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每當發生像鄭捷、小燈泡事件的隨機殺人案時，死刑的存廢與否，都會成為煙硝喧騰的白熱議題。就連當我表態「不應僅將死刑當作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時，都會被反廢死的憤慨氣旋給掃到，即便我聚焦的論點根本不在廢死與否。
如今，我既高興又驕傲，有這樣一部精緻周延、細膩深刻、技藝與視野兼備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嘗試以戲劇的手法，如此全面又深入的描繪、探討此一素材。
《我》劇中人物囊括了行為人及其家屬、被害人家屬、行為人辯護律師及其家屬、精神疾患及其家屬、新聞從業人員、精神科醫生等角色，帶領觀眾以宏觀的視角看待無差別殺人事件。
劇中每個角色皆有其自身的難處與困頓：喪子後愛無能的主管、仍因喪子哀戚的爸爸、瀕臨決裂的夫妻及失和的親子、背負行為人罪孽的家屬、家有精神疾患的房東、難得社會諒解支持還得看照妻小的律師等江湖百態，足讓看倌感受到諸多生而為人的不易與不由己。
劇中律師的原型黃致豪律師，日前一連串的人物專訪報導，讓世人得以一窺其執業理念及心路歷程。不幸的是，人紅便也難不被挖出是非，其身陷桃色風波時即被戲謔報導為「魔鬼代言人幹壞事需要紓壓」，好似來場桃花劫的醜聞便可將其爭議的執業行為化約為醜惡的集合，好似鬧出桃色風波的罪人無怪乎也會站在邪惡的那一方。一個既扁平又純粹的壞人比較符合世人的想像，也方便世人持續將厭惡鄙夷投射下去。
可惜的是，人性從不扁平與單純，就像把罹癌的器官從人體切除後，留下的便會是至善至美，肉身從此平安喜樂嗎？當然不！一副肉身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多元薈萃新舊與共的台灣社會，將鄭捷速速伏法除之後快才沒幾年光景，不幸地，無差別殺人非但未從此絕響，如今甚至有人搶著接班。
近日，紐西蘭在面對外籍人士的恐攻後，其總理雅頓圍上頭巾對穆斯林社群的罹難者家屬說：「這件事發生在基督城，這件事發生在穆斯林社區，但你們就是我們，因此我們對你們遭遇的一切有著深深的感受，我們感到悲傷，我們感到不公平。我們感到憤怒。我們與你們有著相同的感受。」
當《我》劇中的無差別殺人犯詢問律師：「幹嘛浪費力氣在我身上？」時，律師答到：「如果說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平安快樂的長大，不要遇到有人再做出類似你犯過的罪，這個答案你滿意嗎？」不曉得這個答案，觀眾買單嗎？不曉得在《我》劇播出後，會否有更多的人能以「你們就是我們」這般「同體大悲」的心情，來看待從我們這片島嶼上所孕育出的惡呢？因為那將比與受害者同心同行加倍困難。除了主張以死刑將罪犯切割抹除外，亦能從教育制度、社會福利、醫療系統、經濟民生等社會結構面追根探究起，以期能接住更多走向歪斜的危險心靈，預防更多的生靈塗炭。
感謝《我》劇以高超的製片技藝及視野格局聚焦編寫這般富爭議的題材，這讓我對足以產出如此作品的台灣感到希望並引以為傲。感謝台灣這片島嶼，讓我們能有小確幸，於尋常生活中能探討「與餓的距離」，去拚民生拚經濟看偶像劇看本土劇；也同時讓我們能去探究「與惡的距離」，針砭力道十足的去深談真實人性，談有些人可能嗤之以鼻的徦議題。
＊作者為心理師、教育工作者
責任編輯/潘渝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