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樣的日子裡，一群恐怖分子在被偷來的土地上 ， 建立了一個流氓國家 ！
他們向孩子講述「一片沒有人民的土地，給一個沒有土地的民族」這類神話，彷彿我的祖父、你的祖父從未存在過；彷彿從雅法延伸到拉姆拉的柑橘園從未存在過；彷彿巴勒斯坦的城市只是一些等待被人居住的幽靈。
於是，殺戮、驅逐與掠奪就成了宗教工程。拖拉機被轉化成土地所有權證書，而錫安主義者則把信仰改造成一種殖民意識形態，用來替每一項罪行辯護。 他們所依據的歷史解讀，也沒有少一點扭曲。他們談論大衛與所羅門王國，彷彿那能給予他們今天驅逐此地居民的權利。即使我們暫且假設這些敘述是真實的，而這本身在歷史學界就有很大爭議，這套邏輯仍然從根本上站不住腳。
巴勒斯坦人自己就是這片土地原始居民的後代：迦南人、非利士人，以及那些在幾個世紀裡逐漸轉為基督徒、後來又轉為穆斯林的古代猶太人。DNA 不會說謊。我們才是留在這裡的人，是從未離開的人。 至於構成今日以色列多數人口的阿什肯納茲人，他們的祖先來自可薩人與歐洲改宗群體，並沒有真正把他們與這片土地連在一起的血緣關係。
即使兩千年前曾經存在一個猶太王國，這也不會給一個波蘭或烏克蘭猶太人權利，去驅逐一個在此地從未中斷生活的民族。 否則，我們也應該允許美洲原住民驅逐今日美國境內的所有人；應該把澳洲交還給原住民；應該把白人逐出南非。更諷刺的是，按照同樣邏輯，我們更應該把錫安主義者自己逐出巴勒斯坦，把這片土地歸還給它真正居民的後代，也就是我們。 錫安主義的邏輯經不起任何嚴肅檢驗。可是，以色列正是建立在這套邏輯之上，並且至今仍用坦克與戰機來保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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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發生的事情，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戰爭。那是一場經過精密規劃與組織的種族清洗行動。 錫安主義武裝組織—哈加納、伊爾貢與史登幫—並不是在與正規軍作戰。他們襲擊的是毫無防備的巴勒斯坦村莊，屠殺婦女與兒童，以製造恐懼，迫使居民逃離。 Deir Yassin massacre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1948年4月9日，錫安主義武裝進入這座村莊，殺害超過一百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大多是婦女、兒童與老人。孕婦被剖腹，嬰兒在母親面前遭到殺害，房屋連同裡面的居民一起被焚燒。 這並不是孤立事件。Tantura、Lydda、Ramla以及數十座村莊與城市，都發生過類似的大屠殺。 目的非常清楚：讓巴勒斯坦人恐懼到不得不拋下一切逃命。 而我們確實逃了。超過七十五萬名巴勒斯坦人被趕出自己的家園。村莊被推土機夷為平地，以防居民返回。土地被新成立的國家透過法律沒收，用法律讓掠奪看起來合法。
那些，留下來日後成為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一直到1966年之前都生活在軍事統治下。他們被剝奪行動自由，時刻受到監控，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次等公民。 那些試圖回到村莊的人—哪怕只是想收割自己的莊稼，或者再看一眼自己的房子—會被直接開槍射殺。以色列稱他們為「滲透者」。
誰是滲透者？ 回到自己土地、自己房屋、自己田地的人，竟然被稱為滲透者。
這一切都發生在明確的國際掩護之下。 United Kingdom發布《貝爾福宣言》，為錫安主義計畫鋪路。”United States”美利堅合眾國在以色列宣布建國後數分鐘內立即承認它，之後數十年持續提供資金、武器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保護。”Soviet Union”俄國則投票支持巴勒斯坦分割方案。 他們都參與了這場罪行，只是理由不同。 英國想擺脫託管負擔，同時在中東中心建立一個親西方據點。美國把以色列視為對抗阿拉伯民族主義與後來共產主義的重要盟友。美國福音派則把以色列建國視為末日預言的一部分。
殖民主義與宗教狂熱交織在一起，最終製造出了這個怪物。 而他們使用至今的雙重標準，更是赤裸得令人難以忽視。 當以色列進行種族清洗時，他們稱之為「獨立戰爭」。當我們反抗時，他們稱我們是恐怖分子。 當以色列在Gaza Strip炸死成千上萬平民時，他們稱之為「自衛」。當我們發射一枚大多數時候甚至無法造成傷害的簡陋火箭時，他們卻稱之為「戰爭罪」。 國際法明確承認，被佔領民族擁有武裝抵抗的權利。但顯然，這項權利不適用於巴勒斯坦人。 我們被要求安靜地投降，接受自己的祖國被偷走，接受自己無聲地死去。
