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許劍虹觀點：美國華人眼中的「中華民國」

關於美國華人如何看待兩岸議題，首先我們要來解讀何謂「美國華人」？畢竟所謂的美國華人分類很多，有的是具備美國國籍的美籍華人，也有尚未具備美國國籍，還維持兩岸身份的美國華僑。華人與華僑當中，又有1949年以前就存在於美國，以廣東人為主體的傳統僑社。另外還有1965年以後大舉移民美國的港澳以及台灣移民，乃至改革開放後進入美國的大陸移民。

不同階段以及不同地區移居美國的華人，對中華民國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源頭依舊來自於傳統僑社。畢竟這些來自六邑地區的廣東人從北伐到抗戰期間都積極參與了中華民國的戰爭，再加上和孫中山同鄉的關係，使他們成為中華民國天然的支持者。所以對他們而言，中華民國這個概念本身是超越北京與台北兩個大現實存在的中國政權的。

畢竟建立一個以美國民主制度為模範的自由中國，不僅是眾多美籍華人前輩奮鬥的目標，同時也是眾多美國傳教士、商人、媒體人、政治人物乃至於軍人的期望。這使得以林肯的《蓋茨堡宣言》為號召建立，宣揚三民主義且後來又反對共產極權的中華民國在美國人心中一直擁有非同小可的重要地位。華人華僑在美國改造中國的過程中，自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固然在過去100年的歷史發展中，不少美籍華人或華僑回國效力，例如加入空軍的陳瑞鈿和朱安琪等空軍前輩都是最好的案例，但這卻不代表美籍華人或華僑認同的中華民國必然與1949年後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劃上等號。對於他們而言，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更多代表的可能只是台北政權，而不是整個中華民國。

在這樣的情況下，傳統僑社在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後轉而開始與北京政權接觸，但同時又強調自己捍衛孫中山先生理念，看在台灣人眼中可能會感到奇怪，實際上卻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關於美籍華人與華僑對兩岸政治的看法和分歧，我們首先要回到1912年那個大清帝國滅亡的時代來重新回顧。

傳統僑社的主體為分散於全美華埠的中華會館和中華公所，英文名稱為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簡稱CCBA。CCBA的前身為1854年成立的「六大公司」（Six Companies），所謂的公司更多其實是指來自六邑，即新會、台山、開平、恩平、鶴山及赤溪等地區的同鄉聯誼會。到了1862年，「六大公司」正式整合為中華公所。

為什麼英文名稱都是CCBA，有些例如紐約的CCBA叫中華公所，有些的如洛杉磯或舊金山的叫中華會館或者中華總會館？據說是早期有些地方的「六大公司」整合第七間同鄉會即肇慶會館成為所謂「七大公司」，規模更大，所以叫會館。有些還維持「六大公司」的規模，所以仍是公所。至於舊金山的中華總會館，則是因為舊金山中國城一直被視為美國華人的首都。

中華公所或中華會館最早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保障華人權益、協調華人內部紛爭，協助華人子弟接受中文教育以及病逝的華工落葉歸根，對美國主流社會的政治並不感興趣。早年多數華人到美國也是為了挖黃金或修鐵路，都打算發財後回到祖國，加上1882年《排華法案》通過，沒有多少人有落地深根的想法，對祖國的政治參與明顯比美國更為積極。

然而早些時候的華人華僑，也並非我們後來所理解的那樣萬眾一心擁護國父革命，實際上在美國承認清朝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情況下，中華會館和中華公所最原始的立場是支持清朝的。當時保皇派、維新派與革命派之間的衝突就如同反共與親共，還有統一跟獨立在今天美國僑界的爭端一樣熱鬧。要等到清朝垮台以後，傳統僑社方才跟著美國的立場轉而承認中華民國。

只是那個年代的中華民國，跟今天的中華民國還是有那麼一丁點的差別。懸掛五色旗的北洋政府，仍是多數美國華人心中的正統，且即便在孫中山的南方政府裡，也有陳炯明領導的派系存在，並非所有人都團結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下。美國華人與今天台北的中華民國政權連結到一起，還必須要等到1928年的北伐勝利後。

可事實上即便是國民政府成立後，國民黨內部的派系衝突仍導致北美華人在認同上的分歧，多數人基於廣東同鄉的情面，更加認可胡漢民和汪精衛等廣東籍的國民黨大老，對於浙江籍的蔣中正則比較陌生甚至於反感。所以宋美齡的存在能扮演蔣中正與傳統僑社之間的潤滑劑，這不只在於宋美齡自幼在美國受教育，還因為她的祖籍是當時還是廣東省的海南島文昌。

