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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記者直擊血腥二二八:學生遭割雙耳鼻子再刺死、海潮日日沖刷殘破屍體…

2018-02-28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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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二二八事件,公賣局台北分局(位於今重慶南路)前圍著大批抗議的民眾。(圖/wikimedia commons)

1947年二二八事件,公賣局台北分局(位於今重慶南路)前圍著大批抗議的民眾。(圖/wikimedia commons)

「20名學生被割下雙耳與鼻子後再用刺刀刺死,每天都有被殺死丟到河裡或海中的屍體漂到岸邊,他在3月21日即親眼見到3具浮屍。一位外國人看到憲兵用刺刀刺殺一位騎腳踏車的男孩,只因他沒有立即停下來……這裡的海潮,日復一日沖刷著殘缺不全、遭中國憲兵屠殺而遇害的台灣青年屍體……」

近40年前,德國記者尤爾根·辛茲彼得(Jürgen Hinzpeter)在一名計程車司機協助下深入戒嚴時期韓國,見冒死帶回「光州事變」第一手影像記錄,向世界揭發政府鎮壓平民、無差別開槍射殺等暴行。辛茲彼得與計程車司機的事蹟被改編為電影《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2017年於台灣上映叫好又叫座,BBC中文網記者劉子維則撰文探問:兩岸三地也可能拍出這樣的電影嗎?

台灣並不是沒有類似故事。早在2008年,長期研究美國典藏二二八檔案之學者蘇瑤崇於〈二二八事件的媒體宣傳戰〉一文寫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血腥鎮壓,儘管國民政府極力封鎖新聞、婉拒外國記者至台灣採訪, 3月19日,一名美國記者鮑威爾(John W. Powell)仍悄然到達台灣,報導引起世界熱議,今(2018)年出版之《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一書亦有節錄。

畫家黃榮燦曾以版畫《恐怖的檢查》對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表示同情,並在數年後被情治人員逮捕、羅織叛亂罪名處死(圖/wikimedia commons)
畫家黃榮燦曾以版畫《恐怖的檢查》對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表示同情,並在數年後被情治人員逮捕、羅織叛亂罪名處死(圖/wikimedia commons)

二二八事件並不只發生在2月28日這一天,3月國民政府軍隊登台後,鮑威爾看見的是這樣的場面:20名學生被割下雙耳與鼻子後再用刺刀刺死、少女被誣指為「共黨」開槍射殺,每一天,海潮都沖刷著殘破不全的青年屍體……

台灣記者遭逮捕 當局造假新聞「外省孕婦被日本武士刀對準頭部插入」

1947年3月國民政府開始「清鄉」鎮壓造成槍聲四起、平民橫屍街頭,然而,當時台灣媒體幾乎被迫噤聲。據蘇瑤崇引述之〈台北報界遭逢厄運〉報導,3月9日《民報》工廠被大批軍警搗毀,5家報館遭警備司令總部封閉,罪名為「共黨份子」、「挑撥政府與民眾之間情感」、「深中日本毒化思想」、「叛國」等,其中《人民導報》宋裴如遭槍決,其餘遭捕報社工作人員皆生死未卜。

蘇瑤崇指出,當局不僅禁止報導真實鎮壓情況,也刻意捏造「外省人3、4000人被殺」等系列假消息,將「暴民」標籤貼於台灣人之上。例如戰後遭國民政府接收、常製造假新聞之《申報》,即在4月1日連載以下內容:

「⋯找外省人施以毆打,⋯重則斃命,輕亦在殘廢之列,雖婦孺孕婦,亦無一倖免。據記者所知,一數歲之兒童隨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將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復將衣服剝光,痛毆垂斃拋之於水溝。其子被用刀扭轉面部倒置背後,即時氣絕斃命,又一小孩被其雙足捧起倒吊,將頭部猛向地上碰擊,至頭破髓流而甘心。又一將兩小孩之頭互為碰撞,至頭血橫流,而引為快事。又一孕婦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對準頭部插入,即時兩命嗚呼,此種狼毒手段,不勝枚舉……」

