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教育》校安通報的鐘聲在警示「融合教育」的沉痛

民國115年7月30日，臺北市議員鍾沛君的一場記者會，重磅揭開了校園安全與特教體系的雙重沉痾。北市某國小一名即將升小五的特殊生A生，入學四年，竟創下高達109次校安通報的驚人紀錄。這串數字，宛如一枚深水炸彈，殘酷地炸碎臺灣「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推行多年的美好表象。當缺乏足夠的特教資源與專業人力配套時，立意良善的融合教育不僅讓特殊生在常規體制內持續受挫、無所適從，也讓全校家長陷入集體恐慌，更使第一線教育工作者長期暴露在職場風險與身心俱疲的困境之中。

該事件徹底引爆教育界的沉痛檢討：為何109次的警鐘，卻換不到一次及時且有效的「輔導介入」？當校安通報淪為學校消極自保的例行性公式，突顯的正是特教、輔導、校安、社政與醫療之間的系統性斷裂。這已不再是單一校園或哪個縣市的疏失，而是整個社會必須直面的系統性失靈。我們必須急切地叩問：當特殊生被置入普通班級，誰來給予基層教師堅實的支持與底氣？誰又能來一同接住在破網邊緣搖搖欲墜的孩子？

「融合教育」的核心精神，是讓身心障礙或有特殊需求的學生，能與一般學生在同一環境下學習，藉此促進社會的理解與包容。然而，基層教師的普遍心聲卻是：「理念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當一名伴隨嚴重情緒行為障礙（情障）的特殊生進入普通班，若沒有專業的特教助理員陪同，所有的輔導管教壓力便會瞬間壓在普通班導師一人肩上。普通班老師所受的是學科教學與一般班級經營的訓練，面對突發性的暴力攻擊、尖叫、摔桌椅或自傷行為，往往束手無策。無奈的是，若教師在處理過程中採取強力壓制，還可能面臨因「不當管教」而被家長提告的風險。

在A生的案例中，高達109次的校安通報，意味著平均每週就有一到兩次嚴重的衝突事件。普通班導師不僅要顧及班上其他二十多名學生的受教權與人身安全，還要隨時處理特殊生的情緒風暴。長此以往，班上的普通生處於隨時可能被打斷學習或遭受攻擊的恐懼中，最終導致「家長集體恐慌」的連鎖反應；而導師則淪為系統失靈下的夾心餅乾。融合教育若無配套，最終只會演變成特教生痛苦、普通生恐懼、教師崩潰的「三輸」局面。

當衝突發生，外界最常苛責的是：「學校的輔導處與特教老師在做什麼？」事實上，校園內的輔導與特教系統早已處於崩潰邊緣。依照現行特教法規，特殊生每學期都會召開期初、期末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會議，但在特教專業人力極度稀缺的情況下，IEP會議往往流於形式。特教老師分身乏術，不僅要負責資源班的差異化教學，還要應付海量的鑑定安置工作與文書作業。而校內專任輔導教師的服務師生比一直以來相差懸殊，面對如A生這類需要高密度、長期專業情緒行為介入的個案，諮商專長的專輔老師往往也只能搖頭興嘆。 （相關報導： 黃士修觀點：管教恐失明，這年頭誰敢當老師？ ｜ 更多文章 ）

「輔導介入不能只是把孩子叫到輔導室晤談。」許多專輔老師無奈指出，真正的有效介入需要系統性的行為觀察、功能性行為分析，以及生活環境的整體調整。但目前的校園編制中，極度缺乏能夠隨時進入班級協助「危機處理」的行為輔導專員。當特教資源只能提供每週幾節的資源班課程，剩餘的時間，孩子依然在普通班裡無助掙扎，輔導與特教系統蜻蜓點水式的介入便顯得杯水車薪。

回顧這起事件，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莫過於「109次」這個數字。校安通報的設立初衷，是為了讓上級機關即時掌握校園危安事件，進而啟動資源協助。然而，109次的通報，為何沒能觸發任何實質的「煞車」或「強制介入」？於是便暴露出校園行政系統的巨大盲點：重通報，輕處遇。

