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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不凡的經典: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

2019-02-10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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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認是個怪人,平時以鼓吹購書運動為樂,每年數次到日本各地古舊書店找書,盡情履行愛書人的任務。此外,我也把這種遊歷視為是有益身心的活動。如果我們從現代取得書籍的便捷管道來看,以現代和古代的環境與之相較,那麼現在的條件顯然來得便利百倍。或許正因為如此方便,使得我們愈來愈難體會「舟車勞頓」這個詞彙的物質意義。長年以來,我一直有一個念頭,很想購買一套《日本佛教史》,因為我希望藉助歷史脈絡清晰的通史引領,為我繞過斷章取義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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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我在高圓寺定期舉行的西部古書展中,看到這全集的散冊,只是當時購書數量過多,而沒有當即買下,心想日後一次購齊,事實上,從各方面來說,我都是自不量力,畢竟,這已經超出我汲取智識的能力範圍了,絕不可能在這個領域上有任何進取。

但儘管如此,直到現在,我仍然沉浸在這個想像的愉快氛圍中。我僅只是拍下這套全集的書影,而不是捧住莊嚴的實體書,卻感到無盡的愉悅,因為我始終認為智識之神向我敞開大門。現在,這個艱巨的購書任務——購買全集或大部頭的書籍,全敦請末岡實教授執行,他接到我下單的通知,旋即上網向舊書店洽詢付款,然後以空運或海運的方式寄至臺北給我,我每次想到其厚重的恩情,由衷地感謝他。因此,絕不容許我只會高坐清淡,而不努力從事文化生產。

《近代日本的思想與佛教》。(圖/想想論壇)
《近代日本的思想與佛教》。(圖/想想論壇)

在此,我還必須指出,我不是佛教徒,亦不是佛學研究者,只是對於佛教典籍的流布,作為出版品的命運很感興趣,希望從典籍翻譯接受史的角度切入,來了解中國的佛經輸入日本之後的歷史變遷。凡是細心的讀者都能發現,在某種程度上,譯經的輸入與傳播仍會受其典籍名氣高低的影響,所以在這諸多譯經典籍當中,必然有知名的、也有名聲不高,卻卓越的譯經版本。

根據《日本佛教史》一書指出,自日本孝德天皇於大化二年(646)頒布革新詔書,實行史稱的「大化革新」,仿效中國的隋唐制度而建立的律令制度以來,這個日出之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都獲得了發展,進入公元8世紀的奈良時期,日本佛教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逐漸興盛起來。

彼時,中國的佛教經籍開始大量地攜入日本。為了接續這個學佛風潮,在奈良時期,就設有專門的寫經機構,專門為官方寺院抄寫佛經和章疏。根據日本學者大庭修指出:「天平十年(738)開始有寫經司,天平十五年(743)以後成為寫經所,同時並置的還有寫疏所、寫一切經所、東大寺寫一切經所等,這些都是承應東大寺和國分寺(朝廷在各地而設的官寺)的需要,由官方設置的寫經機構。」

木宮泰彥《日本古印刷文化史》。(圖/想想論壇)
木宮泰彥《日本古印刷文化史》。(圖/想想論壇)

眾所周知,唐僧鑑真(688-763)和尚接受在唐留學的日本僧侶榮睿和普照的邀請,已成為日本佛教史中極具劃時代性意義的偉大事件。鑑真自743年至753年長達十年先後六次東渡日本,但前五次皆告失敗,第六次才成功抵達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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