二二八事件裡,實際上有多少外省人遇害?蘇瑤崇寫到,台灣人確實有毆打外省人的狀況,各地死亡外省人則為33人,同一時期軍警也不斷巡邏、向民眾開槍。

至於《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一書收錄、1947年3月3日美國領事步雷克書寫報告裡則提到,二二八期間有7名外省人逃進美國領事館時,遭憤怒群眾扔了一塊石頭,但民眾扔一顆石頭後就迅速解散,表示不想打擾美國領事館。步雷克見到的台灣人,並非國民政府所述全然失控之「暴民」。

美國記者3月下旬抵台 仍見鎮壓不斷:台灣人受到壓榨甚於日本統治時期

二二八真實情況為何,一開始外國媒體無從得知。蘇瑤崇寫到,最初英文報紙多引述中國「中央社」消息,內容與國民黨系報紙類似,然而3月10日台灣旅滬請願團召開記者會、控訴中國軍隊屠殺台灣人民,開始引起外國媒體注意。

3月12日,中宣部長彭學沛召開記者會回應請願內容,也表示「台灣未靖」、不希望外國記者到台灣採訪,儘管如此,美國《The China Weekly Review》鮑威爾仍於3月19日抵台、27日離去,報導於29日出刊後受國際媒體廣泛引用。

《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收錄1947年3月28日澳洲南京使館報告(編號NK36/47),時任國防部長白崇禧將二二八定調「暴動」,認為係日本51年殖民統治對台灣人「灌輸惡毒思想」,造成台灣人反抗中國政府與人民、超過1000名外省官員及眷屬遭殺害及受傷,然而,美國記者鮑威爾如此描述事件起因:

「陳儀結合了詭計與恐怖統治,在中國或國民黨的歷史上可能無人能敵,他已實際壓制了台灣的叛亂活動;由於為期一年半明目張膽的暴政,台灣人受到的壓榨與壓迫,甚遠於日本統治時期,因而在2月28日群起反抗中國政權……」

鮑威爾3月19日至27日待在台灣的期間,動亂仍持續在鄉間發生,而鮑威爾寫到,因為國民政府封鎖新聞,讓鎮壓事件不為外人所知:「因為省內新聞審查制度與通信條件匱乏,才讓這起加諸於和平、無武裝的一般民眾之全面令人難以置信的鎮壓事件不為外人所知,即便中國也不太了解這裡的實際情況。」

20180222-「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海外檔案選譯」台北場次新書發表會,(左起)中研院台灣史研所杜正宇、國史館館長吳密察、靜宜大學教授蘇瑤崇。(陳明仁攝)
20180222-「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海外檔案選譯」台北場次新書發表會,(左起)中研院台灣史研所杜正宇、國史館館長吳密察、靜宜大學教授蘇瑤崇。(陳明仁攝)

「海潮日復一日沖刷著殘缺不全、遭中國憲兵屠殺而遇害的台灣青年屍體…」

3月1日起全台灣開始抗爭後,各地仕紳與領袖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盼與政府和平談判,鮑威爾寫到,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表面同意改革,實則在雙方停戰期間增強兵力,接著血洗台北長達5日之久:「當部隊3月8日從大陸開到台灣,陳長官卻逮捕處委會委員,接著開始血洗,部隊則是見到台灣人就開槍……」

「中國軍隊以最難以想像的暴虐手段,對付暴動的台人。」《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收錄澳聯社引用之報導,鮑威爾在台灣看見的是這般情景:

「事變之始,長官公署派出機動部隊,用達姆彈機槍對付有所遇到的團體,保守估計約5000人死亡……外國目擊者告訴我,他們看到20多位鄉下青年被殘害折磨,然後以刺刀處刑後丟入溪中,另一位西方人還目擊軍隊搜索民宅,大肆掃射任何前來應門的民眾。」

