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假設認為國家必須盡可能不干預經濟，如此經濟才可能成長，這是錯誤的。
新自由主義者的論調予人的印象是，經濟受到國家箝制，必須爭取脫離這種政治獨裁。但從歷史發展來看，這種觀點錯得離譜：在資本主義早期型態出現的地方，當地的早期資本家同時也握有政治力量。
中古時期屬於漢薩同盟的城市，如漢堡、呂貝克（Lübeck）、布萊梅（Bremen）等富麗堂皇的市政廳，直到今日，依然顯示當年權高一時的議員們曾經在此開會議事。這些城市新貴自然不是由人民推選出來，而是出身顯赫的鉅商家族，他們將這些獨立的城邦建設成推升遠地貿易與他們私人錢庫的助力。
在所有商業大城都能見到這種模式，統治義大利威尼斯（Venedig）、佛羅倫斯（Florenz）與熱那亞（Genua）等諸城邦的也同樣是金錢貴族，其中最著名的當數佛羅倫斯的金融豪門麥第奇（Medici）家族，而該家族成員甚至躋身為托斯卡尼（Toskana）大公。1492年發現美洲之後，貿易重心儘管西移，但在安特衛普（Antwerpen）與後來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都是由商人治理他們的城市。「資本主義唯有在它等同於國家，當它就是國家時，才能獲勝。」法國史學家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做了上述的歸納。
這些商貿城市面積儘管不大，卻是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強權。無論是威尼斯或熱那亞在地中海區都擁有眾多的殖民地，而阿姆斯特丹商人於1602年利用國家統治權設立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後，勢力更擴展到了印尼；在此，政治力量與經濟利益二者密不可分。
這些大型商貿城市控制了全球貿易直到十七世紀，但它們卻像是位在封建國家這座浩瀚大海上的資本主義小島。十八世紀時這種情況有了變化，在歷史上首度有一整個民族國家受資本利益統治，這個國家便是英國。前此我們已經提到過的1688–89年之際的光榮革命便是這種變革的象徵。權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保障了議會多方的權益，削弱了國王的權力。形式上，英國成了君主立憲制的國家，但其表決權卻規定，表決者必須擁有相當資產才行。
這是一小群主要由鄉紳，但也由商人組成的菁英。他們主宰了英國議會，並極力讓英國政治為他們的經濟利益服務。而他們之所以推選適合他們的國王，也非偶然。1688年英國人民推翻了信奉天主教的國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擁立奧蘭治－拿騷（Oranien-Nassau）的威廉三世（Wilhelm III），威廉三世同時也是荷蘭的行政長官。
但如果我們因此以為，在此之前英國商人深受君主所苦，這種說法也不正確。最晚從十六世紀起，推動經濟向來便是英國國王的宗旨，正如亞當．斯密於1776年所見證的：「自從伊莉莎白女王治國起，英國法令便極力照顧商業與手工業的利益，而實際上，歐洲包括荷蘭在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如此重視工業。」 （相關報導： 陳錦稷專欄：如何因應台幣匯率強勢升值？ ｜ 更多文章 ）
英國的例子很快便成為楷模，其他歐洲君主也了解，想在歐洲的長期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他們就不得不推動經濟。軍隊勞民傷財，唯有繁榮的經濟才足以應付，因此自十七世紀起所謂的重商主義風行全歐。重商主義儘管並未形成完足的理論綱領，卻促使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君主積極創建手工作坊，並推動本國出口貿易。在此，國家與經濟再度密切合作：歐洲君主大多有市民階層的策士指導他們商貿生活如何進行，其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俄國沙皇彼得大帝（Peter der Große），他甚至於1697年化名前往荷蘭，在贊丹（Zaandam）的造船廠工作，以深入了解這個商貿富國的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