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部官網9月17日首度於「即時軍事動態」專區發布相關訊息，爾後釋出共機侵擾資訊，就成為空軍司令部每日重大例行公事；統計有完整紀錄的10、11月，共機現蹤次數至少都高達22次。隨著共機擾台趨於頻繁，並以運-8及其衍生型為大宗，究竟其特性、常態性侵擾我西南防空識別區所欲為何？我方又該如何應處？
近年共軍強力執行所謂「遠航長航」的繞台飛行訓練，無論是順時鐘還是逆時鐘繞飛，在前期公開資訊有限下，已成為國人相當熟悉的一種擾台模式。今年迄今，共機大量侵擾變成以台灣防空識別區的西南角為主，另有少數幾次是在海峽中線一帶；單論中線周邊，政治意義濃厚，對台灣社會造成的心理壓力也比較高；而西南空域除了擾台，當中蘊含的戰略目的與價值更是值得關注。
從中共持續針對南海島礁軍事化及宣布行政區管轄來看，我方判斷共機頻繁出入我西南空域，是在為設置「自己的」南海防空識別區鋪陳，以近乎天天都有共機來往活動的模式，試圖在該空域形成既定事實；惟此舉不僅與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有所重疊，和菲律賓亦然。因此中方後續如何執行，仍有待觀察。
「移民潮」和香港總是關係密切，上幾代很多人因各種原因從大陸移居香港，1997年，大量香港人擔心主權移交後的發展移民海外。直至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後，「移民潮」一字，再次走入公眾的視野。
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英國、加拿大等國家放寬了香港人移居當地的條件，移民公司接獲的查詢倍增。香港中文大學調查指，一成半市民已做準備移民，以香港700多萬人口推算，移民人口隨時達100萬。
很多家庭考慮到香港不穩的政治環境，以及香港教育制度上的轉變，比以往有更大的決心離開。
今年50歲的小夫便是其中一個對香港前景悲觀決定移民的中產父親。他回顧自己的人生，感慨竟然需要經歷兩次移民。
他曾經在中國內地讀小學，約40年前跟隨家人從福建移民香港。如今，小夫事業有成，是一家之主，卻開始準備帶同妻子，和兩個念中學的孩子從香港移民英國。他的案例可以說是眾多香港家庭移民故事的縮影。
自言曾是愛國分子的小夫說，他對中國人的身份感到驕傲，香港主權移交前覺得中國逐步富強，對香港有「一國兩制」的未來充滿憧憬，當年，他成為了家中唯一一個沒有申請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人，認為就算出事也可以靠中國。
但香港經歷連串政治風波，從事資訊科技的小夫對中國和香港政府失望，終於下決心移民。他一度考慮台灣為移民地點，但他在中國大陸出生，以及在中資公司工作的背景，令移民台灣這個選擇並非那麼容易。
小夫也曾經想過，當年沒有申請BNO可能是一個錯誤的決定。但「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英國放寬了香港BNO人士移居當地的規定，讓BNO人士可無條件帶同直系親屬移居英國，小夫妻子是BNO人士，他們一家人可以移居英國，住滿6年可成為英國公民。
小夫知道移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回想小時候，跟著家人從福建到香港，不會說粵語，默寫零分，花了約半年時間才融入香港的生活。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以來，這個城市經歷了無數政治風波。在小夫眼中，97年之後的首十幾年裡，「一國兩制」都尚算可行，例如2003年，50萬人上街推翻國家安全相關的23條法例草案，2012年，黃之鋒的中學生團體號召群眾抗議推翻了港府擬在校內推行國民教育。
他說，那是港府會尊重民意的年代，「他們不是那麼一言堂，說什麼就什麼，香港人出聲，他們仍然會聽。」
真正令小夫第一次萌生移民念頭的是，2014年8月31日，香港佔領運動爆發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宣佈「8.31決定」，明確全民普選特首的前提，是要由一個由一千多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 雖然香港政府稱這一千多人具備「廣泛代表性」，但這與當年民間的訴求相距甚遠。
