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江岷欽觀點：同樣大法官，美國能、台灣能嗎？

在民主制度裡，大法官的真正考驗，從來不是「敢不敢講」，而是「選擇對誰講」。法院若總把放大鏡對準在野黨、對準制衡者，卻讓掌權者披著「緊急狀態」的斗篷穿越法治界線，民主就會在一切「形式合法」的沉默裡扭曲：界線挪移、例外常態化，公民直到回頭才發現法治早已換了骨，分權制衡形同名存實亡。。

這幾天，全球政治與市場盯著同一個日期：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川普依《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推動的廣泛關稅越權、違憲，因為IEEPA並未授權總統「課徵關稅」；依照憲法第一條第八款，課稅權屬於國會。

然而，行政權力沒有因此退場。川普幾乎在同一天就宣布改走另一條法律走廊：他轉用《1974年貿易法》Section 122，以「國際收支失衡」為由推出「全球10%」臨時關稅，隨後又透過推文增加為15%，最長150天，並預告啟動301、232等調查與法源，延續關稅政治。

制度踩煞車，權力換檔加速。於是，「制衡」回到那個最老、也最尖銳的問題：法院能不能擋下一次越界，與制度能不能讓權力學會節制，從來不是同一件事。

這起關稅案最刺眼之處，不在關稅高低，而在權力邏輯：總統把一部原本用於金融制裁與緊急經濟措施的法律，擴張成「全球課稅機器」。最高法院多數意見用近乎古典、也近乎冷酷的語氣回敬：總統的主張，竟「建立在兩個隔開的用詞：regulate與importation之上」，卻試圖推導出「對任何國家、任何產品、任何稅率、任何期限」的無上限關稅權；法院直言「那些字承擔不起這種重量」。

更具象徵意味的，是法院把議題拉回「財政主權」的根本：關稅屬於課稅權，憲法把「人民口袋的鑰匙」交給國會；政府也不得不承認，總統在和平時期不享有「固有關稅權」。

這不是道德表演，也不是政治背叛，而是一種制度的剛性規範：權力在哪裡，問責就必須指向哪裡。

然而，法院畫出界線後，市場並沒有迎來平靜，因為法治勝利自帶殘局：退稅、轉嫁、再課、再訴，每一項都把不確定性送回企業的成本表。

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Budget Lab）在判決當日更新估算：即便拿掉IEEPA關稅，美國整體「平均有效關稅率」仍達9.1%，依然是1946年以來（不含2025年的極端值）最高；若法院放行IEEPA，該數字將上升到16.9%。

同一份估算也很直白：現有關稅組合在短期推升物價約0.6%，相當於每戶家庭約800美元（以2025年美元計）的收入損失；並可能在2026年底把失業率推高0.3個百分點、使就業減少約55萬。 （相關報導： 江岷欽觀點：慢，即是選邊站？最高法院拖延關稅案的憲政警訊 ｜ 更多文章 ）

這些數字的真正寓意在於：關稅本身造成的損失可以估算；政策反覆造成的「不確定性稅」，卻把企業的時間、供應鏈的信任、投資的耐心，悄悄抽乾。民意也用更直白的方式表態。ABC／《華郵》／Ipsos民調（2/12–2/17）顯示，64%的美國人不滿川普處理關稅的方式。

民主政治最難處理的現實之一是：當民眾把「生活成本」與「制度亂流」視為同一件事，法院再精準的判詞，也難以單獨修復信任。

最高法院沒有在判決中交代「如何退稅」，只把程序留給下級法院與國際貿易法院（CIT）推進。於是下一場戰爭立刻出現：到底要退多少？退給誰？退得了多快？退了之後誰受益？

目前各方估算出現「多口徑」差異——這本身就是政策反覆的副產品：

•路透引述賓州—華頓預算模型（PWBM）估計，可能面臨退稅的關稅收入超過1750億美元，並指出日均徵收曾接近5億美元，累計可能達1790億美元。

•《華盛頓郵報》則提到可能涉及近1340億美元的已收關稅與退稅問題。

•《TIME》報導以約890億美元描述關稅收入規模，顯示其統計期間或涵蓋範圍不同。

而退稅機制最黑暗的弔詭在於「轉嫁問題」：進口商可能把成本轉給消費者；若政府把錢退給企業，消費者拿不到補償；若政府不退，法治像沒有武器。最高法院少數意見警告短期混亂，並非危言聳聽。

