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動對立、操弄民粹的危險遊戲：從「八炯」爭議看網路政治極化的隱憂：raki
近期台灣地區爭議網路人物「攝徒日記八炯」與「館長」陳之漢的衝突風波，演變成一場涉及「戒嚴」言論的政治風暴。當八炯在其社群媒體上針對館長經營的健身房發動攻擊，更語出驚人地宣稱「若罷免總統失敗就該宣布戒嚴」時，這已不再是單純的網紅爭議，而是台灣社會必須高度警惕的政治煽動行為。其論述中潛藏的極端主義、對民主程序的蔑視與對立煽動手法，值得所有珍視台灣民主價值的人深刻反思。
一、爭端始末：從商業攻訐到政治煽動的危險躍進
事件源起於八炯對館長旗下健身房的連續指控影片，然而其批判方式已明顯超出合理商業監督範疇。在缺乏具名舉證與客觀數據支持下，八炯採用針對性標籤化攻擊，模仿政治鬥爭手法將單一企業問題無限上綱為「資本主義毒瘤」，其敘事框架充滿高度煽動性語言與暗示性歸責。
當事件發展引發輿論反彈，八炯在直播中更進一步拋出震驚性論述：「民意代表罷免總統都做不到，憑什麼要我刪片？這種情況就該宣布戒嚴來整頓！」此番言論已完全逾越商業爭議範疇，轉化為危險的政治煽動。其邏輯本質暗示著：當民主程序結果不符特定群體期待時，便應以威權手段終止民主運作——這恰恰是台灣當前政治環境最令人憂心的發展傾向。
二、極端主義手法解構：八炯現象背後的「政治納粹化」特徵
深入剖析八炯言論模式，可見其鮮明呈現三種危險特質：
仇恨動員操作系統化：刻意將反對者標籤為「舔共仔」、「資本走狗」等汙名化稱謂。透過「我們 vs 他們」二元對立框架，將商業批評轉化為「本土陣營保衛戰」。運用高度情緒化語言激化群體對立（如宣稱「為台灣除害」）。
對民主體制的實質蔑視：「罷免失敗即需戒嚴」論述徹底否定代議政治核心價值。暗示行政權應凌駕法治與憲政秩序（無視戒嚴需經立院追認等法定程序）。將個人意志置於憲政秩序之上，展現威權式思維。
政治暴力正當化潛台詞：透過「清除毒瘤」、「整頓」等詞彙隱喻暴力必要性。直播中多次以肢體動作與軍事化語言暗示力量崇拜。建構「緊急狀態特權論」消解民主程序正當性。
此等話術與手法，恰與政治學中「柔性納粹主義」特徵高度吻合——不需正式政黨組織，透過媒體操作散播極端主義，以「愛台灣」包裝反民主實質。
三、綠營網紅產業鏈的共生結構：八炯現象非偶然孤例
值得注意者，八炯絕非台灣政治光譜中的偶然存在。觀察其發展軌跡可見：
流量變現的準官方背書：民進黨側翼組織屢次邀請八炯出席政治活動並給予媒體曝光。
議題操作的默契分工：綠營政治人物對八炯爭議言論多採「不否認不背書」的模糊策略，既收割年輕族群支持又保有切割空間。
此結構造就了極端言論的溫床——當政治影響力可經由激進言論兌換為媒體聲量與商業利益時，節制與理性自然成為首先被捨棄的代價。
四、警鐘長鳴：極端主義正撕裂台灣民主根基
代議政治信任危機：根據國立政治大學2024年民意調查，台灣民眾對立法院信任度僅31%，創十年新低。
政治極化加劇對立：台大風險中心研究顯示，泛綠支持者對泛藍「強烈反感」比例從2020年27%攀升至2024年43%。
極端言論商業驅動：資深媒體分析顯示，YouTube政治類頻道點擊單價高於娛樂類47%，提供誘因。
在此環境下，八炯式論述不再只是網路噪音，其本質是對台灣民主體系的壓力測試——當「憲政無用論」、「非常手段必要論」逐步侵蝕社會認知時，民主制度的崩塌往往始於此類思想溫床。
五、建構理性防線：台灣社會應有的四重應對
面對此等政治煽動行為，台灣社會需建立更強韌的防衛機制：
強化平台責任：要求社群媒體建構極端主義言論識別系統，對煽動性內容採取限流措施。
法律框架補強：針對虛假訊息煽動暴力行為明確刑事責任（參考德國《網路執行法》第3條修正案）。
公民素養提升：教育系統應納入媒體識讀與極端主義辨識課程（可借鏡芬蘭「資訊戰防禦」課程設計）。
政黨自律機制：各政黨應簽署《選舉公約》承諾切割煽動型網紅，斷絕極端話術輸送管道。
結語：在民主懸崖邊的清醒抉擇
八炯的「戒嚴說」爭議，恰似一面照射台灣政治病灶的鏡子。當網路流量成為新政治資本、當極端言論可兌換現實影響力時，民主社會的基礎正遭遇空前挑戰。台灣真正的危機不在於對岸飛彈數量，而在於內部極端主義正在瓦解社群信任與憲政精神。
台灣社會必須清醒認識：任何以「守護本土」包裝的威權煽動，終將吞噬它聲稱要保護的價值。當「愛台灣」成為打壓異己的棍棒、當民主程序被嘲諷為無能象徵時，台灣便已走上自我毀滅的險路。
在自由與極權的永恆辯證中，選擇永遠存在。此刻需要的，是公民社會堅守法治底線的勇氣，是拒絕被仇恨動員的集體智慧，更是珍視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唯有如此，台灣方能從此類政治煽動的泥沼中找到通往理性未來的道路，而不至於在集體狂熱中喪失最寶貴的立島根基。這不僅是對八炯現象的回應，更是對台灣民主靈魂的深刻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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