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張，《港區國安法》與其他國家的國安法並無不同，是保護國家安全的正當措施。
即使各國皆有國安立法，表面上與《港區國安法》並無不同，但從勾結外國罪罪名的空泛、追訴的浮濫以及背後的思維，《港區國安法》是不折不扣的惡法。
《港區國安法》的勾結外國罪，可以判處無期徒刑，罪刑極其嚴重，還可以因為涉及境外因素或案情過於複雜，超過香港的處理能力，將案件移交中國中央追訴審判，依法「送中」。這些刑罰與措施是否有必要，是否過於嚴苛不合比例，本身就值得關切。
我們也不能忽略此一追訴的目的──殺一儆百，恫嚇民主人士。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的控罪中，已指名提到與黎智英同樣做國外遊說的人士，例如高能見度的陳方安生、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朱牧民，以及年輕一輩的運動者如李宇軒與周庭。起訴黎智英就是在警告其他運動者，恫嚇意味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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