《紐約時報》即時報導也捕捉到企業的搶跑：從小型進口商到大型零售商都提前布局退稅申請；同時，川普自己也抱怨判決沒有用「一句話」交代「錢要不要退」，並預告退稅將進入多年訴訟。

最高法院說「不能用IEEPA課稅」，並不等於「不能用關稅」。川普宣布以Section 122啟動10%全球關稅（150天上限），並保留既有豁免（例如部分「美墨加協定」(USMCA)合規商品、航太品項、部分汽車、藥品與部分關鍵礦物／農產品等），同時推動301與232調查，試圖在程序上繞遠路、在效果上回到原點。換句話說：法院把「某個法源」封起來，權力就把「法條工具箱」搬上檯面。

耶魯預算實驗室甚至提醒：若政府未來把Section 122用到15%上限、且不設任何產品或國別豁免，平均有效關稅率可能飆到24.1%（以其方法假設計算）。

這就是交易經濟學的冷冽結論：制度擋住一次越界，權力就把越界改成「更制度化、更多工序、也更難預測」的版本；市場因此不會迎來確定性，只會迎來更複雜的確定性缺席，增加交易成本。

台灣的對照更殘酷：美國在法庭裡爭的是「總統能不能多拿一把鑰匙」；台灣在法庭裡爭的，常常是「法庭還能不能呼吸」。

2025年12月19日，台灣憲法法庭以114年憲判字第1號宣告《憲法訴訟法》部分修正條文違憲並自公告日起失效，理由包括立法程序存在「明顯重大瑕疵」、且修法設計嚴重影響大法官職權行使、違反權力分立。但該案也因「參與評議人數」引爆正當性爭議：5位大法官參與評議；另有3位大法官不參與評議並公開不同法律意見，社會把它讀成兩種互相撕扯的敘事——「憲政自救」對上「非常手段自我授權」。 （相關報導： 江岷欽觀點：慢，即是選邊站？最高法院拖延關稅案的憲政警訊 ｜ 更多文章 ）

這裡的關鍵，不在於你站哪一邊，而在於你必須承認：台灣的制度把「被監督者」與「監督者」綁在同一根氧氣管上。當立法多數用門檻與人事同意權製造缺額，法庭就可能失能；法庭為了活下去，只能用更尖銳、更冒險的法理動作切斷勒索。於是，守門人被迫先證明「我還活著」，才能談「我守得住」。

美國最高法院的韌性，來自幾個冷硬的制度條件：終身任期、厚重慣例、以及政治若要以「缺額＋門檻」讓法院停擺所需付出的高成本。它可以少而重地出手，在關鍵案件把刀砍向掌權者——這次關稅案即屬其一。

更重要的是，這種制衡並非偶然。歷史上，最高法院曾在關鍵時刻畫線：例如1952年Youngstown案否定杜魯門以戰時需求為由接管鋼鐵廠；1974年United States v. Nixon案要求尼克森交出錄音帶。它們共同傳達一個訊息：總統可以很強，但他不能把「強」當作「授權」。

台灣的脆弱則更工程化：憲法增修條文明定大法官15人、任期8年不得連任，且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任命。這套設計原本追求新陳代謝，卻在高度對立下讓「缺額」變成武器；再加上憲法法庭運作門檻可被一般法律調整，立法多數更容易改寫法庭的「呼吸權」。結果就是：台灣不缺敢宣告違憲的意志——憲法法庭新制111至113年的統計顯示，法規範審查142項次中宣告違憲72項次（50.70%）。台灣缺的，是把司法審查從政治勒索中「結構性隔離」的護城河。

或許，民主的分權制衡需要更冷的追問：能不能讓大法官永遠有機會質問權力？美國在關稅案展現一種制度反射：權力在哪裡，質問就往哪裡去；而當權力試圖以緊急狀態跨越國會課稅權，法院把它拉回憲政語法。台灣在114憲判例展現另一種生存技藝：當制度被門檻勒住喉嚨，法庭先自救、再談守憲；但每一次自救都會燃燒正當性。

文明的暗黑時代已經來臨：權力學會把例外常態化，把法律工具化，把程序武器化。民主不會在巨響中倒下，但會在「一切仍合法」的沉默裡慢慢失重。直到那天，大法官再多，也只剩漂亮封面：人人看得到，卻沒人再用它限制任何權力。 （相關報導： 江岷欽觀點：慢，即是選邊站？最高法院拖延關稅案的憲政警訊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