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不干預經濟才能成長的假定是錯誤的:《資本的世界史》選摘(2)

2018-02-28 05:10

? 人氣

但如果我們因此以為,在此之前英國商人深受君主所苦,這種說法也不正確。最晚從十六世紀起,推動經濟向來便是英國國王的宗旨,正如亞當.斯密於1776年所見證的:「自從伊莉莎白女王治國起,英國法令便極力照顧商業與手工業的利益,而實際上,歐洲包括荷蘭在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如此重視工業。」

英國的例子很快便成為楷模,其他歐洲君主也了解,想在歐洲的長期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他們就不得不推動經濟。軍隊勞民傷財,唯有繁榮的經濟才足以應付,因此自十七世紀起所謂的重商主義風行全歐。重商主義儘管並未形成完足的理論綱領,卻促使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君主積極創建手工作坊,並推動本國出口貿易。在此,國家與經濟再度密切合作:歐洲君主大多有市民階層的策士指導他們商貿生活如何進行,其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俄國沙皇彼得大帝(Peter der Große),他甚至於1697年化名前往荷蘭,在贊丹(Zaandam)的造船廠工作,以深入了解這個商貿富國的經濟。

這段簡短的歷史陳述顯示,資本主義並非誕生於與國家的對抗,而是向來享有國家支持的。然而到了十九世紀,現代資本主義伴隨著工業化興起時,國家的角色有了根本性改變。重商主義在大規模不景氣的經濟中努力創造成長,但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卻出現了反向的問題:如今雖然有了成長,但科技的急速發展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社會後果,必須仰賴國家解決。

受工業革命大量燃煤所致,倫敦在1950年代以前的100年間有大約10次大規模煙霧事件,其中最嚴重、對健康危害最大的一次即1952年。圖為大霧籠罩的倫敦街頭納爾遜紀念柱(取自維基百科)
受工業革命大量燃煤所致,倫敦在1950年代以前的100年間有大約10次大規模煙霧事件,其中最嚴重、對健康危害最大的一次即1952年。圖為大霧籠罩的倫敦街頭納爾遜紀念柱(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為了有利資本主義的開展,必須使人民接受更好的教育、創立大學、資助研究等,而呈爆炸性擴張的都市必須妥善規劃與管理,道路與鐵路有待鋪設,而諸如新藥等可能具有危險的產品需要控管,工廠安全需要監控,環境危害也須避免。凡此等等,一夕之間都等待著國家去解決。

此外,假使沒有國家參與,最重要的科技發展就滯礙難行。在此僅舉一例:德意志應用電學愛迪生學會(即後來的通用電氣公司)之所以願意投入電力事業,是因為柏林市是個可靠的客戶,並且於1884年與該公司簽定特許契約。

但最主要的是,國家必須設法讓人民承受得了科技變革。「全民富裕」雖然動聽,但生產力持續提升也是一種折磨:原有的知識落伍,昔日有保障的工作消失,而在爭取最佳工作的競爭中也非人人都能獲勝。社會學者卡爾.奧托.洪德里希(Karl Otto Hondrich)對進步的辯證法做了極佳的描述:「競爭產生不平等,即使每個人的績效都提升了,也必定會有一些人失敗。這個人的成功是他人的失敗,績效的提高──或早或晚,在此或在彼──會導致績效不良,而這種績效不良的必然性,便是競爭社會的根本矛盾,是個無可脫逃的進步陷阱……在競爭中,個人績效的提升都建立在從群體預支的績效上,社會必須承認並接受績效不良的後果!」而其結果則是眾所皆知的:所有西方國家都實施國營的失業保險與社會救濟,以便至少能為資本主義最嚴重的痛處加上避震器。

關鍵字:
風傳媒歡迎各界分享發聲,來稿請寄至 opinion@storm.mg

本週最多人贊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