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吳再臨專欄：漫長的季節—朱鎔基時代真的值得懷念嗎？

「被命運驅逐的⼈，前來報信。」⸺雙雪濤《平原上的摩⻄》

有些時代，後來的⼈先看到的是數字⸺GDP、外匯儲備、M1M2、WTO、港⼝裡越堆越⾼的集裝箱。

可是活在那個時代裡的⼈，記住的往往不是數字，⽽是⼀件洗得泛⽩的⼯作服，⼀輛破舊的⾃⾏⾞，⼀張褪色的下崗證，⼀聲遠去的汽笛，一艘出港後再也等不到下⼀班的渡輪。

他們甚⾄記得，那年冬天⽐往年更冷，因為家裡的暖氣，第⼀次沒有按時來。

國家的聖杯，正在⼀杯⼀杯斟滿；而普通⼈家的杯具，卻在同⼀場盛宴裡，被悄然打碎。

沿著兩條暗線，可以回到朱鎔基時代，⼀條線，藏在幾部東北⼩說裡，看得⾒⼀個個具體的⼈。另⼀條線，是這棟叫「國家」的⽼房⼦，兩千三百年來，⼀直有⼀個匠⼈，被反覆請回來，加固它的柱樑與地基。

這些人姓字名誰其實不重要；但他鑿下的每⼀個榫卯，都精準地和另⼀個平行時空的裂痕，咬合在⼀起。

2026年8⽉12⽇上午11時06分，朱鎔基在北京病逝，享耆壽98歲。新華社稱他是「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

北京之外，多國政要罕⾒地公開致哀：⽇本⾸相⾼市早苗、澳洲總理艾班尼斯、新加坡總理⿈循財、⾺來⻄亞總理安華，紛紛以近乎⼀致的措辭，讚許他是推動中國⾛向市場經濟的關鍵⼈物；《紐約時報》更犀利， 把他列為中國經濟改⾰功勞簿上，僅次於鄧⼩平的第⼆⼈。

而在廟堂之外，江湖以遠，尤其是在那些1990年代末被「三年脫困」政策推下崗位的⼯⼈記憶裡，評價要複雜得多，甚⾄比悼詞更尖銳的怒氣。而這種撕裂，正是理解朱鎔基真正歷史遺產的起點。

九⼗年代初，中國經濟裡纏著⼀團解不開的「三⻆債」⸺企業⽋企業，企業⽋銀⾏，銀⾏⼜牽著財政，整套系統像⼀串⽣鏽多年的⿒輪，動⼀下，哪裡都會響。有的⼯廠，帳⾯上明明有訂單、有廠房、有⼯⼈，卻連續幾個⽉發不出⼯資，因為⽋它錢的那家企業，⾃⼰也在等別⼈還錢。

朱鎔基處理經濟問題的⾵格，在這裡已經露出底⾊：「撥改貸」讓企業第⼀次直接⾯對利息與還款期限，1994年的分稅制改⾰，把原本地⽅各⾃「包⼲」的財政體制，重新劃成中央稅、地⽅稅、共享稅⸺本質上，是中央重新丈量了⼀遍，全國到底有多少稅源可⽤。

⼀千年前，這棟房⼦的地基就已經鬆動過⼀次⸺不是梁不夠粗，是買材料的錢不夠用了，那次被叫來的匠⼈蹲下身，重新丈量地基下⾯的每⼀⼨⼟地，看看還能鑿出多少可⽤的料：⻘苗法、⽅⽥均稅法，量的都是同⼀塊地。他量得沒有錯；可鑿⼦往下鑿的⼒道，往往已經不由他控制，縣官為了政績，把「⾃願」鑿成了「攤派」。晚年他閉⾨江寧，聽著⾃⼰鑿開的榫眼，被⼀個個重新填死，什麼也沒有說。

這個人叫王安石。

九百多年後，另⼀位匠⼈，在同⼀塊地基下，鑿出了⼀個新榫⸺中央拿到了稅源，可壓⼒該往哪裡傳導，這⼀次，沒有答案。

宏觀的帳，可以在⽂件裡理清；微觀的帳，卻要落在⼀個個具體的⼈身上⸺⼯資能不能按時發，⼯廠還能不能開下去，⼀個家還能不能維持原來的樣⼦。這才是接下來幾年，真正要翻⾴的地⽅。

1997年，⼗五⼤確⽴「抓⼤放⼩」，國企改⾰全⾯提速。代價最先、也最重地落在東北⸺瀋陽鐵⻄區的煙囪，⼀根接⼀根地熄滅下去。國家統計局後來的數字很冷靜：1998年到2001年，全國國有企業累計下崗職⼯超過兩千五百萬⼈，其中東北三省的⽐例，接近四分之⼀。

