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許劍虹專欄：從美國華人博物館看紐約華人的左翼故事

在造訪曼哈頓中國城的過程中，我參觀了當地的美國華人博物館（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這是全美擁有最大規模收藏的博物館，同時也是美國東岸華人博物館當中最具代表性之一。洛杉磯與華府都有所謂的華美博物館（Chinese American Museum），但是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卻從命名上就有一大特色。

那就是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講的不僅是美籍華裔的故事，而是所有在美國的華人故事；換言之，即便是沒有美國身份的華人，也在博物館介紹的範圍之內。與洛杉磯及華府的華人博物館相比，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以較多篇幅呈現華人左翼團體、勞工運動以及冷戰政治的歷史，使參觀者得以看見親中華民國的傳統僑社敘事之外，另一條較少受到注意的美國華人歷史脈絡。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舊金山作為美國華人的傳統首都，不僅中國城發展得比紐約還要早，左翼運動也因為距離中國或亞洲更近的關係而更早發展起來。然而由於許多華人在紐約是從洗衣工等底層工作開始幹起，當地傳統僑社因為缺乏舊金山的傳統人脈，難以站出來捍衛底層華工權益，導致中共的口號對他們而言具有極高的吸引力。

同時，來自歐洲的原汁原味共產主義思想也很容易透過俄羅斯、猶太、愛爾蘭以及義大利移民，從大西洋飄洋過海，影響紐約華人。他們也親眼目睹到美國白人社會對黑人與波多黎各人的不平等待遇，更容易將自己視為世界革命的一份子。更重要的一點，則是在紐約同情共產主義運動的還不只是底層的華人洗衣工，就算是背景很硬的傳統僑社當中也有支持中共的高級華人。

他們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洪門出身的紐約安良總堂創始人司徒美堂，他早年不只支持過孫中山的革命，還組織保鑣保護過造訪美國東岸的孫中山。當然司徒美堂本身不是什麼同情底層勞工，心懷社會主義大愛的左派分子，其之所以走上與國民政府對抗，甚至於成立洪門致公黨支持支持北京政權的原因還是來自於他不滿國民黨的大權落入浙江人蔣中正的手中。

其實紐約安莨堂的誕生，與舊金山傳統僑社的「六大公司」，即今日全美中華會館與中華公所的前身有密切關係。原名王阿齡的洪門大老李希齡，在六大公司的派遣下由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移居紐約成為曼哈頓中國城的地下皇帝。他靠發展賭博、鴉片、妓院以及堂口暴力產業致富，並且因為與在紐約執政的民主黨坦慕尼協會（Tammany Hall）關係密切，從而獲得副治安官的職位。

司徒美堂早期為波士頓安良堂領袖，靠著與革命黨及孫中山的關係崛起。他在李希齡1918年過世後，將不同城市的安良堂整合起來，成立了紐約安良總堂。換言之，司徒美堂是站在李希齡打下的基礎上發展壯大的，他同樣以腐敗的坦慕尼協會為靠山，雙方還發展出了華美選民聯盟（Chinese-American Voting League），試圖影響紐約華裔美國人的選情。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紐約─美國東岸的華人之都 ｜ 更多文章 ）

根據許多大陸的出版品，前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擔任過司徒美堂的律師，此應為無稽之談，因為羅斯福雖然同為民主黨人，卻與坦慕尼協會屬於不同派系。後來紐約市長瓜迪亞（Fiorello H. La Guardia）整肅坦慕尼協會時，羅斯福總統也是給予大力支持，所以很難想像羅斯福會與坦慕尼協會緊密連結的司徒美堂發展出如此密切的合作關係。

靠著李希齡黑白兩道通吃的犯罪帝國崛起，司徒美堂不可能是一個個胸懷大愛、同情弱勢的社會主義者。他與國民黨鬧翻並且同情中共的原因，還是與汪精衛或者胡漢民等國民黨粵系大老一樣，不滿在黨內地位不高的蔣中正靠著軍事力良奪得黨國大權。所以蔣中正在「九一八事變」後的「安內攘外」政策自然就成為了他攻擊南京中央政府的最好藉口。

尤其是「一二八事變」中在上海抵抗日軍，後來又因反蔣而在福建組織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的19路軍，因為屬於廣東部隊的關係，更是得到司徒美堂的大力支持。基本上他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反對蔣中正打內戰，當然從私人角度出發，更多還是與國民黨元老們的廣東人本位主義大有關係，紐約中華公所在安良總堂的影響下，也無法100%站在國民政府那一邊。

