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日前通過中央選舉委員會人事同意案，游盈隆以高票出任中選會主委。游盈隆表示，「沒有自由選舉，就沒有民主」，並強調中選會應維持選舉制度的公平與公正。然而在台灣高度政治競爭的環境中，社會真正關心的問題是：中選會是否能夠真正維持中立，並持續建立選舉制度的信任。
形式中立與社會觀感
中選會依法為獨立機關，其主委與委員由行政院提名、立法院同意。李進勇出任中選會主委時，正值民進黨執政，由行政院提名並在立法院席次過半的情況下順利通過。從制度程序來看，這完全符合法律規定，也構成制度上的形式中立。
然而，在政治觀感上，情況卻未必如此。李進勇在卸任中選會主委後不久即恢復民進黨黨籍，雖然在法律上並無問題，但對部分民眾而言，這樣的情況仍容易讓人對制度中立產生不同解讀。
選務爭議與制度疑慮
在李進勇任內，台灣經歷了2018年地方選舉、2020年總統大選以及之後的高雄市長罷免投票等重大政治事件。他任內主持過多次全國性選舉、罷免與公投等重要選務。
選舉期間也曾出現一些引發社會討論的情況。有民眾因言論或行為涉及《社會秩序維護法》而受到處罰，也有人質疑投開票所監票距離與相關規定是否過於限制。此外，選務機關在面對爭議時若未能及時公開說明，也容易加深社會的不信任感。
另一方面，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中選會官員的回應方式也曾引發討論。部分立委批評相關回應偏向程序性說明，甚至給人「實問虛答」的印象，態度也顯得相對強硬。這種作法或許是為了維持選務行政的穩定，但在高度政治對立的環境中，仍容易讓部分民眾質疑選務機關是否真正保持中立。
另一個引發討論的制度問題，是公投制度的安排。台灣曾實施「公投綁大選」，公投與全國性選舉在同一天舉行。2018年地方選舉時，多項公投與選舉同日投票，曾造成部分投開票所排隊時間過長，也增加選務行政負擔。之後立法院修法，將公投改為與全國性選舉分開舉行，並在《公民投票法》中規定，全國性公投投票日為每兩年8月的第四個星期六。制度調整的目的，是希望降低選務負擔並避免不同議題互相干擾。然而制度在不同時期出現「綁大選」與「分開舉行」的調整，也難免讓外界產生疑問，認為制度安排是否可能受到政治環境影響，甚至讓部分民眾產生中選會僅維持「形式中立」的觀感。
選務工作的沉重責任
當然，中選會主委本身也是一項壓力極大的公共職務。全國性選舉涉及上萬個投開票所、數十萬選務人員，以及龐大的行政作業。從投票流程、開票統計到最終公告結果，每一個環節都必須精確執行。
從行政角度來看，中選會能夠完成這些選舉與公投程序，也顯示出台灣選務體系具有一定的運作能力。對任何一位中選會主委而言，如何在繁重的行政工作與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之間維持制度信任，都是一項不容易的挑戰。
本次中選會人事案
此次中選會人事同意案，由行政院提出7名委員提名名單送交立法院審查。最終記名投票結果為：主委被提名人游盈隆，以及委員被提名人李禮仲、蘇嘉宏與蘇子喬4人獲得同意；副主委被提名人胡博硯，以及委員被提名人黃文玲、陳宗義3人則未獲通過。
在審查過程中，各政黨也提出不同評估標準。例如民眾黨推薦的人選獲得立法院同意通過，而行政院提名的委員人選黃文玲則未獲同意。部分立委表示，審查考量除了背景之外，也包括被提名人對若干制度議題的立場，例如公投是否應與大選同日舉行、國內移轉投票制度以及陸配參政權等問題。
最終僅4人通過，使得中選會目前僅由8名委員運作，而依法完整編制應為9至11人，因此未來仍需要補提名新的委員人選。未來的人事補提名，除了政黨推薦的人選之外，也可以考慮納入無黨籍人士或具有公共事務經驗的社會人士，例如法律界、學界或長期從事公共服務的專業人士，以增加選務機構的公信力。
制度信任與未來考驗
游盈隆接任中選會主委後，面對的不只是行政管理問題，而是如何在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中重建制度信任。從李進勇到游盈隆，中選會的人事更替或許只是制度運作的一部分，但對民主制度而言，更重要的是選舉機構能否讓不同政治立場的民眾都相信制度本身是公平的。
在民主政治中，選舉機構最大的資產並不是權力，而是信任。 （相關報導： 「柯媽乾女兒」黃文玲落馬中選會委員 「好友」陳昭姿揭原因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