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教育》權責推託何時能結束？臺師大女足事件的沉默與卸責 | 諄筆群

教育哲學學者Gert Biesta在其著作《教育的美麗風險》第六章指出，教育中的危機首先是成年人拒絕承擔對世界的責任。這不只是抽象的學術言論，而是一面鏡子，正照見了今日社會責任失落的真實狀況。

轟動全國的臺師大女足抽血事件，早在去（2024）年11月便已爆出。至今看到的卻是各方單位的極力卸責，這正是「不願承擔責任」最具體的表現。

「對不起」不是免責聲明，教練與教授從神隱到避重就輕

周台英雖一再強調「對不起球員」、「沒有把教練職位做好」，但對學生在壓力下參與抽血、受試費用被挪作隊費等關鍵問題隻字未提。陳忠慶則以「出國不在臺灣」為由卸責，彷彿不在場即可免除監督義務。他雖聲稱已撤稿，卻未交代IRB（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知情同意等爭議核心，更以「沒有一天抽三次」的澄清試圖避重就輕。

道歉從來是最不負責任的負責。當事件無法再被忽視，周台英與陳忠慶終於現身，卻以情緒性言詞模糊自身的關鍵責任，將制度性錯誤轉化為個人懊悔。這樣的發言無法回應學生的傷害，更難掩權力運作中的倫理失序。

監督失靈的資助者，國科會不能只是事後震驚

人體研究應經IRB審查。若未審即執行，是行政失職；若審而不察，則制度形同虛設。作為資助機關，國科會無法推責。這樣的高風險計畫為何能通過審查？對受試者的保護機制又在哪裡？

國科會主委吳誠文表示「震驚與痛心」，坦言臺師大回報避重就輕、延誤進度，導致無法及時做出處分。這不僅揭露校方態度，更凸顯主管機關缺乏即時監督與制衡能力。國科會若僅止於譴責，卻不改革審查與補助制度，將無法防止下一起更嚴重的倫理災難。

臺師大的聲明稿，揭示從卸責到被迫承擔

2024年11月的第一份聲明充滿技術性語言與防衛話術：校方強調研究已通過倫理審查、學生已知情同意，試圖以制度背書自清責任。對於學生指控則以「可隨時退出」與「非強迫」予以回應，完全忽略學生在課程設計與教練權力下的結構性不對等。受試費用問題被輕描淡寫為「不妥的權宜之計」，絲毫未見反省之意。更將問題歸咎於「誤解」與「情緒失當」，意圖把結構性傷害簡化為個人溝通問題。直到2025年7月的第二份聲明，校方才明顯改變態度：公開致歉，啟動懲處程序，配合司法調查，並承諾檢討研究倫理制度。

臺師大針對抽血事件發布的兩份聲明，正凸顯出一所教育機構在道德與責任面前，從最初的冷漠卸責到在輿論壓力下被迫承擔的轉折，整體回應並非出自對學生權益的真誠關懷，而是對校譽危機的風控操作。

教育部的譴責與震怒，掩蓋不住長期的監管失靈

教育部在此事件中展現出典型的「事後監管」姿態。事件自去年11月曝光，教育部未即刻啟動調查，也未對臺師大的初步處理提出質疑。儘管最終對涉案教師與臺師大本身祭出行政懲處。對臺師大教評會否決解聘教練的決議，表示「震怒與不滿」，並要求重審。（相關報導：台師大抽血案懶人包》為什麼女足學生要抽血？最新進度、事件始末、教練惡行一次看｜更多文章）

這些動作都發生在事件爆發半年之後，且多半是被輿論與政治壓力所驅動的結果，無法掩蓋其第一時間的消極與怠惰，更凸顯其作為主管機關在整體過程中缺乏主動作為與制度性關懷。「嚴厲譴責」不該只是表態，更應是建立責任與保護學生權益的起點。可惜，我們看到的卻是一貫的延遲與失能。

北檢晚來的立案，是正義的缺席還是姿態的補償？

明明事件去年11月已爆發，為何北檢直到現在才立案偵辦？難道需要輿論發酵到頂點才願出手？倘若相關人員在去年事件爆發後，即開始滅證，那又該如何讓真相水落石出？

這種「壓力驅動」的司法介入，說明了當代制度的另一荒謬：正義不是因原則啟動，而是被聲量催生。北檢是否能全面調查、追究責任、保障學生權益，仍待觀察。但遲來的司法，是否也成了卸責結構中的一環？

教育，從成年人對世界負起責任開始

教育不只是知識的傳遞，更是成年人將世界介紹給下一代的過程。臺師大女足抽血事件的荒謬，不在於它單一地失敗，而在於它揭露了整個教育與學術體系集體逃避倫理責任的病灶。倫理不應只是形式，而應是一種實質的責任承擔與行動。這已不是單純的「研究瑕疵」，而是「學術暴力」與「權力濫用」的交織。

整起事件的發展，其實早已走上我們熟悉的劇本：當事人先神隱，再出面道歉，以情緒與懊悔作為逃避責任的盾牌；審查單位「表示震驚」，卻未能對自身把關失靈給出交代；主管機關則慣性地「譴責」與「震怒」，開出處分卻鮮少檢討制度設計的根源；而當事機關，從一開始的卸責與切割，到最後勉強承擔，仍無法掩飾最初的漠然與遲鈍。

真正值得追問的，從來不是「誰犯了錯」，而是為什麼這樣的錯可以一再被允許發生？如果制度只會在風暴後補破網，卻從未真正重建信任與責任，那麼下一個事件的出現，不過是時間早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