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觀點：犧牲烏克蘭綏靖俄羅斯，川普是「當代張伯倫」？

上任以來，川普（Donald Trump）已對俄烏局勢進行不少驚人操作，從強逼烏克蘭簽署礦產協議、與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公開口角，再到一度中斷對烏軍援、與普京（Vladimir Putin）繞過歐烏直接對話，各種做法不僅衝擊外界對於美國外交的一貫想像，也讓川普獲得「當代張伯倫」的新稱號，而這當然是貶稱。

眾所周知，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既是1937年到1940年的英國首相，也是「綏靖主義」（Appeasement）的代表人物：1938年9月，納粹德國以「保護蘇台德地區德裔居民」為由，威脅要對捷克斯洛伐克發動入侵，不願興戰的張伯倫於是聯合法國、義大利展開對德談判。最後各方同意簽署《慕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由英法義強逼捷克斯洛伐克交出蘇台德地區，換取希特勒（Adolf Hitler）承諾「不再擴張」，張伯倫也為此宣稱「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

沒想到一年不到，現實就甩了張伯倫一大耳光：1939年3月，德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傀儡政權，接著又在同年9月進攻波蘭。這一劇變導致英國政壇群起圍攻張伯倫，後者隨即在1940年辭職下台，歐洲也在未來幾年陷入二戰的漫天水火中。

在這之後，張伯倫就成為「對侵略者讓步」的代名詞，與其相關的「慕尼黑」也淪為「綏靖失敗」的懦弱符號；日後圍繞美國是否出兵朝鮮半島、是否增兵越南、是否介入敘利亞、是否繼續施壓伊朗的一系列辯論中，「當代慕尼黑」也都被強硬派援引為修辭，用來打擊反對介入的溫和派。

當然這些爭論背後不只有國家利益考量，更有權力鬥爭的私心；且歷年來也有部分歷史學者為張伯倫翻案，指出因為民意厭戰、英國軍事準備不足，當年選擇綏靖其實是相對合理的作法。不過種種努力，都扭轉不了西方輿論對「張伯倫」、「慕尼黑」的負面觀感，因此到了2025年川普操作俄烏停火時，「當代張伯倫」的批評依舊捲土重來。

川普豈是第一個張伯倫

當然，川普的作風確實粗暴，行事也往往單邊強硬，即便因為各種分歧導致18日的美俄通話沒有顯著進展，美國都已不可能再維護烏克蘭的領土完整，正如當年張伯倫也為滿足希特勒的擴張野心，選擇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

只是觀察後冷戰時代的美歐俄衝突，如果要說今天的川普是張伯倫，那麼這位被貼「親俄」標籤的美國總統其實不孤單，因為光從「對俄妥協」這個標準來看，川普也並不是第一個張伯倫。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前蘇聯空間其實有過不少動盪，包括2008年的俄喬戰爭、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以及隨後引爆的8年頓巴斯內戰。 （相關報導： 歷史黑雲籠罩慕安會：80多年前的綏靖主義噩夢重現？ ｜ 更多文章 ）

整體來說，每場衝突都是晚期蘇聯分離衝突的再現，也是對後冷戰美歐俄秩序的再挑戰，且也都以類似結果收場：時任歐美領導人都出於不願衝突擴大的心態，在一定程度上默許了俄羅斯的勢力擴張，包括俄喬戰爭後的南奧塞提亞和阿布哈兹兩個「獨立共和國」（實為俄羅斯保護國）、2014年後的克里米亞與「已獨立自治」的部分頓巴斯地區。

換句話說，以時程較長的俄烏衝突為例，如果觀察2014年開始的一系列外交互動，再對照2022年全面戰爭爆發的慘烈結果，那麼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參與斡旋的歐美領導人，其實也都算與侵略者來回周旋、卻無法阻止2022年大戰爆發的「張伯倫們」；而2014年的第一次《明斯克協議》（Minsk I）、2015年的第二次《明斯克協議》（Minsk II）、2016年開始的「施泰因邁爾方案」（Steinmeier Formula），其實也都算某種現代版的《慕尼黑協定》。

首先是第一次《明斯克協議》。這份文件誕生在2014年頓巴斯內戰爆發後，俄羅斯已經介入烏東戰場、成為分離勢力的主要靠山，烏克蘭則希望收復失地、西方卻擔心情勢升級的時空背景下，時任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Hollande）、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出面協調，最終促成烏克蘭、俄羅斯、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DPR）、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LPR）代表共同簽署文件。