而且底層的華人，尤其是在餐館當服務生或者開洗衣店的底層華人思想上左傾，許多更加認同當時中國共產黨的理念。顯見即便是在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美國華人仍沒有完全對蔣中正心服口服。真正的改變，還是要等到對日抗戰爆發，尤其是美國參加太平洋戰爭，承認蔣中正為四強領袖以後，重慶國民政府才真正成為美國華人心中獨一無二的祖國。

華人地位大幅提升，尤其宋美齡1943年訪美更是促成《排華法案》廢除。近20,000華人進入美軍服務，他們不需要如同黑人或者日裔美國人一樣組成與白人隔離的軍事單位，而是直接進入一般的美軍單位與白人並肩作戰。此一破天荒的安排讓華裔美國人首次因為為美國而戰而產生對美國的認同，可同時他們又都明白，地位的提升與祖國榮升為四強脫離不了關係。

於是自然而然的，加入美軍的華人對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或多或少都有認同存在，即便他們當中不少人被派往第14航空軍服務，對國民政府的缺點亦有所瞭解。例如像江華九這樣駕駛P-51野馬機在歐洲戰場與德國空軍戰鬥，甚至成為王牌飛行員的華人，是不可能在沒有中華民國成為四強的情況下提高地位的，對此他們還是深知杜明。

所以經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是真正得到了美國華人的認可，至於在1943年對美國宣戰的汪精衛政權則完全被華府視為傀儡看待。在這樣的情況下，若華人仍表達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支持，下場很可能就是被FBI調查，甚至於如日裔美國人一樣被關到集中營，沒有任何人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接下來要等到1948年徐蚌會戰後，伴隨著蔣中正下野以及李宗仁上台擔任代總統，美國的華僑才又出現了是要支持蔣中正還是支持李宗仁的分歧。甚至也有少數僑領看到中共即將勝利，產生支持中共的想法，例如時任紐約中華公所的主席，洪門黨黨籍的盧觀藜就受到左傾僑領司徒美堂影響，從原先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杜威的反共立場轉向與左翼華人合作主張承認紅色中國。

可見到了中華民國政府即將撤退到台灣的1949年，隱藏在傳統僑社內部對蔣中正的厭惡又爆發了出來，以舊金山僑領錦朝為代表的一批僑領基於李宗仁出自廣西，與廣東人同為「兩廣」老鄉的立場選擇支持這位代總統。所以在兩岸分治初期，僑界一度分裂成好幾股勢力，包括所謂自稱非台灣也非大陸的「第三勢力」。

可其實所謂的「第三勢力」，仍然以中華民國為正統，且包括李宗仁在內仍以正統的中國國民黨員自居，所以與其稱呼這場分裂為國民黨與「第三勢力」之間的矛盾，更多其實還是海外國民黨內部的矛盾。畢竟國民黨內部本來就派中有派，存在親共的左翼，反共的右翼乃至於主張國共和談的李宗仁，談不上所謂黨內黨外之爭。

當然也因為整體而言都是國民黨的內鬥，且即便所謂「第三勢力」都以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中華民國為正統，反而是奠定了傳統僑社以中華民國為祖國的信念。差別只是在於究竟是在台北的蔣中正、紐約的李宗仁還是舊金山的「第三勢力」領袖張君勱誰更能捍衛這個中華民國，與美國合作阻止全中國被赤化而已。

假若最終美國選擇了以李宗仁為扶持對象，那麼中國的反攻據點可能會是海南島或者兩廣等華南地區，若選擇「第三勢力」則可能會以在金三角的李彌部隊為基礎，反正都不會有台灣的任何角色和地位。支持蔣中正等同於支持台北當局的概念，從這個時候開始在美國主流社會還有僑界慢慢成形，可見沒有蔣中正的中華民國，就不存在今日台灣的對美關係。

一如1912年傳統僑社對清朝的態度，美國給予的外交承認往往會影響美國華人的祖國認同，隨著美國政府決定繼續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尤其是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台北當局成為了華府承認的獨一無二中國政府。包括周錦朝在內等曾一度支持李宗仁或「第三勢力」的華人重新回頭支持起了蔣中正，台灣成為了北美華人的精神祖國。

既然青天白日滿地紅是台北當局、李宗仁以及張君勱的最大公約數，團結在台北當局之下對北美華僑而言顯然沒有太多心理上的掙扎。再加上中共奪權後，對北美華僑在國內的親屬實施了慘無人道的「土地改革」政策，眾多過去對中共有過幻想的北美華人也重新回到了反共陣營。尤其是韓戰爆發後，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也難讓華裔免於遭到FBI調查或是麥卡錫主義迫害。