小夫說，「8.31之後，我就知道中港之間沒有出路，那是共產黨撕破面具的開始，因為北京開始一言堂，他們決定了的事情，完全不會理會香港人的意見。」
「以前的我覺得一國兩制可行，我們香港人會有普選，但今天都知道，一國兩制是騙人的，共產黨的承諾不會兌現，對政權沒有任何期望。」
佔領運動爆發後，社會運動走向低潮，舉家移民的想法仍然只是一個概念，埋在心裡。隨後的幾年裡小夫開始意識到香港政府政策，「愈來愈傾向討好大陸」。 從花費百億預算修建港珠澳大橋、高鐵，到林鄭月娥政府推出的「明日大嶼」大規模填海計劃，直至中國積極在粵港澳建立大灣區生活圈。
小夫認為，這些都並不是香港人想要的東西，只是透過利用納稅人的錢，去讓大陸企業或大商家投標。
2019年，圍繞《逃犯條例》的爭議，香港市民走上街頭抗議，再到6月12日激烈的警民衝突，目睹這一切，小夫感覺「非走不可」的導火線被點燃了。
「以前我從來不覺得香港有警暴問題，警察以前不是這麼黑暗的，但6月12日，他們對市民這樣，我過不了自己那關，我特別記得他們開槍射爆了一名老師的眼睛，我回家立刻把網上片段錄製下來，我不敢相信這件事會在香港發生。」
示威後來轉趨激進，警民衝突暴力升級，他與民主派陣營的人一樣，對示威者的行徑持「理解」的態度，矛頭仍然是指向警察。
「我試過駕車送兒子上學，突然一個年輕人衝出來設路障，那個人與我孩子差不多大，念高中左右，他們的做法是影響到我生活，但我會耐心地等，我理解他們的行為，我不會罵他們是廢青。」
小夫坦誠自己是一位「和理非」示威者，出席過大型遊行，會捐錢支持運動，也會支持黃店（親示威陣營的店），「很老實，我家中有老有嫩，在中資公司工作，我事實上做不到什麼。」
2020年7月，港區《國安法》落實。從此香港社會不能再出現支持「港獨」的言論，示威者高呼的「光復香港」口號，也被視作有「港獨」傾向。
以往小夫會活躍地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政治內容，《國安法》落地以後，他選擇了自我噤聲。
「我是限制了自己的言論自由，到英國後相信會好多了，可以暢所欲言，」他說。
事實上，他與一家人從未去過英國，但他相信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彼此制度有相近之處，一家人都能夠盡快適應。
小夫預計受疫情影響，可能要花半年至兩年的時間才能找到工作，而本身從事資訊科技的他初步估計，能夠找到相關行業的工作，但工資收入會比香港低得多。
「可能要由頭來過，或是由低做起，大不了在花園剪草或是做巴士司機。」
他不排除入籍後再來回香港，並不一定會在英國退休，「有外國護照是多一份保障，香港發生什麼大事，外國撤僑時你都可以走，但如果你只有香港身份證，可以去哪？這份保障也是給下一代的。」
香港的移民公司「英倫移民」創辦人繆曉彤對BBC中文表示，由於英國放寬了相關政策後，可以移民的不限於中產或專業人士，向其公司查詢的人有年輕化的趨勢，如果並非專業人士，沒有一技之長，求職不容易，如果準備的資金不充足，可能會在生活上遇到困難。
她一般會建議考慮移居的人先到訪當地了解實際情況才作出決定，但受限於疫情，客戶難以這樣做。
目前並沒有官方的統計數字估算香港新一波移民潮。 不過香港人辦理移民或外國升學時，有些人或需要向香港警方申請俗稱「良民證」的無犯罪紀錄證明書，這個數字具備參考作用。
自去年6月開始，「良民證」申請數字徘徊在高位，每個月處理二千多、三千宗的申請，近期出現預約滿額的情況，港警需要抽調人手增加處理申請的數量。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在今年9月進行的一項電話調查發現，一成半受訪市民近期已為移民做準備，另外約43.9%的受訪市民稱，如有機會將打算移民或移居外地，其中最多人提及的原因是「不滿政府政策、不滿特區政府或特首」。有意移民者中，考慮的目的地最高分別為英國、澳洲、台灣和加拿大。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英國、澳洲、加拿大等放寬港人移居當地的規定，其中，英國宣佈明年１月起，開放予香港BNO人士移居當地，並可攜直系親屬。