名高層幹部，紛紛發言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和對「四五」事件定性表達不滿。輿論洶湧，以至於葉劍英勸華國鋒順勢改變。
江湖之中，也發生著微妙而劇烈的變化。工作會開始後出版的《中國青年》雜誌，登載「四五」運動中天安門詩抄，還批評對毛澤東的迷信為「現代迷信」。時任副主席汪東興氣急敗壞地叫停發行，卻被人一頁一頁地貼上天安門西邊幾百米的灰磚牆上。由此一發不可收拾，訴求民主、批評毛澤東和文革的大字報，雨後春筍般出現在「西單牆」上。
「西單牆」恰為我們提供一個對於鄧小平心中自由尺度的絶佳觀察點。
政治氣氛轉向，民間與高層相呼應，一度為鄧小平所樂見。11月28日，鄧在回見日本民社黨黨魁佐佐木良作時稱，「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他還進一步反問，「允許群眾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有什麼錯？」
一個月後，大字報的形式已無法滿足民眾的表達欲。時任新華社記者楊繼繩記述，12月28日，有人在西單牆演講，認為光爭取民主、自由還不夠，最根本是要改變國家的政治制度，數千聽眾堵塞交通，人群遂向天安門轉移，邊走邊高喊「要民主，不要專制」「讓思想衝破牢籠子」的口號。3月25日，北京動物園職工魏京生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一文，直接點明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三天後，北京市政府發佈禁令，第四天即逮捕魏京生。
傅高義猜測，「西單牆」曾為鄧的政治理想提供燃料，因而被他容納，甚至鼓勵。隨著言論觸及中共領導的根本制度，他斷然壓制。一位前省委書記評價，鄧小平對民主的看法就像「葉公好龍」一樣，如果龍真的出現，他就害怕了。
在改革開放的第一時間，民間思想的一次噴發就這樣驟然遇冷。鄧小平意識到政治言論需要紅線。魏京生被捕後一天，鄧小平發表講話，確立四項基本原則，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以及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四項基本原則為之後四十年的言論管制劃定「紅線」，乃至今時今日，還在影響中國。
毛澤東去世後第一次來自民間的思想解放與反思，激烈噴薄，卻心有餘悸地快速收縮。這一蟄伏就是十年，再次爆發已是1989年的春天——彼時，數以萬計的學生帶著更強烈的民主訴求，再一次觸及四項基本原則，鄧決定用武力一勞永逸地結束運動，維護政府權威。他的女兒鄧林曾說，不管鄧小平受到多少批評，他從未懷疑過自己作出的決定是正確的。
鮑樸向BBC中文表示，由此可知鄧小平在政治上延用毛澤東的制度和思想方法，他在1989年對待學運的態度，與1956年波匈事件時中國態度相同，當時蘇共還未考慮派兵鎮壓時，中共已經建議派兵。所以說鄧與毛在政治上是一貫的，即用無產階級專政，用權力達成社會共識，把異議消滅掉，這個沒有變化。
或許比外界更能一窺鄧小平內心的，是他早年的一份課堂作業。1926年8月12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鄧小平只有21歲，他在作業中寫道，「集中的權利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從上級命令是絶對必要的。允許多少民主，要視周圍的情況而定。」
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理念的博弈
改革開放初，中國就展現出不俗的經濟潛力。1982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9.1%，1983年達10.9%。因此到訪中國的外賓，常對鄧發展經濟的能力表達讚嘆。而曾任鄧小平翻譯的張維為在其視頻節目中引述，鄧在聽到這樣的誇獎時，往往會說，「在經濟問題上，其實我是個外行，即使我講一些話，也是從政治的角度講的。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是我提出的，但如何搞改革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懂得並不很多，我總是從政治角度談經濟的。」
鮑樸向BBC中文解釋，鄧小平和習近平執政的環境很不同，沒有人可與習在政治上匹敵，但鄧當政時一直被陳雲等老幹部制衡著，做事情必須和「老人」們商量。鄧的功績是改掉毛時代的經濟政策，不過具體他也不知道怎麼改，因此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看完趙紫陽的回憶錄後作序表示，趙紫陽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鄧小平則是「教父」，就是在爭論不休時拍板之人，從這個角度，他對中國的影響當然很大。
「改革教父」的稱謂確實有跡可循，鄧小平早期提出的發展目標以及「物價闖關」等決策並不符合經濟規律。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從政治角度談經濟」的鄧小平沒有功勞。恰恰相反，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阻礙，才是彼時中國經濟改革最大的桎梏。
改革開放之初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評價毛澤東。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鄧小平、陳雲等老幹部群起而攻之，這種主張被快速否定和邊緣化。
這一仗後，勝利者們形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共識，但如何建設經濟，又將彼時中國政壇一分為二——一邊是以鄧小平為首，主張市場經濟的「改革派」；另一邊是以陳雲為首，主張計劃經濟的「保守派」。傅高義將其稱之為「一山二虎」；楊繼繩則稱其為「雙峰政治」；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中也確認，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方面，鄧小平和陳雲自始至終持兩種不同的主張。
整個80年代，不同經濟主張的互相博弈，頻密展開——首先是經濟增長目標的分歧，改革派認為目標要高一些，以實現2000年翻兩番，保守派認為目標過高，會導致混亂，分歧之大，以至於1981年全國人大既沒有通過年度預算，也沒有明確「六五」計劃的增長目標；1983年，保守派公開批評「指導性計劃」，捍衛「指令性計劃」；1984年，鄧小平視察並肯定深圳的建設，並將開放擴大到14個城市；1985年，陳雲則利用數據上的財政赤字和通脹，把快步前進的改革派拉了回來，並提出「社會主義經濟，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1987年，鄧小平直接否定陳雲的主張，在講話中稱「（過去）講以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1988年，鄧決定取消大量價格管制，然而他錯誤估計形勢，致使物價過快上漲，引發恐慌性搶購，政策被快速叫停，經濟決策權也從改革派的趙紫陽手上，交到支持陳雲緊縮政策的李鵬手上。
