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岷欽觀點：從狡兔到龜步─川普關稅與憲政秩序的對決

民主制度的力量，不在於其行動的迅速，而在於其自我節制的智慧。(The strength of a democracy is not measured by how swiftly it acts, but by how wisely it restrains.)——美國第一位女性國務卿 瑪德琳．歐布萊特 (Madeleine Albright)

2025年盛夏，一場影響美國民主命運的憲政寓言悄然上演。總統川普如野兔般迅捷出手，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限法》（IEEPA），未經國會審議與外交諮詢，即以一紙行政命令對全球主要貿易夥伴全面加徵懲罰性關稅。這場名為「解放日」的行動，不僅繞過立法程序，更對既有國際經濟秩序投下超級震撼彈，重塑美國行政權與全球貿易規則之間的界線。

與此同時，歷史的另一端正緩緩展開。酷暑七月，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11位法官步入審判席，逐條檢視IEEPA的立法本意，逐句質疑行政權的擴張邏輯，只為釐清一項古老而日益緊迫的憲政疑問：「總統是否能在未經國會授權下，以緊急權限為名，單方面決定全球課稅政策、改寫全球經濟秩序？」

這樣的對比場景，正如《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George F. Will於2025年7月25日所評：「川普是野兔，聯邦法院是烏龜」（Trump is a hare, and the federal courts are a tortoise.）。這不是童話故事中的草原競速，而是一場書寫在憲法條文每一行字句中的龜兔賽跑，一場攸關國會稅賦主權與總統權力邊界的制度交鋒。

野兔奔馳：行政權的極速擴張與政治劇場

事實上，IEEPA原為1977年國會為回應冷戰與突發國安危機所設，用於凍結外國資產與經濟制裁。從未明言授權總統可徵收關稅。川普卻將「regulate」詮釋為「impose tariffs」，藉由語意轉換將貿易赤字定義為「異常與非常威脅」，以合理化無差別課稅，繞過憲法第八條賦予國會的課稅專權，製造一種由總統個人主觀判斷驅動的「國安經濟學」。

根據《金融時報》（FT）與《Politico》報導，川普並非出於真正的政策考量，而是選舉敘事的一環。他透過創造外部敵人以凝聚內部情緒，將關稅從經濟工具轉為政治劇場，強化其「交易型總統」的個人統治風格。

烏龜把關：法院的緩步反制與制度免疫

在川普的政策衝擊下，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選擇以慢節奏但堅定原則的方式應對。法官Alan Lourie質疑：「若這也算緊急，那未來所有經濟問題皆可包裝成總統單邊行動的藉口。」其他法官亦指出，IEEPA從未使用或言明「關稅總體制度」(tariff)或「具體商品進口稅」(duty) 這兩個字，川普的詮釋違反了兩項核心原則： （相關報導： 林庭瑤專欄：隨川普起舞—關稅談判的3大戰略錯誤 ｜ 更多文章 ）

• 重大問題原則（Major Questions Doctrine）：牽涉重大政策的法律行為，須由國會明確授權；
• 非授權原則（Nondelegation Doctrine）：國會不得將核心立法權無限下放給行政部門。

美國法學界認為，這場聽證或將成為繼West Virginia v. EPA後，重新劃定行政詮釋邊界的關鍵戰役。法院的龜步，正是憲政制度自我修復的免疫機制。

法律後續：制度交匯處的三種可能

目前，儘管初審尚未裁定，但川普關稅案已對美國憲政制度產生深遠的回音。這不僅是一場關於行政命令是否合法的爭議，更是一場圍繞行政權邊界、國會課稅專權與三權分立原則的制度辯證。未來制度走向，正站在三條岔路前，每一條都不只是法律技術問題，而是對美國民主法治命運的重大選擇。未來，無論此案如何裁決，都將對憲政秩序產生下列三重交錯影響：

第一，川普勝訴：行政權凌駕國會，制度信任斷裂。

倘若聯邦法院，甚至最高法院最終認可總統對IEEPA的廣義詮釋，將等同賦予總統在未明確授權情況下，可透過「緊急狀態」名義，繞過國會，自行課稅與重寫貿易政策的權力。此舉恐引發三大制度風險：

• 行政權制衡破壞：國會課稅專權將淪為象徵，三權分立實質失衡；
• 法治被稀釋：緊急敘事將成為繞過法治程序的常態口號；
• 國際信任動搖：多邊貿易夥伴會將美國視為不可預測的制度變數。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若原告敗訴並上訴至最高法院，此案將可能成為繼West Virginia v. EPA（2022）之後，再次界定「重大問題原則」（major questions doctrine）的指標性判例。最高法院若支持限制性詮釋，將不僅限縮IEEPA的適用，更可能重申「課稅權為國會專屬」，明確劃出總統不得越俎代庖的紅線。

第二，川普敗訴：司法釐清權限，民主程序得以鞏固。

若法院認定總統徵稅行為違法，將延續前述判例精神，重申行政機關不得於未經國會明確授權下推動重大政策，重新確認民主程序的不可替代性。然而，即便川普敗訴，IEEPA條文自身的模糊性與潛在擴權風險依然存在，國會的立法行動將成為下一階段的制度焦點。

近年來，國會已有改革聲音，例如《貿易審查法》（Trade Review Act）草案，建議所有重大關稅措施須經國會事後覆議與部會合署審核，並明確界定「國家緊急」的法理標準。若未及時修法，未來總統仍可藉由「語言包裝」，將結構性問題（如貿易逆差、匯率爭議）重新敘事為「突發危機」，繼續繞過立法體系，進行全球經濟秩序的單邊改寫。

第三，制度性訴訟網絡啟動：司法回應民間自我修復。

若法院支持企業原告，將釋放出清晰信號：總統不得濫用IEEPA課稅。這不僅將鼓勵更多企業、州政府與商業組織加入訴訟，也可能催生出一套制度性反制總統貿易行動的「法律聯盟」，形成類似過往氣候訴訟或數位隱私領域的策略性訴訟運動。

這種由民間與企業聯合構築的制度性法律網絡，不僅是對單邊行政擴權的法律糾偏，更將厚植憲政法學與經濟行政法的判例密度，形塑一種新的制度性自我修復機制。

換言之，IEEPA訴訟的未來，不只是法院的審理節奏或總統的政治勝負，而是美國制度自我校正機制能否在壓力下，仍保持機能的一次壓力測試。三條制度岔路，通往三種未來，而真正的選擇權，既不只握在白宮，也不止於法院，而在整個憲政社群是否願意為「節制」而戰。

勝利，未必屬於跑得最快的那位

民主的價值，不在於政策更迭的速度，而在於是否能透過法治自我約束，並對歷史錯誤保有制度記憶。當執政者手握「國家緊急」的萬能鑰匙，真正值得警惕注意的，往往不是外部敵意，而是總統書桌抽屜裡那紙模糊授權的法條，悄然為權力擴張鋪路。

正因為如此，法院的審慎嚴謹，國會的修法攻堅，乃至民間對法治邊界的警醒捍衛，共同構成了民主自我修復的制度工程。這不只是對行政權力的校正回歸，更是一場原則與衝動之間的深層較量，一場建基於程序正義與公共記憶的文明競賽。

野兔或許耀眼，但烏龜穩健前行。在這場憲政賽局中，真正能守住民主底線的，從來不是跑得最快的那位，而是始終不偏離制度節奏的那一方。民主可能緩慢，但那份遲疑背後，正是對民主最深刻的敬畏。 （相關報導： 林庭瑤專欄：隨川普起舞—關稅談判的3大戰略錯誤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