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六日，國台辦表示歡迎台灣各界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提出具體意見，並稱越早、越多討論越好。值此兩岸關係處於寒冬之際，沉寂多時的「台灣方案」研究好似睽違已久的煦陽，帶給兩岸關係的互動討論一絲生機。然而，回到現實政治，兩岸距離和平統一仍有相當遙遠的距離。
民意與協商，拉開雙重距離
先看民意。《聯合報》九月二十一日公布的年度調查顯示，53%受訪者主張「永遠維持現狀」，32%主張獨立，12%主張統一。這項調查並非直接測量民眾對「一國兩制」的態度，卻清楚呈現統一目前並非台灣多數受訪者選擇的方向。
再看政治協商。國台辦七月二十九日提及兩會對話協商仍處停擺，並重申以「九二共識」作為協商政治基礎。這反映目前兩岸制度化協商仍缺乏共同政治前提，和平統一所需要的政治條件相當薄弱。
因此，和平統一之路的遙遠，首先體現在民意與政治協商的雙重距離，而不是統一後的制度方案設計得不夠完整。真正令人好奇的是，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此時重新研究「兩制台灣方案」，目的究竟何在？
方案愈談愈細，目的究竟何在
二〇二二年《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將「一國兩制」定位為實現和平統一的重要制度安排，並表示將繼續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其具體形式會考慮台灣現實並吸收兩岸各界意見。換言之，依北京自身的政策構想，「兩制」並非統一完成後才開始處理，而是被納入推動和平統一的政策過程。
九月十二日，香港及中國大陸研究機構在北京舉行相關座談會，討論「兩制台灣方案」的制度建構與統一後治理。從政治制度、中央與地方權限，到國家安全、駐軍及台灣武裝力量，提出了十二點共識，顯示討論已逐漸從抽象原則走向具體安排。
北京持續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其中一項政策期待，顯然是讓台灣社會更加了解其所設想的統一後安排。但問題是，我們看到和平統一真正面臨的障礙，並非「兩制台灣方案」設計得夠不夠詳細與完美，而是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政治制度、北京政治承諾及安全保障的基本信任不足。當這個更上位的問題尚未解決，再精細的自治、司法或軍事條款，能否改變台灣民眾對統一的選擇，仍是一個疑問。
這便形成一個值得思考的落差：制度內容愈談愈細，支撐和平統一的政治條件卻沒有同步改善。那麼，這些討論究竟是在為未來可能出現的政治變化預作準備，還是主要維持「和平統一仍有制度方案可以討論」的政策路徑？
如果是前者，需要進一步思考這些制度研究究竟面向什麼樣的未來情境。如果是後者，其主要功能便可能在於保留和平統一作為北京對台政策的一個選項。釐清這個問題，比更多「兩制」細節的討論更為重要。
學界走向前台，官方邊界未明
近期「兩制台灣方案」愈談愈具體，但真正提出各種制度構想的，主要仍是學者與研究機構。官方公開表態則多為歡迎各界提出意見。這就衍生另一個問題：如果這些討論的目的不只是學術研究，而是希望讓「兩制台灣方案」逐漸具有現實政治功能，北京官方究竟準備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
今年二月的對台工作會議中，王滬寧提出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主動權」。這項要求涵蓋整體對台工作，當然不能簡化為必須立即公布一份完整的「兩制台灣方案」。但既然北京鼓勵各界討論具體制度，官方至少有必要逐漸說明政策邊界與基本立場，使相關討論有所依循。
例如中央是否駐軍、台灣能否保留武裝力量、司法終審權如何安排、地方自治可以走到什麼程度，這些都不是單靠學者討論便能確定的問題。學界可以提出各種可能方案，但真正能夠界定政策底線的，仍是北京官方。
統一漸遠，和平仍需堅持
看到國台辦所謂「歡迎各界提出建言」這種帶著旁觀者「樂觀其成」的反應，相對於王滬寧所提出，要對兩岸關係採取主動主導的積極態度，似乎並沒有反映在「兩制臺灣方案」內容的討論上。
這不禁令人好奇，這是否傳遞一種訊號：在兩岸關係中，中共雖然表面上仍然宣稱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態度，然而在內心中，其實也已承認和平統一事實上是遙遠且不可行？
如果此一假設成立，目前兩岸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討論，似乎就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只是一種在還沒有宣布放棄和平統一之前的過場戲。
所謂「和平統一」中，統一雖難成兩岸共識，但和平應該仍是。此時讓人想起抗戰時期蔣介石曾說過的名言：「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彌足珍貴。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和平之後呢？戰爭之後呢？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兼任教授、前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