經濟路線的博弈一直持續到鄧小平政治生涯的最終章。1992年，鄧小平南巡中一邊參觀一邊表態，走到珠海召開了一個由兩位軍委副主席參加的軍事會議，會議上，鄧卻沒談軍事，強調「誰不改革，誰就下台」。傅高義在其著作中稱，「出席會議的軍隊領導人的強大陣容表明，如有必要，軍隊高層願意擁護一個新的領導人」。江澤民感受到這股壓力，五天後，他給鄧小平打電話拜年，並在其後成為堅定的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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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在輿論中也得到普遍擁護，直至隨後的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改革派與保守派的經濟路線之爭才落下帷幕，此時距改革開放開始已經過去14年。
楊繼繩形容，此後，一方面大力推進市場經濟，一方面強化中共領導，由鄧小平奠定的「威權政治加市場經濟」的模式，貫穿整個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時期。這也成為鄧小平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最顯的影響。
兩次政改與遺產的揚棄——失敗的嘗試
或許很多人並不知曉，改革開放之初，對中共統治狀況最嚴厲的批評之一來自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指出黨內存在政治弊端，比如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思想僵化、墨守成規、不負責任、壓制民主、貪贓枉法。講話內容雖未到改變中共執政地位的地步，但對民主表達積極評價。
正是這篇措辭嚴厲的講話把政治改革的想法帶入中國政壇。不過，鄧講話的同時發生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其他黨內高層由於擔心像波蘭一樣失控，10月中宣部就指示不要在討論鄧的上述講話。12月，鄧小平自己也回調口徑，稱政治改革要慎重。
高調的講話就此沉寂。改革開放伊始發端的政治改革意識，剛露出苗頭，就被迅速掐滅。
然而這並非鄧小平時代唯一一次政治改革嘗試。1986年，由於經濟改革推動，政治改革再次被提上日程，鄧小平稱，「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
3個月後，趙紫陽根據鄧的指示，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教授吳國光，彼時為《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被選入該小組。在吳國光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論文中，他指出鄧小平與趙紫陽對政治改革的根本不同——前者希望通過高度積極的人員提高管理效率，後者則向更大範圍地減少黨在經濟和社會單位中的作用。政治改革再次被提及時，意涵已經不再相同，更像是一場行政改革。
即便如此，這次政改還在討論階段，就先後遭遇「物價闖關」和「六四」，因而中斷。
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改革並非全無建樹。首先是設置任期制，在1980年8月的講話後不久，他向意大利記者法拉奇表示，過去實際上存在領導職務終身制，制度缺陷在60年代還看不出來，「那是我們還年輕」。以此為鋪墊，1982年，172名「老幹部」卸任，保留級別和待遇加入由鄧當主任的中顧委，鄧還宣佈，中顧委只會存在十到十五年，通過這種方式集中卸掉老幹部的權力。也是這一年，新修訂的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和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鄧掌權期間還多次強調和推動「黨政分開」。在接受BBC中文採訪時，吳國光回憶，當時鄧小平的思路是黨委書記就是甩手掌櫃，就像是一個現代公司，黨委書記是董事長，政府是CEO，最後的決定權是在黨手裏，但日常事務由政府去管。
不難觀察到，在習近平第二個任期開始，鄧的政治改革遺產接連面臨挑戰。一方面，通過修憲，消除國家主席任期。另一方面，「黨政一體化」的改革意圖在中共十九大上浮現。
這些變化使中國自由派人士失望，進而產生了習近平不再延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而是向毛澤東更加靠攏的想法。
傅高義向BBC中文表示，「他（習近平）基本上延續了鄧的政策。因為他在上台後立即去深圳訪問了鄧的雕塑，還依然延續了鄧當年的對於外部世界的開放，他依然允許私營企業的存在，依然與外部世界保持著廣泛的聯繫，而且也參與國際事務中。他還基本在政治制度的框架內運作。雖然他還在使用年輕時在文革中學到的毛澤東式語言，但或許是想留住那些偏愛毛澤東的人的支持。不過，他的政策與鄧小平在1978年推行的一系列發展政策的主線保持一致。」
吳國光則認為，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家股份公司，那麼毛澤東通過中共七大鞏固了權力、控股了，到了發動文革，毛要把中國共產黨變成「毛記公司」。他判斷，習近平也要走這條路。
鮑樸表示，鄧小平錯過了一個絶佳的政治改革契機，在毛死之後的十年，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和發展，中國人重新相信這個黨至少是向好的方向發展，未來會給中國人更多的自由，但是「六四」結束了這個夢想，現在的希望越來越小，這種僵局是鄧小平造成的。而想要通過市場經濟發展緩和，是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執政後，毛澤東生前秘書李銳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我為何提議重發鄧小平「8·18 講話」》一文，再次提到1980年鄧小平那篇措辭激烈的講話——比如權力過分集中，「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家長製作風，「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李銳稱講話內容依然有現實意義，並表示肅清封建專制主義最有效的手段，是政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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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試圖通過鄧小平的政治改革遺產發出聲音，然而並未像鄧小平時代一樣，掀起更多、範圍更大的討論。相反，《炎黃春秋》在此後一年迎來當局力度空前的打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