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嵗的王小姐是兩個孩子的媽媽，8年前為了照顧孩子辭去了工作。目前她的孩子已經9歲和7歲。她聽説有了「媽媽崗」，原本想借此重返職場，但一番體驗後大失所望。
「我從強烈的充滿希望的狀態，一下子變得非常地挫敗」，在中國廣州的王小姐說。
中國人口萎縮，有地方正在推廣「媽媽崗」，部分原因是鼓勵生育。所謂「媽媽崗」是鼓勵企業對育有12嵗以下小孩的女性設立專門崗位，希望方便女性兼顧工作和育兒，目前已經在廣東、湖北、山東、安徽、北京等省市實施。近日引起熱議，女性尤其不買賬。
根據新紅數據，在中國社交媒體小紅書上，「媽媽崗」話題標籤於2023年2月創建，截至6月中旬，總瀏覽量超過3,000萬人。
相關熱門話題還有「湖北全面推行媽媽崗」、「湖北媽媽崗」、「抵制媽媽崗」等，於6月5日和6日創建，一週左右，總瀏覽量分別達到44萬、33萬和27萬。
支持者認可「媽媽崗」設立的初衷，是希望為媽媽們提供工作時間相對靈活的崗位。反對者認為，這些崗位通常工資低、沒有保障，也沒有發展前景，致育齡女性職場邊緣化。
据中國媒體報道，以東部城市青島爲例，在首批發佈的190個「媽媽崗」用人目錄，家政、保潔、餐飲服務類工作超過三分之一，其餘多為客服、縫紉工等低技能崗位。
在廣州，2023年推出的「媽媽崗」分佈在不同區域，例如在人口密集度最高的越秀區，有餐廳服務生、清潔工、護理員、銷售專員等。黃埔區有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人員、電腦電子設備製造人員等。其他區域還有廚師助理、會計等。
王小姐記得，在她的社區，居委會當初派發的宣傳單是粉色的，「可漂亮了」。但她仔細看過后，一下覺得很失望。
她所在的花都區原本就提供很少崗位，而在附近其他區域，大部分崗位要麽需要很專業的技術，她沒有相關技能，要麽工資很低，「讓人有種被壓榨的感覺。」
中專畢業的王小姐曾經從事公益事業，為流動人口等提供法律宣傳和支援，工齡有十幾年之久。孩子出生後，家裡沒人能搭把手，她在孩子一歲多時就辭職了。一年後懷上了老二，從此生活就只圍著兩個孩子轉。
孩子上幼兒園以後，「光是每天接送，就把時間卡的死死的」。在廣州，全日制幼兒園通常8點上學，3、4點放學。她還要負責一日三餐和所有家務。
等到孩子上小學，她以為抽身出來工作，但又面臨新的問題。
「各種課程跟不上」，王小姐說，老師提醒她給孩子報課外班，提升學習能力。但一門課半年下來最少花費1000元，有的多達兩、三千，每週報滿要五堂課。為了省下這筆費用，也避免孩子跟不上，她開始晚上為孩子家教。
幾年過去了，她很難返回原來的公益單位。曾經與她對接的實習生早已升職成為主管，她覺得回去會讓大家尷尬，「人家也不好安排工作」。
目前這家單位同意她在不影響工作的前提下，可以提前一小時下班接孩子，她「已經很感恩戴德了」。
其他受訪的幾位媽媽都表示，在育兒和照顧家庭方面，基本都是媽媽在承擔，而「媽媽崗」則加劇了母親的責任。
「我覺得像是對媽媽的懲罰」，來自陝西的單親媽媽曉曼認為。39嵗的曉曼是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她說在養育孩子過程中，孩子爸爸的參與非常有限，婚姻期間是這樣，離婚後也是如此。
曉曼離婚後，法律規定男方支付撫養費，前夫才每月固定給她3000-4000元。在她生活的地方，兩個小孩上幼兒園每年最少4萬人民幣，有這些錢對她來說「已經很好了」。
「不管我身邊的朋友，還是媽媽群裡的家庭，育兒的責任基本都是媽媽在承擔，如果有再設一個『媽媽崗』，那爸爸們是不是更有藉口逃避育兒的責任呢？」
曉曼說， 從打算生育，到一個人帶孩子，女性都不斷在職場遭到不公正待遇。
一次求職中，面試官打探她「打算什麽時候生孩子」。在中國，在招聘過程中詢問求職者的婚育狀况属于違法，晓曼問是否一定要回答，對方說，「不一定，但還是希望你回答。」
她就老實說道，「可能一年以後」。面試官面面相覷。後來只給她簽了一年的合約。
曉曼理解企業的做法，生小孩就要請產假，對方可能負擔不起。曾經有人勸她不要那麽老實，先拿到合約再說。但她覺得，既然懷孕前就開始歧視，那進去之後也不会好过。
碩士畢業後，曉曼找到一家私立學校做專案申請。一個人帶兩個孩子，有時不得不因為孩子生病住院而請假。雖然項目還照常完成，但學校以沒有全職上班為由剋扣她的工資。
