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與中方在供應鏈風險、人權保障、使用奴工、體制差距等方面的歧異不易化解，因歐美等國對於中共對外發展戰略與因應之道已有定見，除非後者改弦更張，否則前者也沒有更動的必要，甚至還得加快腳步以有效制衡。
供應鏈重組與友岸外包，已是眾所週知且緊密連結的兩個概念。後者於2020年被提出，進而在2022年由美國財政部確立成為政策，旨在要求企業撤離跟美國有地緣政治衝突的國家，轉而優先與盟國或價值觀相近者發展貿易關係，建立彼此互助的供應鏈。然而，許多人未必理解的是，此一理念與政策的形塑過程，並非由幾個高階政治人物所主導，而是經歷過一段主流學界與媒體的反思醞釀，繼之對於歐美各國政經產業發展思維、選舉結果以至於實際政策產生影響。
學者大聲疾呼籲政府正視中方擘劃大戰略
2007年至2008年金融海嘯過後，一向倡議自由貿易的學者，例如2008年甫獲諾貝爾經濟獎的克魯曼（Paul Krugman）以及哈佛大學的羅德里克（Dani Rodrik），便質疑美國的制度安排，是否真能使其在這個全球化的長期過程中獲益。奧特（David Autor）這位麻省理工學院的主流經濟學者，更成立了「中國貿易衝擊」網站（China Trade Shock），持續發表實證研究進行追蹤，自2013年起多篇論文為學術等級最高的《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接受刊登，其論述強調美中貿易導致美方各產業喪失大量工作機會，且永久無法回復，並為傾向自由主義的《紐約時報》，以「美國如何才能在貿易上打垮中國」為題大篇幅報導。當然，這並非一家之言，其他學者的追蹤資料研究也逐漸累積前述論證的正面支持力量：雖不能否定與中方經貿往來對於歐美各國生產力的貢獻，但對於就業的負面影響則殆無疑義。在這樣的產業、主流學術界以至於傳播媒體的共識之下，不論是任一政黨執政，都要能進行規劃且保持政策一致性。
之後，不論是保守派代表人物白邦瑞的「百年馬拉松」，或是現任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會議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的「長期博弈」，內容都極其近似地描述中國針對美國與世界所規劃的大戰略。尤其是後者進一步聲稱，中共「削弱對手（1989年至2008年）→建立區域架構（2009年至2016年）→全球擴張（2017年〜）」的戰略規劃已到最後階段，且西方已接連遭遇金融海嘯、英國脫歐、新冠疫情、民主政體脆弱性等衝擊。面臨一個由中國領導國際秩序的威脅，美國與其耗費鉅資與之展開對抗，不如「師華之計以制華」展開「不對稱作戰」。中國經濟規模並非前蘇聯可比，採取對稱手段，諸如提出開發中國家基礎建設計畫抗衡所費不貲的「帶路倡議」並非上策。相反的，應該借鏡過去中國削弱西方並逐步建立區域架構的經驗，以不對稱方式遏阻中國擴張，同時強化美國自身實力，因應中國挑戰美國霸權及其主導的自由開放世界秩序。簡言之，「仿效而非對抗中方策略」，尤其是2013年起習近平念茲在茲的供應鏈自主與安全，才是歐美各國必須亟思因應且積極建構的要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