當然，跟坦慕尼協會的貪官污吏相勾結的安良堂相比，在社會底層打滾的華人洗衣業者才更容易成為真正的左派。在《排華法案》的影響下，他們同時遭受種族以及階級壓迫，當時紐約市約有3,500家華人洗衣店，都是小成本經營，無法如同大型白人洗衣業主一樣購買洗衣機、脫水機、蒸汽熨燙設備乃至於建立自己的運輸車隊。

華人洗衣業主只能徒手提供浸泡、刷洗以及燙衣服務，並靠打價格戰吸引中產階級或底層消費者的支持。然而同樣有由白人或者其他族裔經營的小成本洗衣店同樣會打壓華人洗衣店，迫使底層華人洗衣業者必須團結起來，他們利用羅斯福上台後推行「新政」的開放風氣，與美國社會的勞工運動組織合作並慢慢走上左傾化的道路。

與司徒美堂等從民族主義角度出發主張國共合作的右派不同，華人洗衣業主是真正的左派國際主義者，他們同情的不僅是被白人迫害的華人，同時也同情遭到白人歧視的黑人、波多黎各人以及猶太人。在30年代納粹主義崛起的風潮下，他們更容易為蘇聯的共產主義所吸引，進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者或同情者。

其實就如同今天的台灣，存在著因為民族情緒而由早年反共轉向主張兩岸和解的深藍人士，也有50年代就開始反蔣的左翼老紅帽一樣，紐約華人團體的親共人士同樣有不同的立場和背景。在那個美國主流社會仍以「傅滿洲」還有「陳查理」等刻板印象看待華人的時代，華人洗衣者聯盟（Chinese Hand Laundry Alliance）走上了時代的尖端。

伴隨著對日抗戰全面爆發以及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國共表面上走上了聯手抗日之路，無論是司徒美堂的安良總會館還是洗衣者聯盟都改變立場轉而擁護蔣中正抗日，可雙方私底下同情的都還是中共或者反蔣的地方派系，尤其是以李濟深為代表的桂系或者粵系軍人。洗衣者聯盟還在1940年創辦立場親延安的中文報紙《華僑日報》，鼓勵紐約華人捐款給 8路軍和新4軍。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紐約─美國東岸的華人之都 ｜ 更多文章 ）

而隨著國共雙方的蜜月期在1941年「新四軍事件」後結束，安良總堂還有洗衣者聯盟對中央政府的撻伐以及同情延安的立場就越來越難以隱藏。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正式成為中華民國對日作戰的盟友，司徒美堂自然知道羅斯福總統的既定國策是支持蔣中正領導下的中央政府，要求美國拋棄重慶轉而支持延安並不切實際。

但是他也知道羅斯福總統非常重視拉攏蘇聯對抗德國納粹，因此對中國的立場更多是希望蔣中正能夠包容，而非消滅共產黨，以維繫雙方合作的「統一戰線」。在這樣的前提下，他自然更傾向主張美國應該將援助物資提供給所有的抗日軍隊，包括中國共產黨的8路軍和新4軍，也包括與蔣中正關係緊張的兩廣部隊。

洗衣者聯盟的立場則更為激進，雖然對於羅斯福總統提攜中華民國為世界四強，廢除《排華法案》並將中國視為平等的兄弟之邦予以肯定，卻仍認為美國應該將軍事還有經濟援助提供給懂得組織民眾且「真心抗日」的共產島。既然羅斯福總統都已經能以史達林元帥攜手對抗納粹，又為什麼不能效法英國在南斯拉夫那樣拋棄腐敗反動的國民政府，轉而承認反法西斯絕不妥協的中共。

兩支不同的紐約僑團，一支主張支持國民黨的雜牌勢力，一支主張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共同點是都反對重慶中央政府。至於到底誰在真正面對日軍攻勢的壓力，對遠在美國的他們自然是一點都不重要，但考慮到美國政府最終沒有放棄對蔣中正的承認，羅斯福甚至還在雅爾達會議上要求史達林承認重慶中央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兩支反蔣勢力只能壓下心中的不滿。

然而，等到抗戰勝利，國共雙方正式撕破臉大打出手，無論司徒美堂還是洗衣者聯盟都選擇「不演」了。無論信仰的是民族主義還是共產主義，他們都認為蔣中正是使中國陷入手足相殘處境的元兇，而在蔣中正急需美國軍援的情況下，在美國發起反蔣運動阻止美國援助國民政府，甚至在僑界散布反對蔣中正的思想，就是他們接下來要做的。