她原本薪水是每月6000元，包括8天週末休息時間。但學校將這8天扣除，工作時間按天算，最後只發給她4400元，在這基礎上再按天扣除請假時間。
來自北京的米莉認為，與其設立「媽媽崗」，不如讓育兒期的父母都有靈活的工作模式。
米莉在民航工作，是一位空中交通管制員，與丈夫一起養育10嵗的孩子，在經濟支出和照顧家庭上，兩人分工合作。
她認為，「任何崗位都可以為養育12歲以下孩子的父母改造，或者靈活調整，讓他們既方便照顧家庭，又可以繼續工作，而不是專門為媽媽提供特殊崗位。」
疫情期間，米莉的媽媽和婆婆都沒辦法來家照看孩子，她老公又頻繁出差，她只能一個人接送孩子上學、上輔導班。那段時間裡，她幾次與上司和同事協調輪班時間，比如在原本要求她8點開工的日程中晚到半小時，或調整值班順序。
這樣的調整併不影響工作量，但幾天下來，她總覺得「虧欠同事、虧欠單位」。
「整個單位默認你作為全職員工，拿這份工資就要按時到崗，家裡的困難要自己搞定，」米莉說。單位按小時計算工資，原本就可以把缺席的小時費補給同事，但這種職場默認文化讓她感到壓力很大，不好輕易申請變動。
一次，為了早點下班接孩子，她和一位女性同事調整班表。這位同事問米莉，她的婆婆什麽時候能過來幫手，她隨口回應，「我老公說我們自己還可以堅持，現在不讓我婆婆過來」。當時婆婆在另一個兒子傢照顧孫輩。
這句話給米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這才意識到，對方也是一位媽媽，有兩個孩子——雖然是獨生女，老母親一直幫忙照顧孩子，但跟米莉一樣，這位同事也想早點下班陪伴孩子。
「我當時覺得，我好像在佔便宜」，米莉說，「我就更不想再麻煩單位，麻煩同事了」。
她說不介意每天比別人多上半小時班，或者週末加班，只要與需要照顧孩子的時間錯開，她都可以調整。 「但如果沒有國家政策支持，單位層面也沒有人敢發起這樣的先例。」
10年前，米莉打算生育兩個孩子。她不是獨生子女，當時「一孩」政策還沒有放開，不允許這樣做，但她相信政策會改變，依然保留這樣的決定。
但幾年後，國家政策改變了，如今當局甚至呼籲女性生育三個孩子。米莉卻改變主意了。
「我絕對不會再生第二個孩子了，除了對身體造成損害，照顧孩子也是問題，沒有人能幫你承擔一些辛苦」。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係副教授戴海靜對BBC說，「媽媽崗」反映出東亞職場文化中固化的觀念，即雇主想當然認為，有孩子、或者需要照顧家庭的人，就不可能成為一名好的僱員。
「東亞職場文化普遍缺乏工作和生活平衡的理念，導致需要照顧家庭的人得不到平等對待，以中國和韓國的社會尤其嚴重。」
或許是反對聲音太多，一些地方把「媽媽崗」改成了「生育友好崗」，包括陝西、上海等地。也有人呼籲改成「爸爸崗」，提醒育兒不僅是媽媽的事，也是爸爸的責任。
不管是媽媽還是爸爸，如果職場文化改不了，都無法徹底改變照顧者的待遇。「從對母職的懲罰，變成對照顧者的懲罰，」戴教授說。她認為，應該推廣家庭友好政策，包括實行帶薪家庭假期，明確員工的工作時間等。
她在即將出版的新書中，對深圳私營部門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無論性別和照顧責任，凡是家庭照顧者在招聘決策中均受到歧視。在僱主眼中，他們是勞動力市場中存在缺陷的勞動者。其中，有小孩的母親被僱傭的概率最低，僅為沒有家庭照顧責任的男性僱傭率的55%。
戴教授還說，其實在「媽媽崗」概念出現之前，早就存在很多崗位是媽媽集中的地方，比如零售業、超市收銀等。但這些崗位通常收入低、沒有升職空間。
而在體制内，當女性成為媽媽，通常也會被調離重要崗位，被安排在沒有話語權的邊緣崗位上，戴教授說。在她的調研中，一位原本在報社核心團隊跑一線新聞的女性，生完孩子後被調離一線，安排在後期製作部門。
「這種現象已經長期存在，是職場中默認的事情」，戴教授說，「好像這種工作原本就是媽媽應該做的，媽媽就只能做這種工作。」
戴教授說，這些偏見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媽媽的能力不夠，而是職場環境或國家政策對她們造成限制。「整個社會已經把育兒的責任歸到女性，讓媽媽在家庭裡的負擔更加重大，在文化上成為默認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