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新哈薩克未來之「告別強人時代」

摘要：自哈薩克末任可汗科涅薩熱於1847年英勇殉國後，僅有百年歷史的莫斯科維亞式絕對強人統治隨即全盤取代了延續千年之久的草原式絕對強民共治，導致中亞所屬圖蘭古老民主傳統在長達一個半世紀之久的殖民秩序建立與社會改造過程中被人為地扭曲遺忘，直至蘇維埃帝國自行瓦解。但事實證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舊意識形態輸出的終結及新經濟秩序輸入的開啟不僅未能根除已無絕對可言的強人政治殘餘，反而使其脫胎換骨並再度穩坐江山，進而最終不可避免地引發駭人聽聞的重大流血事件。

對草原民族而言，威脅圖蘭大地各國獨立強盛與各族自由繁榮的千年最大安全隱患乃形態不一之境外輸入型「一尊永恒」，即遵照「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原則所有序實施的格殺勿論策略與唯我獨尊戰略，一個視「人人互害，人人互食」為社會良性循環及治國中庸之道的小人法統兼偽君道統。

因此，「定於一尊」的危險根源並非是表面所最終呈現的個體式「偉大一尊」，而是笑顏背後始終藏刀的無數「一尊定者」，以及其賴以生存的無形式「一尊正統」。究其原因，不同于俄國沙皇，草原可汗作為圖蘭政體最高權威並非君士坦丁堡式舊東方專制主義「第二羅馬」的延伸，或莫斯科式新東方擴張主義「第三羅馬」的延續，而是如同拉丁式「第一羅馬」古老共和主義般的永恆存在，即奮不顧身的軍事統帥兼選舉產生的政治領袖。

換言之，在忽裏勒台大會議程中通過提名競爭、議論商討、選舉表態及公認昭告贏得多數擁護的可汗，其權力合法性體現在「多數絕對保護少數」及「多數絕對尊重少數」，而非「少數絕對服從多數」。其中，高抬可汗作為汗帳所屬登基大典最為重要且關鍵的環節，須與會所有領袖代表一同手握並高舉可汗所高坐之白色氈毯，寓意可汗乃萬王之王，更是強大萬民的世間代表，若為己利劍指反對不公者將遭遇圍剿式滅頂之災，且還會被後人唾棄詛咒，永無葬身之地並永背歷史駡名。

絕對強民的衰弱

反觀歷史不難看出，致使俄屬莫斯科維亞式強人政治愈發強大的是原宗主國所長期賦予的優待特權，即金帳汗國強民戰略之「一地多國」原則與「俄人治俄」方針。立足欽察草原的成吉思汗長子術赤後裔身為草原文明正統捍衛者，自始至終都遵循圖蘭大地延續千年之草原律法，既不干涉也不破壞各地各族所屬之原有傳統信仰及本土文化生產，杜絕並反對任何形式的強制型同化政策，且向承認可汗權威者提供絕對軍事保護，即便自身身處危境也依舊義不容辭。

準確講，也就是金帳汗國這一以人為本的高尚政治品德與為民而立的偉大軍事原則，在無意間孕育出了能夠準確把握軍政大局且全面顛覆經文秩序的潛伏式「隱形政體」，致使其自身在猝不及防中先不斷被反向分化，後則在手足相殘中被全盤逆向毀滅，最終不可避免地反變為被統治者，進而被迫灌輸與古老強民政治截然相反的亡族式「弱者必滅」思維及滅文式「抗者必亡」理念。 （相關報導： 蒙古穆斯林的由來：《蒙古與伊斯蘭中國》選摘（1） ｜ 更多文章 ）

絕對強人的鞏固

長期以來，強化並延長絕對強人政體生命力的始終都是具有寄生價值的「市場弱國」與「秩序強國」。其中，「市場弱國」是指經濟相對繁榮且文化底蘊較深，但軍事方面普遍缺乏自衛能力的政治體，可谓难守易攻。而「秩序強國」則在上述各個領域均擁有無人能敵的壓倒性優勢，是區域乃至國際秩序的制定者與捍衛者，须安抚渗透。在此前提下，「市場弱國」的早期價值在於聯合利用與升格自我，晚期價值則在於吞併擴張和分庭抗禮。與之相比，「秩序強國」的早期價值乃借力毀敵與自我強化，晚期價值則是借名立威及模仿複製。

