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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是強制現代化的產物。在此小節中，我將分析產權社會構成的盲點，並探討制度建構對社會深刻的影響。《土地正義》中提及案例皆為徵收或開發爭議皆為產權者，其家園論述與財產權並存之狀況無庸置疑。

《土地正義》中，對於當前土地的議題，強調家的情感與價值出發為主，以制度性修正（例如聽證會）為輔，期望達到土地正義的理想，創造美好的優質家園。「祖產不能賣」，「家，不賣也不拆」等以家園情感為動員的道德情感論述，或許是再現的扭曲，或許是運動者的動員手段。若為再現的扭曲，的確是當前淺盤式媒體報導所造成的有限理解；但若作為弱勢動員的手段，則必須謹慎思考可能造成的後果。畢竟，道德訴求與土地爭議之間不一定有因果關係，且道德訴求也不應做為最後的解方，因其無法成為公務部門執行的唯一根據。

政大教授徐世榮於去年出版《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一書，中研院人社中心助理廖彥豪、都市改革組織研究員詹竣傑受邀為《台灣社會季刊》撰寫書評，並由羅格斯大學地理學博士生洪偉傑做書評導讀，本文為書評系列第二篇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