兩千三百年前，這棟房⼦還只是⼀副鬆散的梁架⸺每根梁屬於⾃⼰的宗族，各⽤各的尺⼨，各鑿各的榫。這一次被請來的匠⼈，做的不是修補，⽽是把所有的梁，重新量成同⼀種尺⼨⸺廢井⽥、開阡陌、⾏縣制、編⼾籍⸺鑿出同⼀種榫頭，才能咬進同⼀個卯。房⼦確實從此撐得住更⼤的重量了；可那些原本形狀各異、屬於各家各⼾的舊梁，都得先被刨掉⼀層，才進得了新的卯⼝。多年後，那位匠⼈，被⾃⼰發明的規矩，⾞裂於市。

商鞅變法，把秦國從⼀個「⾎統決定誰有權⼒」的國家，改造成⼀個「軍功決定誰有權⼒」的國 家。貴族恨他，恨得很具體，他動的不是誰的錢，是命根⼦。

國家能⼒，是⼀把⼑。很多年後，另⼀位匠⼈，也把同⼀把⼑，磨得更利。問題從來不是⼑鋒利不利，⽽是⸺⼑鋒經過之後，傷⼝由誰來包紮？

東北傷痕文學「鐵西三劍客」之一的作家雙雪濤後來把《平原上的摩⻄》最關鍵的那個冬天，就錨在1995年⸺那正是下崗潮驟然加劇、治安同步收緊的⼀年，出租⾞司機接連遇害，⼀個警察和⼀對⽗⼥的命運，從此被永久改寫。

同⼀批被稱作「鐵⻄三劍客」的作家裡，鄭執把同⼀段歷史，寫成了更⿊、更荒誕的寓⾔⸺⼤雪覆蓋城市，下崗的⽗親失蹤，少年隻身赴約，像⼀場冷到藍色⻣頭裡的殘酷童話。

班宇在《肅殺》裡寫過兩句極重的話：「我爸趕上的年⽉不好，⻘春期下鄉，中年⼜下崗」；「我爸下崗之後，拿著買斷⼯齡的錢，買了台⼆⼿摩托⾞拉腳兒」。下鄉、下崗、拉腳⸺⼀個⼈的⼀⽣，被時代重新安排了三次，字裏行間卻沒有一處喊疼。

雙雪濤筆下也有這樣⼀個⽗親：「我下崗了……沒事兒，會有辦法的，我想辦法，你把你的書念好。」⸺⽗親再也給不了孩⼦⼀個穩定的未來，只塞給他一隻搭褳，扶上馬送一程，身軀慢慢的塌下來，掩面而泣。

作家賈⾏家後來說過⼀句更狠的話：「下崗是⼀個很奇怪的詞，說得好像還能上崗⼀樣。」

⽽在那幾年的瀋陽，這樣的畫⾯並不罕⾒：⼀個男⼈推著二八大槓，蹲在路邊，把頭埋進⼿裡抽菸；他在等，洗浴中⼼裡上鐘的妻⼦下班。兩個⼈⼀前⼀後騎著嘎吱嘎吱響的自行車回家，路上誰都不說話，細雪打在臉上，男人和女人，笑著笑著，就哭了。

以前，鄰居問的是「你在哪個⾞間」；後來，鄰居問的是「你現在做點什麼」，⼯廠時代把⼈的命運綁在單位上；改⾰拆掉了這種綁定，也拆掉了很多⼈賴以確認「我是誰」的東⻄。

⼀個⼯⼈失去的，從來不只是⼀份⼯資，⽽是「我在哪個單位上班」的確定感和自豪感。

就在瀋陽的下崗潮最密集的那兩年，朱鎔基還在同時打另⼀場仗⸺1997年爆發的亞洲⾦融危機，⼀路燒到⾹港。

他頂住國際炒家的狙擊，堅持⼈⺠幣不貶值，穩住了市場也穩住了人心。但同一雙手，卻在翻雲覆雨間，簽下讓千萬⼈失去⼯作的批示⸺宏觀的勝仗和微觀的犧牲，出⾃同⼀份⽇程表，甚⾄同⼀⽀筆。

《平原上的摩⻄》裡，其實藏著三種下崗年代的命運，⽽且它們共處⼀個城市，同賞⼀場⼤雪。

莊德增在1995年主動辭去卷煙廠的⼯作，帶著本錢南下⼊股辦廠，賺到第⼀桶⾦後回瀋陽，收購了⾃⼰曾經⼯作過的那間⼯廠，他是最先摸清楚「新規則」的⼈；⽽警察李守廉，卻在同⼀個冬天，因為⼀場出租⾞連環命案的誤會，重傷了另⼀名警察，從此帶著失去⾏⾛能⼒的⼥兒，亡命天涯。⼩說裡還有第三種⼈：莊德增的妻⼦傅東⼼，⼀個曾經相信⽂學與藝術的⼤家閨秀，嫁給⽣意⼈之後，把全部理想，都轉移到了教育⼥兒身上⸺她的失落，不是下崗，也不是逃亡，⽽是⼀種更安靜的東⻄：舊有的價值體系，在市場化⾯前，慢慢失去了⽴⾜之地。

