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認是個怪人，平時以鼓吹購書運動為樂，每年數次到日本各地古舊書店找書，盡情履行愛書人的任務。此外，我也把這種遊歷視為是有益身心的活動。如果我們從現代取得書籍的便捷管道來看，以現代和古代的環境與之相較，那麼現在的條件顯然來得便利百倍。或許正因為如此方便，使得我們愈來愈難體會「舟車勞頓」這個詞彙的物質意義。長年以來，我一直有一個念頭，很想購買一套《日本佛教史》，因為我希望藉助歷史脈絡清晰的通史引領，為我繞過斷章取義的論述。
多年以前，我在高圓寺定期舉行的西部古書展中，看到這全集的散冊，只是當時購書數量過多，而沒有當即買下，心想日後一次購齊，事實上，從各方面來說，我都是自不量力，畢竟，這已經超出我汲取智識的能力範圍了，絕不可能在這個領域上有任何進取。
但儘管如此，直到現在，我仍然沉浸在這個想像的愉快氛圍中。我僅只是拍下這套全集的書影，而不是捧住莊嚴的實體書，卻感到無盡的愉悅，因為我始終認為智識之神向我敞開大門。現在，這個艱巨的購書任務——購買全集或大部頭的書籍，全敦請末岡實教授執行，他接到我下單的通知，旋即上網向舊書店洽詢付款，然後以空運或海運的方式寄至臺北給我，我每次想到其厚重的恩情，由衷地感謝他。因此，絕不容許我只會高坐清淡，而不努力從事文化生產。
在此，我還必須指出，我不是佛教徒，亦不是佛學研究者，只是對於佛教典籍的流布，作為出版品的命運很感興趣，希望從典籍翻譯接受史的角度切入，來了解中國的佛經輸入日本之後的歷史變遷。凡是細心的讀者都能發現，在某種程度上，譯經的輸入與傳播仍會受其典籍名氣高低的影響，所以在這諸多譯經典籍當中，必然有知名的、也有名聲不高，卻卓越的譯經版本。
根據《日本佛教史》一書指出，自日本孝德天皇於大化二年（646）頒布革新詔書，實行史稱的「大化革新」，仿效中國的隋唐制度而建立的律令制度以來，這個日出之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都獲得了發展，進入公元8世紀的奈良時期，日本佛教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逐漸興盛起來。
彼時，中國的佛教經籍開始大量地攜入日本。為了接續這個學佛風潮，在奈良時期，就設有專門的寫經機構，專門為官方寺院抄寫佛經和章疏。根據日本學者大庭修指出：「天平十年（738）開始有寫經司，天平十五年（743）以後成為寫經所，同時並置的還有寫疏所、寫一切經所、東大寺寫一切經所等，這些都是承應東大寺和國分寺（朝廷在各地而設的官寺）的需要，由官方設置的寫經機構。」
眾所周知，唐僧鑑真（688-763）和尚接受在唐留學的日本僧侶榮睿和普照的邀請，已成為日本佛教史中極具劃時代性意義的偉大事件。鑑真自743年至753年長達十年先後六次東渡日本，但前五次皆告失敗，第六次才成功抵達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