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個國度或行政區域，政府無條件定期發放現金給每個居民，不論他資產多少、有無工作，換言之就是白吃的午餐。真的不可能嗎？
這種「無條件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的觀念，近來在世上若干國家和地區受到討論，或以試辦計畫檢驗效果。在台灣推動這項倡議的人權工作者黃文雄說，台灣起步較晚，但在資訊與知識上不能落後。
前台權會會長黃文雄去年建議第6屆雷震紀念講座，由研究UBI已30年的比利時教授范巴赫斯（PhilippeVan Parijs）主講，也自此帶動台灣對UBI的討論。講座於去年12月18日至21日在台北舉行4場，此外還有一場沙龍座談。
期間黃文雄接受訪問時說，去年初台灣僅4名學者研究UBI，後來透過衛城出版范巴赫斯最新著作「基本收入」中文版、聚集學者討論並在「思想」期刊撰文、演講等暖身活動，講座吸引不少觀眾參與，尤其是年輕人。
因刺蔣案在1980年代流亡美國的黃文雄說，他當時就知道UBI，全球對UBI的辯論則是在200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後興起，表態支持或研議UBI的政府、政黨、議會、公民社會組織不勝枚舉，相關實驗方興未艾。
國際組織方面，黃文雄指出，去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表第一份UBI的成本分析報告，聯合國的赤貧及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向人權理事會提出首份UBI的報告，世界經濟論壇也將此列為討論議題。
黃文雄說，自動化及人工智慧的發展將取代很多工作，經濟成長不必然會創造就業，因失業造成收入及消費不足，及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等這些人類社會21世紀面臨的大問題，都讓各國重新思考檢討分配與再分配制度。
反觀台灣，黃文雄說，主流社會對國際的思辨似乎全然無覺，從年金改革的推動也可看出國內對相關議題的討論，存在視野狹窄、論述瑣碎等問題。
他說，台灣在國際上常被孤立，但不能連這些辯論都不思瞭解或不去參與，資訊和知識很重要，「我們還在踏出第一步」，希望台灣會改變。
任職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的范巴赫斯在1986年成立現名為基本收入全球網絡（Basic Income EarthNetwork，BIEN）的組織，主張政府定期提供定額現金給合法居民，以個人而非家庭為對象，不論他們資產多少或是否有工作。
世界可以更好 范巴赫斯鼓勵成為烏托邦思想家
這兩年以小規模試辦UBI的新進國家或地區，有芬蘭、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肯亞等。在這些實驗前，美國阿拉斯加在1982年起就建立以石油收入為資金來源的UBI制度，澳門也自2008年以博弈事業的收入發放UBI。
他表示，發放標準因各地社福及稅制而不同，但應務實，確保人們的實質自由（real freedom）及永續發放，他提出的理想數值是人均所得的25%。
在許多支持UBI的理由中，范巴赫斯說，有兩個最基本的原因，其中，實質自由就是促使他投入這個運動的主要動機。
范巴赫斯說，UBI公平地給予所有人必要的資源，也提供最欠缺機會者真正的機會，讓人們從事想做的事、過想過的生活，施展、使用他們的自由，用經濟達到人們的「解放」（emancipation），是不同於新自由主義者強調市場機制，也不同於社會主義主張完全接受國家制度安排的另一種作法。
其次，他說，科技進步、全球化造成工作貧窮，人們做再多工作也難維生，有人主張要靠更多經濟成長與擴大需求解決失業、工作不穩定的問題，但為了環境的永續，現在已經不能再依賴過去這種模式，對此，UBI提供部分的解答，人們可以選擇兼職或休息一陣子，喘口氣。
在沙龍座談時，擔任雷震民主人權基金諮詢委員召集人的金管會主委顧立雄也出席致意，和多數人一樣，顧立雄對UBI的概念也很好奇。這次范巴赫斯來訪，並沒有拜訪官方的活動。
范巴赫斯在前3場講座，分別從倫理、經濟、政治的面向，說明UBI的論辯，而在中研院以「我們時代的烏托邦」總結時，則邀請聽眾一起成為烏托邦的思想家（utopian thinker），鼓勵大家能有這樣的勇氣。
他說，建立一個更好的未來與世界是有可能的，而所需要的僅是「我們必須發揮想像力與熱情」，說服自己後，同樣重要的是要聽別人的反對意見，誠懇地討論，不迴避任何真實存在的問題與困難，爭取別人的支持。