司徒美堂是傳統僑社僑領，洗衣者聯盟則是底層華人國際主義者；雙方出於不同的動機痛恨蔣中正，但只要有共同敵人存在，就可以組織統一戰線。就如同今天台灣的新黨跟勞動黨在冷戰時代本為極右與極左勢力，卻能因為痛恨民進黨這個共同目標團結成21世紀的「統派」一樣。他們採用的共同手段，就是與美國的左翼勞工運動組織，甚至美國共產黨聯手反對美國支持蔣中正反共。

尤其剛打完冷戰進入裁軍狀態的美國，根本就不想再為了任何外國，尤其是中國，挑起一場與蘇聯的全面戰爭。所以0.0版本的「反越戰」運動在此刻上演，洗衣者聯盟不僅透過《華僑日報》抨擊蔣中正挑起內戰，還與包括美國共產黨在內的左翼反戰組織上街遊行，要求美國政府不要再輕啟戰端，介入中國人民的民族自決。

沈崇事件發生後，他們更是走上街頭，支持包括台灣在內的全體中國學生發起的反美遊行活動，嚴厲警告美國不要重走「帝國主義」道路，阻礙中國人民拋棄失能的政府。絕大多數洗衣者聯盟懷抱國際主義精神，也比司徒美堂這類老一代民族主義者更成功融入美國社會，他們在194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沒有支持民主黨的杜魯門和共和黨的杜威，而是支持前副總統華萊士。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紐約─美國東岸的華人之都 ｜ 更多文章 ）

華萊士向來為民主黨內的極左派，他因為過度親近蘇聯與中共的立場，沒能獲得民主黨提名，選擇脫黨參選總統。由於立場過左，華萊士自然是不可能當選，但國民黨支持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杜威同樣敗選，最終還是由杜魯門獲勝。蔣中正支持杜威的行動激怒了杜魯門，最終徹底放棄了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洗衣者聯盟陰錯陽差達成了自己的目標。

至於司徒美堂，則更希望蔣中正被推翻以後，能出現一個由正統的中國國民黨，至少他認為正統的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成立聯合政府。他在美國採取的最重要舉動，就是支持同為安良總堂出身的盧觀藜當選紐約中華會館主席。由於當時紐約華僑對於國共內戰的勝負，都還採取著觀望態度，所以親共勢力確實是一度掌握了傳統僑社。

然而，司徒美堂民族思想濃厚，從來沒有一天認為自己是美國人，也拒絕成為美國人。所以相較於試圖影響美國國內政局的洗衣者聯盟，他號召反蔣的洪門人士發起「改堂為黨」運動，希望中國能夠在蔣中正被推翻以後出現一個真正實現國共合作理想的聯合政府。於是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返回大陸，中國致工黨也成為了中共領導下的「八大民主黨派」之一。

為了凝聚全球僑胞對北京的向心力，同時將紅色革命與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傳統連結起來，宣揚自己擁抱了民族主義，毛澤東與周恩來給予司徒美堂優渥待遇。至於留在美國本土的洗衣者聯盟，則理所當然地在中共建政以及韓戰爆發後成為聯邦調查局、財政部以及移民暨歸化局聯手監控、打壓甚至「被志願」遣返。

洗衣者聯盟英文秘書唐明照、陳厚甫以及雷卓峰等幹部都在50年代初期。《華僑日報》編輯梅參天，更因為在報刊上呼籲華僑向大陸親人捐款而被指控通敵，最後被判處有期徒刑入獄兩年，洗衣者聯盟很快就由一個上千人的組織迅速萎縮到只剩300人不到，逐漸被邊緣化。原本還在看風向的傳統僑社也在美國重新支持台灣的蔣中正以後又集體向右轉。

盧觀藜的統一戰線勢力被連根拔起，國民黨人陳忠海與梁聲泰逐漸掌握大權。等到韓戰結束的時候，不僅支持共產黨的聲音在紐約僑界消失，就連支持「第三勢力」的人都不見蹤影。在美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的聯手壓迫下，凡是不支持台北的華人就有通敵嫌疑，就隨時可能落入二戰日本裔美國人的悲慘下場，左派在紐約就此陷入長達20年的沉寂期。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紐約─美國東岸的華人之都 ｜ 更多文章 ）

司徒美堂還算幸運，在中共發起反右運動翻臉以前的1955年就去世，但是包括他的夫人在內，還有眾多回到大陸的洗衣者聯盟成員很快就因為自身的「美國關係」成為毛澤東整肅的對象。在美國遭受華府與台北兩邊圍攻，回到中國大陸又遭到「自己人」批鬥，來自紐約的左派華人此刻完全陷入爹不疼娘不愛的處境。