學校端為了免於「隱匿不報」的行政裁罰，只要發生衝突便依規定上網填報；但教育局處在接收到這些通報後，若沒有建立一套「紅色警戒」的跨局處介入標準，這些通報就只是一堆冰冷的數據。一旦校安通報形同虛設，那麼消泯校園危機與保護師生的功能便蕩然無存。

教育界迫切呼籲，主管機關必須建立「分級預警與強制介入機制」，例如：單一學生的暴力行為若被校安通報累積達一定次數，就必須強制啟動市級的「跨專業危機處理小組」進駐校園，而不是讓學校基層在無解的輪迴中苦苦纏鬥、遍體麟傷。

在許多嚴重的校園衝突事件中，問題的根源往往不單在學校，更多是在於家庭與個案的生理因素。這時，醫療（兒童心智科）與社政（社會局、社福中心）系統的介入顯得至關重要。然而，現實中這兩個系統卻是兩堵難以跨越的高牆。

首先是「醫療系統」的斷鏈。許多特殊生的情緒行為問題，須仰賴專業的醫療評估與藥物控制。但學校並沒有強制孩子就醫的權利。許多家長基於對精神科藥物的排斥、對「貼標籤」的恐懼，或是本身缺乏病識感，拒絕讓孩子接受醫療評估。當學校建議就醫時，甚至會引發嚴重的親師衝突。在缺乏醫療支持的情況下，僅靠教育手段要改變孩子生理性的情緒衝動，猶如緣木求魚。再者，兒童心智科門診大排長龍，即便家長願意就醫，等待期動輒數月，也讓校園危機無法獲得即時緩解。

其次是「社政系統」的介入困境。當家長功能不彰或拒絕配合學校處遇時，學校通常會通報高風險家庭。但社政系統的介入標準通常有明確的法規門檻（如嚴重的虐待、疏忽照顧）。若孩子身上沒有明顯傷痕、三餐溫飽，僅僅是「在學校有嚴重攻擊行為或家長不配合就醫」，往往達不到社政強制介入或安置的標準。於是，醫療進不來，社政推不動，學校終成為這個龐大「三不管地帶」中唯一的承擔者。

A生的109次校安通報，是臺灣教育史上沉痛的一頁。要避免下一個悲劇，我們必須徹底打破教育、輔導、校安、社政與醫療系統的本位主義，從「單打獨鬥」走向跨域合作，以下提出幾點建議：

一、賦予教育主管機關「強制力」並建立「醫療綠色通道」。針對校安通報達標的高風險個案，法規應賦予學校或主管機關更大的公權力。當學生的行為已嚴重危及他人安全且家長拒絕配合時，得依法強制由社政與醫療單位介入評估。同時，教育局應與衛生局合作，建立專屬的兒童心智科綠色通道，縮短評估與就醫等待時間。

二、重塑特教資源配置，優化資源班的課程安排。針對重度情緒行為障礙的學生，應讓資源班的特教老師發揮專業，善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課程調整」機制規劃適合這類學生的訓練課程，讓他們在具備高度結構化的環境中穩定情緒，之後再逐步融合普通班課程。而在現有普通班中，則必須大幅增加「特教助理員」的編制與薪資待遇，以支持這群專業且重要的情緒拆彈人員持續協助特殊個案。

三、拒絕讓教師獨自面對職場風險。教育體系必須建立一個完善的教師心理支持系統、法律奧援與職災補償機制。當教師在處理特殊生情緒風暴中面臨種種傷害、身心受創，教育局必須作為最強力的後盾，而非讓教師獨自面對司法與輿論的壓力。

融合教育不該是一句政治正確的口號，更不該是讓基層承擔校園安全風險的遮羞布。面對北市特生這記沉痛的警鐘，政府不能再以「資源有限」為藉口。唯有正視系統斷裂的現實，透過跨部會的資源整合，將醫療的專業、社政的後援與教育的愛心緊密縫合，我們才能真正織就一張堅固的安全網，讓每一個身心搖搖欲墜的孩子，都能被穩穩接住。 （相關報導： 黃士修觀點：管教恐失明，這年頭誰敢當老師？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諄筆群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