在講座中，范巴赫斯常被問到「免費午餐」的問題，什麼都不做就有收入可行嗎？從他的回答，可以看出烏托邦思想家何以不同。
不工作就有收入是不勞而獲嗎？ UBI開啟對機會平等的想像
范巴赫斯首先用經濟學機會成本的概念，說明天下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但他不只從經濟學思考這個問題，同時也從道德層面。
他說，這一代人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自然界、科技發展、資本累積、社會進步所給予的禮物，「我們每個人什麼都沒做，就獲得禮物」，但這個禮物並沒有公平分配，「UBI只是讓它分配的公平一些」。
透過邀請范巴赫斯來台演講，台灣認識UBI的腳步已經加快。衛城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說，中文版的「基本收入」是亞洲的第一本翻譯，從講座獲得年輕人關注的程度及提問，可以看出他們對機會平等與社福效用的問題有多在乎，希望能藉此開啟我們對社會平等的想像與價值的辯論。
研究青年貧窮的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林宗弘說，台灣青年普遍面對低薪問題，而最低薪的多是農工階級的子女，若是唸私立技術學院或大學，常在償還學貸的壓力下，出社會後被迫接受低薪工作，UBI或許可以給他們另類的出路。
林宗弘說，台灣的政府機關和相關智庫幾乎都沒有在研究UBI，台灣面對經濟發展上的多項難題，應思考有助社會更公平等想法的實踐可能性。
廖美在受訪時指出，巴西自2003年起，把聯邦學校津貼等社會政策，統籌於「家庭津貼」（Bolsa Famila），這項基本收入以貧窮和赤貧家庭為援助對象，至今已讓5000萬人脫離貧窮線，大約相當於巴西1／4的人口。
在肯亞，由臉書等創始人資助的「直接給付」（GiveDirectly）自去年11月起開始為期12年、以1萬6000人為發放對象的計畫。廖美說，這是因先前幾名美國大學生為了寫博士論文，自掏腰包試辦後，讓地方經濟活絡起來，人們拿錢來買牛、買肥料、修補屋頂等，勝過物資援助，以此說服矽谷菁英。
至於全面發放的阿拉斯加，廖美說，阿拉斯加除了產油，並沒有太多商業活動，但阿拉斯加的貧窮率在美國是很低的，基本收入成為人們的安全網。
國際人士協助台灣規劃 台中市也曾想試辦
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謝世民是台灣最早研究UBI的學者之一。他說，最吸引他的UBI論點是，它的確能給人們自由，讓找不到工作、工作條件惡劣，或不得不工作的人，有機會全心做有意義的事，例如投入社運、公益，或接受薪水不高，但有挑戰性的行業，進修或照顧長輩、小孩等。
謝世民說，他在1995年回國任教後，每跟朋友談起UBI，大家多認為他是在開玩笑，UBI近年才陸續被注意到，年輕人都很感興趣。
在黃文雄推動這波運動前，台灣已有無條件基本收入台灣協會（UBI Taiwan），成員約30多人。這個也加入BIEN的組織，主要是由2016年起在政大攻讀亞太研究的美國籍傅爾布萊特學者羅泰（Tyler Prochazka）推動。
羅泰受訪時指出，發起2016年瑞士UBI公投的施密特（Enno Schmidt）去年3月曾來台灣參與國際研討會，他們也在印度UBI團體的協助下，擬定在台灣實驗的架構，去年夏天到當地做問卷，提出初步報告，今年3月將提出完整報告，目前已接觸的政黨以第3勢力的政黨較感興趣。
要在台灣或任何地方推動UBI，無疑都涉及稅收等財源的問題。
被問到在台灣推動UBI，最常遇到什麼質疑？羅泰說：「錢從哪來？」每個人都說：「這主意很棒，但錢呢？台灣很窮。」他常回覆說，台灣是世界上最有錢的國家之一，以購買力所得來看，台灣還高於日本，但台灣的稅率和花在社會安全的支出，在已開發國家中卻是偏低的。他說：「政府的課稅不足。」
施密特來台期間曾拜訪台中市社會局長呂建德。呂建德接受記者訪問時說，當時有談到在台中市試辦的可能性，台中市政府願意支持行政成本，也選定在和平區某個人口數約3000人的地區試辦每個家戶每個月發放1萬元、為期3年的基本收入，但前提是財源要由BIEN支出。
這個計畫至今暫時打住，呂建德指出，是因為BIEN的財源籌募還沒有進展，市政府也不可能編列試辦的預算，因為恐會引起選舉綁樁等質疑，要在台灣推展UBI，一定要先試辦，取得實證效果，否則難以說服議會編列預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