1997年主權移交前曾經申請過BNO護照的人士，均合資格，大約有近300萬人，以往這些人如果要讀書或工作，都要申請簽證。近日，英國媒體引述消息稱，英國外交部估計未來可能有20萬名港人移居當地。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接受《南華早報》專訪時指，香港發生的移民潮自己並無責任。她說，香港是個非常自由的城市，歷史上每當有艱難時期，也會有類似的移民潮出現，如果更多人決定要永久離開香港，是個人選擇，但希望那些人能客觀地審視局勢，並且思考「到底他們想要一個像去年一樣的香港，還是想見到現時仍能穩定、繁榮和向前走的香港？」
港府曾批評，對英國政府放寬港人移居當地的做法表示不滿和反對，批評英方做法純屬政治操作，嚴重干預香港特區事務。
「英倫移民」創辦人繆曉彤表示，自從去年社會事件爆發而來，查詢移民的人數愈來愈多，每當有重大事件發生，例如《國安法》出爐，或是各國放寬移民政策時，查詢都會增加。 過去這一年，從數字上觀察已是「誇張的一年」，令公司要增聘人手應付需求，有時候在社交媒體直播移民講座，可以吸引幾萬人收看。
「以前很多人都只是查詢，但去年開始，打來的人中一半是決定離開了，他們可能只是想幾時走，在思考很實際的東西，《國安法》第二天打來的人，問是否可以即刻走。他們很果斷，很快就做決定，有些人真的已經在離開了，」她說。
英倫移民表示，香港的社會事件觸發很多家庭更有決心移民海外。（BBC中文網）繆曉彤透露，查詢的客戶中，9成都是有小朋友的家庭，顯示孩子的教育是移民首要考慮因素。
香港以本地中產家庭為主的名校出現退學潮，折射了「移民潮」的起始。傳統女子名校協恩中學承認在這一學期約30人退學，校方稱大部分與移民及轉學有關。另一所男校英華書院亦有幾十名學生先後退學，校方認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影響家長是否讓子女留港，但不評論是否受《國安法》影響。
香港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國安法》造成社會動蕩，不排除增加家長及學生離開的意欲。但建制派看法不一樣，根據教聯會的調查，跨境學童較多的學校，也出現退學潮，一些身在大陸的家長，會擔心社會不穩定以及疫情影響學習進度而選擇退學。
小夫直言，孩子的教育是他考慮移民的重要因素。他說，自己曾經在內地受教育，認為中國教育對「愛國」的重視，其實是一種「洗腦」，未必有機會接觸到事實的全部。他不想下一代好像他小時候一般，接受一種不重視獨立批判思考的教育。
香港的教育界正面臨重大改革，港府把社會運動走向失控的責任，推向培訓學生批判思考的通識科。認為通識科欠監管，教育局宣佈大刀改革，將會把通識科改名，由以往的評分等級制，改成只有合格和不合格，並將審查通識科課本教材的內容。
與此同時，多名教師因為政治言論或教材涉及討論「港獨」議題而被取消教席，也有一些大學講師，因為親民主陣營的言論而遭親北京媒體口誅。
「感覺上香港的教育制度已赤化了，老師會因為在臉書寫東西而被起底、被取消教席，涉及政治議題時，你親政府就步步高升，反對政府就遭人針對。」
「可以說香港教育制度是鼓吹學生愛國而輕視批判思考，港府想學生們到內地上國情研習，他想把你洗腦愛國，但如果你不接受他那一套，有一種不一樣的價值觀，你會很辛苦，更難表達反對意見，我不想小孩活在這種教育制度。」
小夫說，目前香港和大陸最大不同的有自由的網路資訊，香港學生仍然可以在網路上找到不同的意見和想法，但現在香港一些學校裡，說普通話的孩子比粵語的更多，他們更傾向使用大陸審查機制下的社交媒體和網站，「下一代，真是不知道會否變小粉紅。」
學生們身穿校服帶口罩抗議，成為香港示威的重要畫面。（BBC中文網）小夫小時候從大陸移居香港，因此自身經歷讓他不擔心孩子會在海外有適應的問題。但他那個念高中的長子，起初對移民這個決定感到抗拒，除了不捨得同學朋友，也不願意離棄香港的民主運動。
長子的政治立場明顯，在「反送中」運動中雖然並非前線的一員，但曾經印發文宣，聲援示威者陣營。他和很多香港年輕人一樣，擔心移民之後，就意味著自己不能夠再親身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