文件內容共12點，包括立即停火，並讓歐洲安全組織（OSCE）對停火進行監督和核查；衝突雙方各從接觸線後撤15公里，並從衝突地區撤出所有外國雇傭軍；頓盧兩州的特定地區則被賦予「自治地位」，準備重新大選。顯然，這是凍結衝突且默認俄羅斯勢力範圍的綏靖作法，但各方在文件簽署後依舊持續戰鬥。

2015年1月，俄方與頓方分離勢力在頓內茨克國際機場戰役取勝後，頓內茨克便表示不會再考慮《明斯克協議》、也不會再進行任何談判停火的嘗試，第一次《明斯克協議》正式崩潰。再來是第二次《明斯克協議》。這次同樣是歐蘭德與梅克爾出面協調，並由俄烏與頓盧雙方在2015年共同簽署，主旨也大體是要求各方在歐安組織的監督下無條件停火、從前線撤出重型武器、釋放戰俘，並對烏克蘭進行憲法改革，改革的核心內容是下放頓盧兩州的權力，也就是承認部分地區實質自治。

但這份文件同樣沒有被徹底執行，烏克蘭內部拒絕進行「承認俄羅斯佔領頓巴斯」的法律改革，俄羅斯則在簽完文件後直接反悔，表示「俄羅斯不是明斯克協議的締約方」，並且持續將重武器運進頓巴斯。可想而知，第二次《明斯克協議》又被戰火燒成灰燼、飄向虛空。

接著是「施泰因邁爾方案」，這一模式由德國前外長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Steinmeier）在2016年提出，允許頓巴斯被佔領地在分離主義武裝未撤離的情況下舉行大選，前提是歐安組織也對選舉進行監督，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停火。只是兩次《明斯克協議》的失敗已經證明，歐安組織的現實影響力有限，因此「施泰因邁爾方案」的潛台詞，同樣是允許俄羅斯鞏固在頓巴斯的影響力。 （相關報導： 歷史黑雲籠罩慕安會：80多年前的綏靖主義噩夢重現？ ｜ 更多文章 ）

但從後續發展來看，不論是兩次《明斯克協議》或「施泰因邁爾方案」，都沒能阻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即便2021年拜登（Joe Biden）也強調美國支持《明斯克協議》、將和普京共同努力推動頓巴斯停火，戰爭還是在一年之後爆發。就結果來說，雖然烏克蘭在過程當中展現一定程度的抗拒，不完全遵守停火、也不承認俄羅斯在頓巴斯的擴張，但最後進行關鍵升級的還是俄羅斯，因此從克里米亞危機、頓巴斯內戰一路滑向俄烏戰爭，也未嘗不能解釋為「歐美綏靖俄羅斯失敗」。

當然，除非潛入普京的意識，否則外界其實也很難確定，俄羅斯從介入頓巴斯到發起全面戰爭，究竟是走一步算一步、還是早有謀算。只是就連俄羅斯內部，都有不少聲音認為應該是後者，例如「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的前總理亞歷山大·博羅代（Alexander Borodai）就在2024年受訪時指出：從軍事角度來看，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干預早在2014年就開始，但當時俄羅斯尚未在經濟、軍事和宣傳層面上做好準備，因此俄方選擇簽署《明斯克協議》，其目的並不是真要遵守協議進行停火，而是要利用協議來拖時間，以進行更全面的入侵準備。

川普不是最後一個張伯倫

綜合這一系列發展，川普當然不是第一個綏靖俄羅斯的「當代張伯倫」，因為面對後冷戰時代的俄羅斯擴張，歐美也始終是以綏靖姿態進行回應。同理，川普的對俄姿態確實友善，但其對俄政策本質上並沒有偏離主流：正如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與梅克爾，川普希望超越政治和意識形態差異，與莫斯科恢復一定程度的政經聯繫；且也正如歐巴馬（Barack Obama），川普認為美俄冷戰是不合時宜的迴響；最後也正如拜登，川普希望與俄羅斯建立某種安排，來降低對峙的痛苦與成本。

如果真要說川普與前人有何不同，那就是過去領導人往往會用嚴厲的反俄言論與姿態，遮掩自己消極的實用主義；但川普是連表面功夫都不做，直接為普京送上台階與紅地毯，這背後可能有本人的性格影響，也可能是出於表演「反建制」的選舉市場考量，最終也為川普招來了「當代張伯倫」的批評。