日裔美國人在戰時被送入集中營的歷史，令華裔深感憂慮，台北當局的存在無疑是免除了這層他們心中最怕的恐懼。即便對蔣中正缺乏如同孫中山那般的強烈認同，美國華人仍從捍衛自身利益的角度出發，努力維繫台北當局和華府的外交關係。只要台北當局持續以中華道統自居，又慢慢引領台灣往民主開放的道路前進，傳統僑社沒有不支持的道理。當然也有以李宗仁為代表的一批華人，認定美國承認台北當局，尤其是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之後，他更加認定美國的目的是要確保兩岸永久分離以壓制中華民族的統一強大，從而促成了部份華裔與中華會館還有公所體系產生分裂，走上了親共的道路。伴隨著反越戰運動的升溫，年輕一輩華人的左傾思想更加激烈。

到了1965年，李宗仁更是做出了離開美國，「回歸祖國」的決定，不再扮演美國「分裂兩岸」的馬前卒。當然到底這是不是他得不到美國支持後衛自己投共找出的理由，筆者無法在此下決定，卻也讓華埠內部出現了美國應該正視現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實。而伴隨著中共進入聯合國以及尼克森對北京的歷史性訪問，傳統僑社也不得不面對該如何與北京當局打交道的問題。

美國與中共在1979年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中共在華府設置大使館，各大城市也出現了中共領事館。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拋棄了毛澤東時代敵視僑胞的極左政策，傳統僑社的華人無論反共與否，都利用這個機會返回廣東老家探親。與北京當局打交道，成為了傳統僑社華人所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這個懸掛五星紅旗的紅色中國，是不可能當不存在了。然而過去的新仇舊恨，卻不是老華人們想要忘記就能忘記的，且他們當中還有許多人接受僑委會的輔助，甚至擔任中華民國的僑務委員，不可能真的全面轉向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幸運的是此刻兩岸都在外交上依賴美國，於是在僑務政策上也出現變通，默許華人華僑在不被貼上「叛徒」標籤的情況下與對方交流，令傳統僑社鬆了一口氣。

尤其是李登輝上台初期，兩岸破天荒展開交流，更是讓在美華人同時與台北還有北京當局打交道不再有心理障礙。只是傳統僑社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依然根深蒂固，因為孫中山的國父地位已經不可動搖，且兩岸對孫中山也極為推崇。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傳統僑社對北京當局不再敵視，也難以否定台北的中華民國。

於是華人便找出了一個新的共識，那就是將中華民國這個概念從國家或者政權的概念昇華為文化以及族群的概念，然後同時將台北當局與北京當局視為在這個文化與族群概念下同時存在的政權來解決這樣的矛盾。所以青天白日滿地紅對他們而言也就不再只是象徵國家或者台北當局的旗幟，而成為了在美華人的族群符號。

這使得孫中山在美國華僑心目中有了封神的地位，他成為了中華民國這個概念的真正代表，但蔣中正卻沒有相似的地位，最多只被視為台北當局的延續。毛澤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歷代的統治者，同樣被美國華人視為北京當局的延續，與台北當局同樣被視為孫文精神的傳人，讓海外華人得以在不違背「一個中國」的概念下與兩岸同時交流。

美國華僑華人對台北當局的支持，在2000年民進黨上台後出現了激烈動搖。傳統僑社難以認同民進黨走台獨路線的理念，尤其是所謂將傳統僑社視為第三等僑胞的「華僑三等論」，逐漸與台灣方面分道揚鑣。部份中華會館和公所下的僑團，也出現了降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升起五星紅旗的現象，使台北的僑務工作出現空前危機。

事實上傳統僑社的認同變化，與其講是老僑不再支持中華民國，更多是因為以廣東人為主體的傳統僑社為了新陳代謝，招募了許多改革開放後移民到美國的大陸廣東人。這些人從小就接受紅色教育，即便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有所牴觸，仍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自己的祖國，再加上北京方面提供經濟上的補助，自然樂於改掛五星紅旗。然而即便是如此，傳統僑社想要全面移除中華民國國旗，轉而懸掛五星紅旗仍極為不易。首先是傳統僑社經過多年的洗腦以及自我洗腦，早已把孫中山先生視為不可動搖的神主牌，將中華民國國旗移除等同於全面的自我否定。更重要的是，美國在天安門事件爆發後對北京的制裁，讓美國華人徹底認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能與美國成為真正的朋友。

紅色中國的終極目標，仍是要以推翻美國領導下的國際秩序，重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的天朝體系為主。在這樣的天朝體系之下，美籍華人必將不可能享有今日遊走美國還有海峽兩岸之間的特權，自然知道唯有一如過去般的追隨美國政府立場才能維繫權益。而想要追隨美國政府又不違背中華道統，唯一的選擇就是繼續懸掛中華民國國旗。

從美籍華人的理想來看，如果能讓海峽兩岸平等協商，和平統一出一個全新的中華民國，又能行使類似美國的民主政治自然是再好不過。只是目前華府方面尚未變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將駐華大使館從北京遷回台北，在美國的華僑也只能繼續維持現狀，尊敬孫中山的同時與兩岸當局維持等距關係。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從高華德到盧比歐─美國保守派的蔣公情節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