今天在加薩發生的種族滅絕戰爭，並不是與1948年切割開來的事件。它其實是第一場罪行自然且合乎邏輯的延續。 一個建立在種族清洗上的國家，不可能突然停止種族清洗。允許代爾亞辛村大屠殺 (*發生在 1948年4月9日 的一起慘烈歷史事件) 發生的思維，與今天合理化轟炸醫院、學校與避難所的思維，本質上沒有差別。 唯一改變的是：武器變得更加先進，謊言也變得更加精緻。 但核心從未改變：消滅巴勒斯坦人，或者至少讓他們的生活變得痛苦到無法承受，迫使他們離開。
如果我們投降，如果我們接受既成現實，那麼一切就真的結束了。掠奪會隨著時間被洗白成「合法事實」，罪行會被世界慢慢當成正常現實接受。 這正是他們想要的。 他們希望我們遺忘、屈服，只接受他們施捨的一點點權利。他們希望我們成為「好的受害者」——用他們允許的方式抵抗，在被轟炸時保持和平，在被殺害時保持禮貌。
這種要求本身荒謬至極。 對佔領者而言，根本不存在「可以接受的抵抗」。所有形式的抵抗，他們都會拒絕。因為抵抗本身提醒著世界：有一場罪行還沒有結束。 我們的抵抗，是一聲宣告： 我們仍然在這裡。 我們仍然拒絕。 我們仍然記得。 以色列野蠻的反應並不令人意外。那恰恰證明，抵抗正在讓他們不安。它迫使他們，也迫使世界重新記起：巴勒斯坦沒有結束，這場掠奪並未穩固，仍然有一個民族拒絕安靜死去。
西岸每一次抵抗行動，都在提醒他們：佔領永遠不會變得舒適。每一塊被巴勒斯坦孩子丟向士兵的石頭，都是對既成現實的拒絕。 真正讓他們恐懼的，並不只是抵抗行動本身，而是它代表的意義。 堅持留下。 堅持抵抗。 堅持不遺忘。 因此，對巴勒斯坦人而言，我們必須繼續，用盡我們擁有的一切，甚至那些我們沒有的東西。 武裝抵抗是必要的、合法的，也是正當的。 我們不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是那些偷走整個祖國、踩著孩子屍骨建立國家的人。 我們是在自衛。我們是在抵抗自己的抹除。我們是在拒絕消失。 如果他們說武裝抵抗是不可接受的暴力，那麼他們也應該承認：佔領整個民族的土地、封鎖兩百萬人、轟炸住宅區，同樣是不可接受的暴力。 但他們不會這麼說。
雙重標準，正是西方支持以色列的根基。 如果有一天，他們真的摧毀了所有武器，殺死了所有抵抗者，那我們仍然還有文字。 寫作、詩歌、證詞、敘事、保存記憶、把故事傳給那些不知道真相的人。這些同樣也是抵抗，而他們也同樣試圖將其壓制。 他們禁書、逮捕詩人、關閉報社、審判那些分享加薩照片的人。因為他們知道，文字是危險的，記憶本身就是武器，而巴勒斯坦人的敘事會威脅他們精心製造的神話。
「台灣聲援巴勒斯坦大遊行」開始前，定居在台灣的巴勒斯坦學者安海正（Dr. Hazem Almassry）首先悼念加薩被殺害孩童名單，全體進行默哀。（作者提供）
因此，我們必須繼續說、繼續寫、繼續吶喊。 如果有一天，他們連我們的聲音都想奪走，那麼至少，我們還要用吶喊去打擾他們。 讓他們無法舒適地慶祝建立在我們屍體上的「獨立」。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罪行不會被遺忘；讓他們知道，特拉維夫的每一條街，都曾經是巴勒斯坦村莊。 我們的吶喊，是提醒，是必要的干擾，是拒絕與罪行和解。 而如果有一天，我們連吶喊的力氣都沒有了，那麼我們最後的責任，就是把這一切種進孩子心裡。 告訴他們，是誰偷走了土地，是誰殺害了祖父，是誰摧毀了家園，是誰讓他們的人生變成由封鎖、檢查站與轟炸組成的地獄。
把這份沉重的記憶，像我們從那些受傷、流亡與破碎的父輩身上繼承而來的一樣，再繼續傳下去。 告訴他們，巴勒斯坦沒有消失；那些鑰匙不只是生鏽的鐵，而是一項不會因時間流逝而失效的權利。 教他們不要遺忘，不要原諒，不要與罪行和解。 因為記憶是一種武器，而遺忘，就是投降。 我們還要教孩子另一件事。 總會有人，房子從未被摧毀，土地從未被偷走，親人從未被殺害。可他們不只是對罪行保持沉默而已。 他們會用自己的金錢、選票與政治立場支持佔領；他們會替轟炸、屠殺與驅逐辯護；他們會把真正的受害者——我們——稱作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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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安全地坐在遠離鮮血的地方，卻傲慢地審判我們。他們說，我們的抵抗是不合理的暴力；他們要求我們原諒那些偷走我們祖國的人；他們責怪我們不願意安靜地消失。 這些人不是誤解現實的中立者。 他們是罪行的共犯。 他們參與了罪行的延續。 他們支持每一顆子彈、每一棟被摧毀的房屋、每一個被殺害的孩子。 當這些人出現時——而他們一定會出現，因為世界從不缺少這種人——當他們支持我們的壓迫者，卻反過來指控我們是恐怖分子時，最合適的回應，就是朝他們臉上吐口水。 不是因為我們憎恨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人。 而是因為，人性有一條最低底線，不能被放棄。 站在小偷那邊對抗被偷的人，站在佔領者那邊對抗抵抗者，站在轟炸住宅區的人那邊對抗保衛家園的人，然後還稱我們為恐怖分子—這樣的人，不值得對話。 他們只配得到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