不過話說回來，「張伯倫」與「慕尼黑」的政治意義雖然沉重，現實意義卻耐人尋味：這兩個詞的負面涵義更多是受「綏靖失敗」的結果所調動，現實效果也更多是反映了不同陣營的政治攻訐，而非某政治人物與政策，是否真的一如當年的張伯倫與慕尼黑。

回顧1938年《慕尼黑協定》的後續發展，外界往往聚焦「綏靖失敗」的敘事，似乎只有德國是唯一併吞小國領土的邪惡方，但事實上在德方接手蘇台德地區的1938年10月，波蘭也趁機吞併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奧爾扎（Trans-Olza）。接下來11月的「第一次維也納仲裁」（First Vienna Award）中，各方又強迫捷克斯洛伐克將南部的三分之一地塊和外喀爾巴阡（Transcarpathia）南部割讓給匈牙利，並將斯皮什（Spiš）和奧拉瓦（Orava）地區的小塊土地割讓給波蘭。1939年3月，在德國入侵期間，匈牙利又趁亂併吞了外喀爾巴阡的剩餘地區。 （相關報導： 歷史黑雲籠罩慕安會：80多年前的綏靖主義噩夢重現？ ｜ 更多文章 ）

當然，這些事件都遮掩不了德國肆意侵略、將歐洲拖入戰火的事實，只是在人們習慣聯合國的高尚理想、慈眉善目前，歐洲的強凌弱眾暴寡早已行之有年，各方強權為了一己私利、彼此制衡，早就習慣把小國當成盤中肉塊，隨意切割分食，不論是18世紀的瓜分波蘭、二戰前夕的《慕尼黑協定》，甚至是安排戰後秩序的1945年雅爾達會議（YaltaConference），改變的往往只有分食者與被分食者的名號，而不是同樣貪婪的欲深溪壑，以及始終腥臭的的血盆大口。

從這個脈絡來看，張伯倫與《慕尼黑協定》的惡名昭彰，其實更多是受後續的二戰爆發、毀滅性人道災難所調動，並被二戰後的歷史書寫集體圍殺；換句話說，如果二戰沒有爆發、綏靖真的成功，那麼張伯倫所為其實也不過是歐洲強權的又一次「正常發揮」。

只是這種「正常發揮」，卻也明顯解決不了歐洲集體安全的深層問題，因為從歷史發展來看，每次的勢力範圍劃分，都是在為日後對峙、未來衝突埋下新火種。例如二戰德國的侵略，就有一大動機是要顛覆《凡爾賽條約》（Treaty ofVersailles）、瓦解過於嚴苛的一戰後安排；雅爾達會議後，蘇聯對東歐的蠶食鯨吞、美英選擇的無聲默許，又構成了未來冷戰對峙的地緣基礎。

因此可以這麼說，歐盟與聯合國的成立，或許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歐洲的集體安全問題，卻沒有徹底根除對峙的結構、戰爭的風險，俄烏衝突就是典型案例。

首先，蘇聯解體後，北約集團就在前蘇聯空間持續擴張，導致了俄羅斯的不滿與反撲，包括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與頓巴斯內戰；但接著美歐領導人選擇持續對俄綏靖，又在一定程度上給了俄羅斯「賭國運」開戰的勇氣。如今各方爭執不下、無法達成停戰協議，其實還是意在爭奪勢力範圍：俄羅斯想要一個「芬蘭化」、能被自己輻射影響力的親俄烏克蘭，美歐卻也不願放棄在烏克蘭的影響力耕耘，只是前者的名目是礦產協議，後者則是駐軍維和。

當然，有鑑於歐美都不願派兵前來烏克蘭前線決戰俄羅斯，如果莫斯科持續強硬、歐美又急於停火，終局可能就會以相對利好俄羅斯的方式進行；反之可能就是持續僵持，直到其中一方讓步以推動情勢變化。而在這個過程中，「當代張伯倫」雖有輿論意義，卻很難推動政策逆轉，並且更多是政治裂痕的結果反映：川普與進步派的緊張關係、以及川普上任後的美歐疏離。

整體來說，俄烏戰爭既是蘇聯晚期問題的重現，更是歐洲集體安全困境的當代炸裂，而各方最終也還是以傳統方法解決爭端：綏靖不成滑向戰爭，接著就是後續牽引的勢力範圍再劃分。但這是否就是歐洲集體安全問題的歷史終結？答案或許不容樂觀。

從這個視角來看，川普不僅不是第一位「當代張伯倫」，恐怕也不會是最後一位。 （相關報導： 歷史黑雲籠罩慕安會：80多年前的綏靖主義噩夢重現？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01》國際評論主筆。本文原刊《香港01》，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