澳洲南京使館引述鮑威爾的文字則是:

「這裡的海潮,日復一日沖刷著殘缺不全、遭中國憲兵屠殺而遇害的台灣青年屍體……雖然不可能查明在陳儀政權下遇害的確切人數,但保守估計應在5000人左右,另有數千人遭關押。據報,其中會有很多人遭到處決。」

學者蘇瑤崇的論文,則這般描述鮑威爾所寫:

「軍人搶劫、刑求與殺人之事,在台北多到數不盡。一位從高雄來的外國人,看到上千臺灣人,雙手被鐵絲反綁,深絞至肌肉中,然後被拖到監獄中;也看到軍人朝窗戶外開槍,當問及為何開槍時,軍人回答說遭共產黨攻擊,但他實際看到的,卻是一位女孩被擊倒在地……」

「台北與基隆有20名學生被割下雙耳與鼻子後再用刺刀刺死,每天都有被殺死丟到河裡或海中的屍體漂到岸邊,他在3月21日即親眼見到3具浮屍。一位外國人看到憲兵用刺刀刺殺一位騎腳踏車的男孩,只因他沒有立即停下來;另位台北外國人看到軍隊挨家搜索、恣意的朝開門的人開槍,共有5戶遭殃;有更多外國人看到軍隊卡車載著機關槍,隨到之處任意射殺市民與人群……」

70年前美國報導讓世界看見台灣 70年後外國檔案讓台灣人了解自己

在二二八事件消息遭封鎖的當下,鮑威爾親赴台灣寫下的報導震撼世界,而《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一書收錄美國領事步雷克書寫的一系列報告,也讓美國正視國民政府血腥鎮壓問題。儘管二二八消息遭官方封鎖、定調為台灣人屠殺外省人之暴亂,在台外國人也以不同的角度看見台灣、寫下當時種種。

蘇瑤崇於〈二二八的媒體宣傳戰〉一文詳細梳理1947年3月1日至4月31日的各路報紙檔案,於結論感嘆國民黨政府「透過歪曲事件真相、『指鹿為馬』的宣傳方式,達到顛倒是非以為自己辯護之目的」。

蘇瑤崇寫到,時至今日,仍有人相信二二八事件裡外省人死傷比台灣人更多、更慘烈,例如《申報》所述台灣人以武士刀殘殺外省孕婦等書寫,而研究國民政府「媒體宣傳戰」與外國人見證的意義,便是突顯國民黨系報紙抹黑二二八事件之問題、了解背後政府隱藏之動機。

70年前的外國報導,讓國際看見二二八實情,70年後的今日,諸多外國檔案也能讓台灣人更加了解過去。今年2月22日《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新書發表會上,參與此書編纂的蘇瑤崇即點出外國檔案之重要性,表示美國檔案清晰記載過去中文檔案「刻意避而不談」的二二八事件前夕民怨、可見中文檔案隱藏的歷史事實與問題,應啟動國家級美國檔案徵集計畫,補足台灣歷史面向。

靜宜大學教授蘇瑤崇,出席「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海外檔案選譯」台北場次新書發表會。(陳明仁攝)
靜宜大學教授蘇瑤崇表示,應啟動國家級美國檔案徵集計畫,補足台灣歷史面向。(陳明仁攝)

儘管鮑威爾的報導並不是台灣的「新聞」,早在2008年蘇瑤崇的研究裡便提及,然而日前媒體引用《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一書資料、提到國民政府軍隊使用非人道武器「達姆彈」鎮壓群眾時,仍引起輿論嘩然。

真相未明前,「過去」從來就不只是過去,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70年,台灣人仍有太多不知道的過去。台灣是否也能像韓國一樣、拍出類似《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這般響譽國際的歷史電影?答案,或許便藏在尚未完全撥雲見日、可能連台灣人自身都不太清楚的過去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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