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不一定要提高定罪率；立法有時是改變社會觀念最好的方式。
性侵害犯罪的修法趨勢：尊重性自主權
綜觀世界各國刑法的演變，都是先將性侵害視為對於社會道德的違反，直到性觀念逐漸開放，才將性侵害視為對於性自主權的侵害。1999年修法前，台灣刑法221條對於｢強姦罪」的定義是：「對於婦女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姦淫之者，為強姦罪。」這樣的定義表現出典型的「性侵害迷思」──性侵害一定是發生於陌生人之間，而被害人一定要拼命抵抗。若是被害人未奮力抗拒至不能抵抗之，就很難被視為是性侵害，完全沒有考慮到在熟識者性侵中，被害人不見得能夠反抗，即使反抗，也可能因此受到更大的傷害。
｢違反意願」的困境
1999年修法後，刑法第221條將性侵害定義為：「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雖然修法刪除了「不能抗拒」的文字，以「違反意願」為要件，但因性侵案件具有隱密性質，證明不易，因此在訴訟程序中常見以各種方式檢視被害人的｢意願」，導致性侵案件刑事訴訟的焦點都放在被害人身上；法院也仍會以被害人曾否抵抗、是否試圖逃離、求救、是否曾以言詞或動作表示不同意等等來做判斷，以2014年台灣的一則性侵害案件判決為例，被害人在性行為過程中一再拒絕並推開加害人，但法院認定證據不足的原因之一是被害人雖有推開加害人，但沒有很用力，口頭雖說「不要這樣」，態度和語氣卻不很強硬，只是柔性告知，也未強力掙扎。這樣的判決理由沿襲了修法前致使不能抗拒的傳統思維，也形同責怪被害人，導致被害人就算說不，仍未被認定為｢違反意願」。
為了扭轉性侵害案件歸責被害人的情況，部分國家學界與法界出現將性侵害要件修改為「積極同意模式」的聲音，瑞典在2017年底成為繼加拿大之後第二個將性侵害犯罪採用｢積極同意權」的國家。長期倡議性侵害防治工作的勵馨基金會五月底主辦「性別暴力防治與實踐國際研討會」，特別邀請瑞典司法院性侵害調查委員會委員暨哥德堡（Gothenburg）地方法院法官安娜哈奈爾（AnnaHannell）參與勵馨分享瑞典其立法的過程與內涵。
瑞典｢積極同意權」立法過程與內涵
瑞典國會通過｢積極同意權」時，正值全球｢#Metoo」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但是瑞典對積極同意權的討論其實已經持續20多年。2014年，瑞典成立了｢性犯罪委員會」，此委員會獲得檢視性侵害犯罪的權限，工作內容包括審查判例法，以釐清性侵案件如何被陳述以及法院如何認定、考量是否以同意作為判定性侵的基本原則、檢視與分析執法單位如何調查性侵案，以及司法體系如何處理該類案件等等，以擬訂改善司法體系處理性侵議題的相關辦法。安娜哈奈爾法官即為｢2014年性犯罪委員會」的成員之一。 （相關報導： 被逼口交「沒咬傷陰莖」遭判合意性交 不只法官性騷案，民團列舉司法荒謬現況 ｜ 更多文章 ）
經過兩年的準備，｢2014年性犯罪委員會」提出修法建議，獲得政府同意，2017年底由國會通過，將於2018年7月1日開始施行。修法的重點包括：參與性行為必須要出於自願；不再將犯罪者必須使用暴力或脅迫視為構成要件；法院應該將重點放在性行為是否出於自願，性行為的另一方是否有明確表示同意參與性行為 （“only yes means yes”） 。同時依照瑞典新法，並非所有自願參與性行為的意思表示都可被視為自願，例如犯罪人趁性行為另一方處於特殊脆弱處境而不當剝削他人，或是犯罪人濫用性行為另一方處於依賴犯罪人的處境，引誘參與性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