接下來直到1971年以前，紐約乃至於全美國的僑社都處於台北一家掌控的情況，儘管後來美國政府也開始向傳統僑社施壓，要求他們從在美國的中華民國代理人轉型為親中華民國的華裔美國人，但是在這20年的時間內紐約乃至於任何中國城出現懸掛五星紅旗的事情都是不可想像的。不過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1年進入聯合國，情況開始出現變化。

自從董必武1945年代表中共簽署《聯合國憲章》期間造訪紐約，以及伍修權1950年隨蘇聯代表團列席聯合國大會控告美國「侵略」台灣以來，20年內都沒有任何中共官方人士踏足紐約。尤其是尼克森總統1972年訪問北京，為華府與北京的「關係正常化」揭開序幕後，左翼思想又重新回到了紐約的華人群體之中。

此刻無論是安良總堂還是洗衣者聯盟都已經是歷史名詞，但在50年代返回大陸的前洗衣者聯盟英文秘書唐明照，不僅僥倖從文化大革命中倖存，還得到北京的全力支持於1972年到1979年擔任聯合國的副秘書長，算是吐了當年「被志願」回國的一口怨氣，但此刻的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官，無論她再如何瞭解美國，也不可能延續紐約僑界的左翼傳統。

考量到1979年美國與大陸建交以前，大陸人無法移居美國，因此華人左翼人士的主體是由土生土長的ABC、港澳留學生，甚至台灣留學生為主體。許多原本就在聯合國裡工作，甚至在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裡工作，尤其是黨國家庭出身的外省第二代為求生存也紛紛轉變立場支持北京。他們當中最有名的代表，就是顧維鈞擔任聯合國託管暨非殖民化部非洲司司長的女兒顧菊珍。

換言之在大陸改革開放初期，以外省人二代為主的黨國子弟反而成為紐約華人左派的新主力，當然也有不少本省人因為對國民黨保衛台灣領土釣魚台的態度過於軟弱而心生不滿，同樣改變立場參加起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促統」運動。甚至還有不少海外台獨運動人士，因為共同反對兩蔣父子的目標而與左翼統派華人攜手合作，成為了台北當局口中的「三合一敵人」。

那麼在美國、中華民國以及傳統僑社的聯合壓制下都沒有徹底消亡的紐約華人左派，最終是如何真正走入歷史的？說來其實也諷刺，真正導致他們走入歷史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們一度或者可能現在還在擁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首先紐約華人在戰後向左轉的原因，除了保釣運動以外，最重要的還是他們大多經歷過美國的民權運動與反越戰運動洗禮。

因此他們信奉的不只是單純的中華民族主義，同時還包括列寧時代蘇聯主張的國際主義以及毛澤東「輸出革命」的思想，他們相信紅色中國革命的終極目標不只是解放全中國，還有從萬惡資本主義之下解放全人類。甚至還有不少華人的LGBTQ人士，深信毛澤東與胡志明要從「白人殖民父權主義」手中解放的不只是全人類，同時還包括了同性戀、雙性戀以及跨性別主義者。

然而這些懷抱烏托邦夢想的左派，最終迎來的卻是毀滅性的心理打擊。首先，鄧小平不僅完成了中共與美國的建交，同時還帶領中國大陸走上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不僅承諾不再「輸出革命」，還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口號吸引包括港台在內的全球資本主義投資大陸，挫敗了白人左派對北京當局的向心力，華人左派逐漸變得孤立無援。

再來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進一步加速華人左派團體的分裂，許多人對北京幻滅後轉而退出政治。原本與中共合作反對國民黨的台獨，也在鄧小平改口追求國共第三次合作，共同反對民族分裂後對北京徹底失望，徹底走上了左翼統派的對立面。到了1991年蘇聯解體，在那個「歷史終結論」成為顯學的90年代，沒有任何身居美國的華人還會相信共產主義理想。

支持中共的華人自然還是有，但此刻他們早已不再懷抱「世界革命」或者捍衛經濟以及性少數弱勢的理想，轉而從反對台獨以及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右派民族主義思想出發擁護北京。中共也開始用最資本主義的方式攏絡所謂和平統一促進會，乃至於台灣島內那些曾經被他們貼上「地富反壞右」標籤的階級敵人後代，看來最終勝利的還是司徒美堂不是洗衣者聯盟。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紐約─美國東岸的華人之都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