「很多年輕人都問，去外國有什麼用，有些小朋友會覺得一定要留在香港，一走了，香港就沒有了。」
小夫說，「我跟他說，其實留在香港也沒有用，現在根本無路可行，有強權無公理，一百萬人上街也是無功而返，你上街會被拘捕，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如果想光復香港，去英國讀完大學，再考慮回港也行。」
過往，反對移民的民主派人士會認為離開香港會令遊行和投票都少了一員，然而在港警加強限制遊行集會，以及立法會議員和參選人被大規模取消資格後，這個理由更難說服別人留下來。
那小夫是否放棄了香港的民主運動？他回答說，「都有一點啦，其實我也不知道，我看不透。」
「香港的未來我是看淡的，沒有什麼希望，真的一國兩制不會存在，完全幻滅了，對政權沒有任何期望，香港會慢慢變差，最後成為一個普通的大灣區城市，」他說，「現在的感覺猶如逃難，可能只是比逃難好一點。」
兩部講述去年香港示威浪潮的紀錄片《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上月分別入選台北金馬影展和得到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剪接獎。許多香港媒體都對這兩部紀錄片作跟進報導，但與近年許多以政治為題材的電影一樣，它們在當地主流電影院上映似乎遙遙無期。
這兩部紀錄片都是由一個稱為「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的團體製作，分別從示威者的角度，講述這兩個去年因為香港政府建議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示威浪潮中發生的事件，分別是7月1日示威者短暫佔據香港立法會大樓，以及去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學發生的嚴重警民衝突。
兩部紀錄片的發行商「影意志」過去多年都曾經發行過一些類似題材的電影，藝術總監崔允信接受BBC中文訪問時透露，找一些願意播放這種電影的電影院越來越難，而這兩部電影更首次收到香港當局的要求，在片前加上警告字句。
崔允信所屬的「影意志」過去發行過許多由獨立香港製作人拍攝的電影，題材不單只有政治，也有講述兩性關係和社會議題等的影片。他說，過去與電影院接洽和商討電影的上映計劃並不困難，但談到以政治為題的電影時，事情就變得複雜。
除了《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影意志」也發行了包括講述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的《亂世備忘》，以及描寫2016年香港旺角騷亂後被判囚的本土派人物梁天琦的《地厚天高》等電影。
崔允信說，《亂世備忘》在當時仍然可以找到一家願意放映的主流電影院，但到《地厚天高》已經找不到願意放映的電影院，到《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就更困難，與電影院接洽時對方往往簡單拒絶。
「相熟的會回答：不要開玩笑，做不了，但沒有人可以給出明確答案（為什麼做不了）。」
梁天琦因為被判暴動罪成，判囚六年。（BBC中文網）香港近年發生不少政治事件，從早年香港政府計劃推行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2014年抗議中國全國人大為香港普選設框架而爆發的「佔領中環」運動、2016年旺角警民衝突，到去年的修例風波等。
許多事件或相關題材之後都被拍成電影和紀錄片，也有不少引起爭議。其中，2015年上映的電影《十年》以多個短片，講述廣東話在香港的地位、歷史保育和「香港獨立」等議題。電影上映的時候大受歡迎，更取得當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電影獎。
電影得獎後引來香港親建制以至中國官媒的批評。其中《環球時報》社論形容這部電影在中國大陸觀眾看來是「完全荒誕」，描繪的場景也不可能在香港出現。中國政府也禁止大陸的媒體平台轉播當年的金像獎頒獎儀式。
而首輪放映後，《十年》的發行商希望再次在電影院放映，卻被許多主流電影院以不同原因拒絶。
