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精神科指導者，他熟知被害人被性騷擾時的惶恐與不安，所以當我要求他停止摸手的動作時，他竟反咬說：妳在對我幻想什麼？我知道妳從小沒有爸爸，所以妳有戀父情結。」這是精神科醫師鄧惠文日前在電台公開分享20多年前被大前輩性騷擾的過程。雖然鄧惠文不願證實當年性騷擾她的是誰，但她的揭露卻突顯醫界#MeToo比其他職場性騷擾更駭人的特性，即當行為人是比任何都瞭解人性弱點的專家時，他的魔爪只會伸得更長，也更加肆無忌憚。
從民進黨婦女部爆出女黨工遭性騷擾被吃案的爭議，近月台灣#MeToo聲不絕於耳，發生場域除了橫跨政治、學術、藝文、演藝圈，甚至還包括醫界。
國內女醫師自陳曾遭到性騷擾比率高達8成
根據遠見研究調查公布的「2019社會信任調查」，在各行各業中，醫師是最受國人信任的對象，其信任度91.6％，僅次於民眾對家人的信任95.8％（但家人顯然不是行業對象），更把老師、律師、總統、法官、政府官員、民代、新聞記者……狠狠甩在後面。但也或因如此，當國內這波#MeToo風潮中，醫界相繼爆出性騷甚至是性侵疑雲，且幾位被指涉的行為人都是學術與專業能力傲人的知名醫師時，也更加令人悵然。
或許有人會問，醫師也是有著七情六慾的俗世凡人，當然也就可能會成為性騷擾的行為人，同時也有可能成為被害人，這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嗎？
然根據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的統計，國內女醫師自陳曾遭到性騷擾的比率竟高達8成，男醫師曾被性騷擾的比率也有6成。不僅如此，調查顯示，在如此高比例的性騷擾發生率之下，醫界性騷事件被害人願意循體制內管道尋求協助的人，卻是微乎其微。
為什麼很多醫界#MeToo的被害人都不願提出控訴呢？難道是畏於行為人的德高望重、學術與專業形象？抑或看到前人的前車之鑑，想說就算說了也沒人信，甚至有可能遭到行為人仗著權勢反咬、打壓、霸凌…，所以只能選擇隱忍不說？
醫藥組織中充滿著息事寧人的姑息主義
身為性騷擾的被害人，台大醫學院醫學系專任教授黃韻如說了，且早在18年前就說了。但直到當年對她言語騷擾的行為人、日前再爆疑似相繼迷姦多位藥廠女業務，才有比較多人重視那一年，黃韻如因為性騷事件身心所受的傷。
「聽說我的案子是台大醫院性騷擾申訴案的首例，或者至少也是前幾例。」黃韻如表示，2005年， 那時她是研修醫師，在一次開刀房工作中，她站在某位學長醫師身後觀摩手術進行的實況，卻遭對方說出「今天怎麼這麼小」（意指他無法從背後感知被害人胸部大小）的言語性騷擾，讓她感受到極大的冒犯，以及人格尊嚴受辱。事後她向台灣大學（台大醫院全稱為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性平教育委員會提出申訴，最後卻以查無實證結案。 （相關報導： 1度5.5元太貴？政府端綠電平價專案、逼台糖拿「林相不佳」土地種電 ｜ 更多文章 ）
查無實證結案就算了嗎？黃韻如說，當年台灣社會性平意識的進步不比今日，組織中也充滿著息事寧人的姑息主義。影響所及，她的案子尚未結案，她與行為人的共同指導教授就來找她說項，理由是「就算行為人言語不遜，也沒有必要經由性騷擾申訴留下紀錄，來影響對方的前途。」但黃韻如不願撤告，此一堅持也令她成為組織內不受歡迎的人物，並間接導致她訓練結束後，作出離開台灣負笈他鄉深造與工作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