實質上，絕對強人政體的發展完全依附於與生俱來的寄生模式，在自我升格壯大的過程中若無「新宿主國」可再寄生，將不可避免地自動陷入其難以逆轉的直線衰敗，直至自己为自己敲响丧钟。例如，蘇聯霸權所依賴的「市場弱國」是指東德在內的歐陸華約成員國，而渴望取而代之的「秩序強國」則是戰後全球最強規則制定方，即與之深陷冷戰的美國。蘇聯的歷史經驗表明，絕對強人統治唯有在可絕對彼此制衡的多極世界體系中方可延續，如同美蘇對抗般的兩級格局相反是迫使其自生自滅的最不利環境。

民弱君強的惡果

莫斯科維亞式強人政治思想的反向輸出起始於1731年哈薩克小玉茲可汗阿布海爾的軍事外交庇護，即通過名義上的「併入」換取實質上的政治經濟安全。自此，「皇權至上」理念伴隨沙俄界河城鎮防線的進一步延伸，自北向南持續滲透至哈薩克中玉茲與大玉茲所屬阿勒泰山以西烏勒套地帶及阿姆河以北七河流域兼中亞河中板塊。

聖彼德堡在長達186年的殖民統治中，採用了「溫水煮青蛙式」的思想灌輸策略，其目的是分化並衰弱本土菁英群體的地緣傳統影響力，在軟硬兼施的誘惑壓力下最大限度地實現反向利用，使表面上看似「自願歸順」的各方勢力拼盡全力地彰顯自身獨有利用價值。換言之，必要時同室操戈，反之遵循皇令，潛移默化地使「汗權源自於民」這一草原傳統政治思維被「皇權至高無上」所取締。

君弱民強的重現

實施貫徹方面，沙俄的思想輸出是百年一遇的緩慢型「世紀暖冬」，蘇俄的思想植入則是千年一遇的閃電式滅頂之災，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定義標準方面，史達林主義薰陶下的蘇俄早已將沙俄時期過渡式的中央級「一人之下」及地方級「萬人之上」拋之腦後，取而代之的是滅絕式的「一人永恆」與「萬人之下」，即將一切所謂的「國家威脅」及「民族障礙」徹底且全面地連根拔起。有鑒於此，異議者不是被秘密槍決就是被終身監禁，而抗議者則會死無葬身之地。

事實證明，沙俄式輸入型「百年暖冬」不僅未能有效離間哈薩克菁英，相反使其在「無形之手」的壓力下更加團結，最終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區域型反殖民式民族解放戰爭。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兩極對抗格局中的蘇俄式植入型「七代巨寒」卻在無「新宿主國」可持續寄生的情況下，其內部強人間的血腥鬥爭持續不斷且激烈程度逐年升級，從舊強人手中奪取日漸微薄的「家底」成為新強人心中唯一具有實質意義的政治思想方針，導致愈發無力的末代強人中央最終在莫斯科河畔無奈選擇「自我了斷」，以「自毀長城」為代價重獲新生。

總結：綜上所述，不難看出，1986年突發于哈薩克舊都阿拉木圖的「十二月事件」作為起點，是蘇俄式絕對強人統治持續不斷的最終惡果。相比之下，2020年瞬間席捲全國的「一月事件」作為延續，意在根除源自于蘇俄時期的降級版沙俄式絕對強人政治殘餘，即光復草原正統之絕對強民政治。

兩大政治事件相繼表明，哈薩克在獨立後的30年時間裏，雖相繼重組並解散了絕對強人特徵明顯的多數代表性蘇維埃式權力機構，並且效仿西方建立了以憲法為核心的兩院制度，以便順應天命與民心。但後續發展再度證明，蘇俄式強人殘餘的存在與沙俄式強人記憶的延續只會持續不斷地侵蝕象徵「民權至上」的上下兩院，使分別源自羅馬與伊朗的瑟納特（上議院）和馬吉利斯（下議院）日漸「第三羅馬化」，唯有真正代表草原大地的忽裏勒台大會方可振興哈薩克全境，引領其新共和公民光復圖蘭萬民所固有之絕對強民傳統，重建歷代先祖以生命的代價所換取的最寶貴遺產，即獨立、自由、平等與民主。 （相關報導： 蒙古穆斯林的由來：《蒙古與伊斯蘭中國》選摘（1）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哈薩克歐亞國際關係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