《十年》上映以來引起相當爭議。（BBC中文網）崔允信與一名電影院負責人商討《地厚天高》上映安排時，對方跟他說其實放映是沒有問題，但負責人擔心被外界留意後，會被輿論攻擊，這成為除了政治因素外，電影院負責人還會考慮的東西。
受影響的不單是立場被視為親示威者的電影，香港媒體報導一部從支持香港政府一方描寫示威浪潮的電影《時代》，早前宣佈11月在香港一家主流電影院放映，但電影院之後卻宣佈沒有為《時代》安排任何放映場次，令這部電影至今仍然沒有公開上映。
「本來最好就是一家電影院播放《時代》，另一家播放《理大圍城》，讓觀眾選擇想看的電影，然後較受歡迎的電影就會有更多收入，可以上映較長的時間，這才是最正常的。」
負責為香港電影評級的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物辦事處（簡稱「電檢處」）把《理大圍城》評為「三級」，禁止未成年人觀看，又要求在紀錄片前加上警告字句，指片段內容「根據現行法例可能會構成刑事罪行」，又指「部份內容或評論亦可能未獲證實或有誤導成份」。
電檢處回應香港媒體查詢時指出，影片「大篇幅並細緻記錄嚴重犯罪行為」，亦有青少年使用具殺傷力武器鏡頭，故認為須發出告示以免觀眾模仿影片中描繪的行為或被誤導。
崔允信對這個解釋十分質疑，又問：「如果這樣說，那麼是不是不能再拍攝許多有關黑社會的電影？」
他形容這是「新增的一重關卡」，是對言論自由的一個警號，但透露消息傳出後反而引起其他電影發行商的注意，讓一些導演協會、發行商等會主動來了解情況。
「因為這已經不是政見問題，而是關乎言論自由的問題，因此他們會有比較大的反應。」
北京政府7月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後，除了令被視為推動香港獨立的人士曾面臨囚禁，過去一些經常在示威現場出現的口號或標語都變成違法。
北京一再強調，《國安法》僅針對「極少數人」，但該法實施後的一系列事件令許多人質疑這種說法。其中，針去去年以來反政府抗議中常見的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政府稱這句口號，帶有將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顛覆國家政權的意圖。至今已經有多名人士因為被指藏有寫著這句口號的物件被拘捕。
崔允信坦言《國安法》實施後，許多人在公開場合說話的時候明顯變得小心，但他在發放電影上不會在這方面有特別考慮。雖然在發行電影上遇到很多問題，但他仍然會堅持會公開放映電影，就是不希望自己把這種電影「地下化」。
「你不讓我放映，我就不放嗎？這是不行的，你不讓我做，我當然要繼續，更何況我一直強調這是合法的，在香港我們有自由做這種事。」
「影意志」今年1月舉行了「香港獨立電影節」，崔允信透露當時收到的作品中很多都與香港去年的示威浪潮有關。
「如果在這個時候拍一些電影，不一定能在電影院裡放映，又不一定能令自己的事業更進一步，卻堅持拍攝一個題材，那表示你一定很想拍攝。這樣拍攝出來的電影一定有它本身的價值。拍攝者本身一定有他的熱誠。」
崔允信說，看完《理大圍城》後給他一個領悟：「我們經常把『勇』和『武』放在一起，但武其實是一個手法。」
「問題是可不可以在自己的崗位上勇一點，我看見這班電影創作者是蠻勇的。」
他生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心理分析師，負責解讀世界各地領袖人物的心理特徵，勾勒心理素描。曾被他「讀心」的包括海珊（Saddam Hussein）和金正日。
他還寫了一本分析美國川普總統心理特徵的書。
傑羅德・珀斯特（Jerrold Post）生前是一名政治心理學家、心理分析師和作者，2020年11月下旬因新冠病毒感染引起併發症去世，享年86歲。
他生前的友人、心理學家肯尼斯・德克萊瓦（Kenneth Dekleva）說，珀斯特生前是領導力分析領域的翹楚，也是「中情局的拓荒者」。
歐盟激進化認知網路（EU Radicalisation Awareness Network）的麥格納斯・蘭斯道普（Magnus Ranstorp）稱珀斯特為人「儒雅、善良，思維敏銳」。
Pegasus出版社編輯潔西卡・凱斯（Jessica Case）曾經與珀斯特寫作出版那本關於川普總統心理分析的專著時有過合作。
