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鼓勵生育政府要打「減稅牌」，但這種「減稅換生育」的政策不僅有違「租稅中立」原則，更重要的是犧牲多而收效低。
為配合總統賴清德「台灣人口對策新戰略」提出的幾項修法，這些修法包括：已在上週三讀通過的修正《所得稅法》，提高未成年子女免稅額50％，以及婚育宅全國單一自住可以減免房屋稅、地價稅，為此修正《房屋稅條例》與《土地稅法》都列入其中。
所謂的「婚育宅全國單一自住」的減免稅是指授權地方政府針對婚育家庭的單一自住房地，地方政府可在自治條例中，針對新婚兩年內，或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婚育家庭成員，給予適當減免房屋稅及地價稅。台北市政府就宣布，針對新婚及育兒家庭的稅務減免政策方向，將配合以地價稅及房屋稅減至0元為政策目標。
因此，政策目標非常明確：鼓勵生育，對此目標，應該不會有任何人會有疑義，台灣苦於少子化久矣，近30年的少子化讓台灣從經濟、產業到教育、社會都受到衝擊。
企業與產業越來越難找到充足的人手，業界在向政府反映要解決未來AI發展的諸多問題中，就赫然出現人力不足一項；教育方面，許多中小學、特別是偏鄉地區的學校從減斑到關閉早已司空見慣，高教體系的大專院校也是一家又一家的私校「退場」，預估這股退場潮大概還要持續10年以上、最多半數學校要退場。至於社會方面，少子化讓台灣社會更早進入「超高齡社會」。
更且少子化惡化程度遠超乎預期：以每年新生兒人數看，戰後嬰兒潮時期曾經是每年40萬左右的新生兒數，1985年之後掉到35萬上下，2000年降至約 30萬人，2007年跌到20萬人左右；原本以為20萬左右的新生兒數可以「撑」多幾年，結果近年還是逐年崩跌，去年剩下10.7萬人、今年則可能跌破10萬。
如果以生育率看，2003年生育率掉到1.3、2015年到1.17、去年則只有0.695，這個數字是全球最低，台灣生育率下降速度之快也同樣是全球第一。
但問題是：用心良苦、目的良善的政策，並不代表其政策有效與正確。以台灣日益惡化的少子化而言，政府總該先了解年輕人「不婚不生」的原因吧？賴政府直接祭出減稅來鼓勵生育，顯然是認定經濟因素是關鍵的主因；但由過去十多年，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有提出「撒幣式」的鼓勵生育政策，從結果來看對提高生育毫無幫助，每年新生兒數毫不客氣的直線墜落，直接打臉政策，顯然經濟因素即使存在，也不是主要關鍵因素。
再退一步來講，即使經濟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賴政府這套減稅是否「對症有效」也是有疑義、更有公平問題。
以減免房、地稅而言，豈不反倒是那些經濟弱勢、不擁有房地的年輕人無法受惠？如果以一般擁有市價1000萬房子計，因為房地稅不是以市價作為稅基課稅，1年要繳交的房地稅大概就是從三、五千元到一萬元左右，坦白說，這種「減稅優惠」能得到多少鼓勵婚育的效果，是讓人打一個大問號。
而那些經濟狀況好─例如住帝寶豪宅者，可以藉此減稅措施獲取70、80萬的獎勵，顯然那些得到鼓勵生育政策中最大減免利益者，恰恰是最不需要獎勵者。無論是從政策效果觀點、或是社會公平性觀點看，都難稱善政。
以租稅作為獎勵生育手段還有一個大問題：違反了租稅原則的「天條」，就是「租稅中立」，相較之下，因為房、地稅為地方稅而有「中央請客，地方買單」之疑慮與批評者，反倒算是「小事」了。
最古典的經濟理論是要求稅法要「中立」，這就是所謂的租稅中立性原則─國家課稅時，應該平等對待所有納稅人，盡量不干預或扭曲民間的經濟與社會行為、還有市場價格。納稅人唯一要被「差別對待」之處，應該就是在其所得高低或來源的不同而要繳納不同的稅。
以「婚育」因素給予差別稅率，某個角度而言，就是對單身及結婚未生育（無論原因是「不能」或「不願」）的歧視。
多年來台灣官方與民間都相當偏好於以租稅減稅為手段、以遂行其政策目標，讓稅務成為「萬應公」，減少稅收也罷，同時還讓稅政「碎片化」、公平性可議、是否能達到政策效果更有疑慮。
台灣少子化的惡化程度確實已是台灣未來最嚴重的問題，但賴政府抓的這帖「減稅救生育率」的藥方，卻肯定無效，更且有諸多不良後遺症。政府在作出政策前，是該作詳細又深入的「調研」，了解年輕人「不婚不生」的因素，才可能對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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