她對英國廣播公司BBC表示：「他在心理學方面的知識和洞見無與倫比。他的好奇心永無止境。」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珀斯特1934年出生在美國康乃狄克州紐哈芬，耶魯大學本科畢業，先後在哈佛大學醫學院和國家精神健康研究院攻讀精神科研究生專業。
他在美國中情局工作了20多年，1970年代早期創辦了CIA旗下的「人格與政治行為分析中心」（Centre for the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耶魯大學醫學雜誌曾引述他對這個中心的工作的解釋：「我們把外國領導人放在他們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觀察分析，評估他們會在多大程度上把個人恩怨帶上國際舞台。」
這個心理分析中心曾經對古巴的卡斯楚、伊拉克的海珊和利比亞的格達費做過心理特徵分析，分析報告供美國總統和高級官員在位談判和制定危機應對計劃時作參考。
珀斯特在「大衛營人物特徵」（Camp David Profiles）中對時任埃及總統沙達特和時任以色列總理比金所作的心理特徵描述，據稱對當時美國總統卡特為1978年大衛營中東斡旋策略的制定有很大影響。
大衛營位於馬里蘭州，是美國總統的度假地。
那次大衛營談判直接導致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
（BBC中文網）珀斯特在《保持信念》（Keeping Faith）一書中寫道：「自大衛營談判之後，很少有重大峰會前不來找我們提供外國領導人的（心理思維）特徵和評估的。」
1979年，珀斯特獲頒中情局功勳獎章。
後來，他一度進入學術界，擔任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政治心理學專業負責人，直到美國政府請他重回體制，在圍繞伊拉克和海珊的決策中提供指引。
2002年，珀斯特在接受BBC採訪時曾提到，海珊童年不幸，多磨難——他還在襁褓時父親去世，母親把他托給自家兄弟撫養；母親再婚後把他接回家，但據稱他曾受繼父侵犯，後來又逃回舅舅家。正是這位舅舅給他灌輸了武士雄霸天下、輝煌榮耀的夢想。
珀斯特博士說，這種追逐榮耀、豐碑的幻想使得海珊養成了「惡性自戀型」性格特徵。
珀斯特曾撰寫過不少題材廣泛的書籍，從恐怖主義分子的思維特徵到具有自戀型人格的政界要人增多現象。
他的職業生涯中也曾受到批評，被指責背離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PA）訂立的高華德守則（Goldwater rule）；這條職業道德操守規定對公眾人物必須在親自檢查診斷並得到本人許可之後，才可對其精神健康加以評估、發表評論。
珀斯特的辯解是，在某些情況下，保持沉默是違反道義的。
2017年，他接受《紐約客》雜誌採訪時表示，發出警告是職責所在，「圍繞那個不可點名者的脾氣和是否稱職出現了不少嚴肅的問題。」他指的是川普總統。
2019年，他把這個觀點進一步展開，與史蒂芬妮・杜賽特（Stephanie Doucette）合作寫了本書，題目是：《危險的魅力：川普及其追隨者的政治心理》（Dangerous Charisma: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Donald Trump and His Followers）。
這本書公開出版前，珀斯特在接受新聞網站Salon 採訪時曾就2020年大選之後川普可能採取的行動做了預言：
「如果川普像2016年那次一樣勝選了，他會極度誇大這場勝利，並喋喋不休地談論民主黨方面在選舉中獲得的欺詐性的支持。但如果川普以微弱差距敗選，我認為可以肯定他不會早早認輸......川普可能根本不承認選舉的合法性。」
這本書出版後，珀斯特的健康狀況開始走下坡路，2020年7月曾經有過一次中風，11月中新冠檢測陽性，一周後於11月22日在家中去世。
珀斯特在自己家裡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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