四百年前，這棟房⼦曾經因為另⼀個問題，被叫回同⼀位匠⼈的徒孫⸺房⼦修得再結實，⽊匠若不在場監⼯，底下的學徒總會偷⼯減料。於是他發明了⼀套規矩：誰負責，什麼時候完⼯，完⼯多少，完不成怎麼辦，都要⼀⼀記錄、核查、追責。房⼦因此蓋得⼜快⼜牢，可這套規矩太依賴他⼀個⼈盯場⸺他⼀過世，學徒們很快把記錄本燒了，他⾃⼰的家，也被抄了。

⼀條鞭法、清丈⼟地、考成法⸺張居正⽤⼗年，把⼀台幾乎癱瘓的⾏政機器重新盤活。財政有了 盈餘，官僚有了考核，⼤明多撐了幾⼗年。 他還親⾃教過⼀個學⽣⸺當朝皇帝萬曆。

張居正⼀死，萬曆下令抄家。⻑⼦被逼⾃盡，家⼈被封在祖宅裡，等不到重新開⾨的那⼀天。他⽣前建⽴的那套「考成」制度⸺⽤來考核官員辦事效率的制度⸺最後被⽤來清算⾃⼰的家⼈， 效率⼀樣很⾼。

多年以後，另⼀位匠⼈同樣抓數字、抓期限、抓責任，卻試著把這套追責的規矩，刻進房⼦的樑柱本身，他想讓這付榫卯，就算沒有匠⼈盯著，也能繼續咬合。

後來那份加⼊世界市場的條款清單，某種程度上，也是同⼀種⼼思的延伸：把承諾寫成有約束⼒的規則，而不是停留在紙面上。

《平原上的摩西》，同⼀部⼩說，同⼀座城市，同⼀個冬天，在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裡傾軋出了三種截然不同的命運軌跡。

這正是那個年代最沉默的真相：「下海」和「下崗」，其實是同⼀扇窗⼾打開後，兩種完全相反的⾵向；⽽⾵往哪邊吹，往往取決於誰先預支了新規則，誰還在等舊規則終究會再臨。

市場化給了⼀些⼈重新洗牌的機會，卻把另⼀些⼈，直接洗出了牌桌。

他們⼩時候，其實住在同⼀棟樓、上同⼀個鍋爐房打⽔，⻑⼤以後，卻成了完全不同的⼈。

這個樓裡，住過廠長，住過勞模，住過小偷，住過後來下海的，住過後來進去的。

「連黑社會，都是這個樓裡長大的。」「過去發工資的時候，整個樓都是喜氣，後來等消息的時候，整棟樓像是靜靜的頓河。」「下崗以後，最先消失的不是工資，是人跟人之間的那點體面」「單位沒了，食堂沒了，澡堂沒了，工會沒了，連吵架都不知道該找誰評理了。」

「這是一種被時代戲弄的苦悶」，班宇在《工人村》裡寫道：「一個曾經擁有正式工作、單位、福利和身分的人，下崗創業，就是紮起鐵皮車扛上煤氣罐包餃子」

1998年，國務院明確停⽌住房實物分配，住房制度全⾯轉向貨幣化。從國家⻆度看，這是現代住房⾦融體系的起點；從家屬院的⻆度看，這意味著房⼦不再是「單位給的」，⽽變成⼀件必須⾃⼰承擔、⾃⼰選擇、⾃⼰還貸的資產。

還記得那塊被重新丈量的地基嗎？中央拿到稅源之後，地⽅政府反⽽要承擔更多公共⽀出，卻分不到相應的稅。

地⽅政府於是把⽬光，轉向了唯⼀還握在⾃⼰⼿裡、可以重新估價的東⻄⸺⼟地。

徵地、儲備、出讓、建設、推⾼地價、再出讓，⼀圈⼀圈轉起來。九百年前那個沒寫完的答案，這⼀次，終於有了下⽂：壓⼒，順著地基，⼀路傳到了瀋陽某間工廠家屬院的地板上。

那時候單位分的房子，地面大多是有著蘇式審美的水磨石，灰白拋光的水泥裡嵌著紅的，黃的，黑的碎石，磨的發亮，它接近大理石，但便宜的多，就像那個時代的人，努力把日子過的體面，而體面本身，也是單位給的。

水磨石的地面，鐵皮暖氣片，單位分的房，糧票、工裝、搪瓷缸，這就是那個時代的體面。

1999年到2001年，中國⼀邊在談判桌上艱難敲定加⼊WTO的條款⸺農業補貼、關稅稅率、⾦融開放、知識產權，逐條逐條地談；⼀邊在國內繼續消化國企改⾰的⻑尾效應⸺再就業服務中⼼裡，下崗的工人大雁般來來往往。

2001年12⽉，中國正式⼊世，舉國歡騰，電視新聞裡是港⼝的集裝箱、⽇漸開放的城市、加⼊世界的歡呼聲。

雙雪濤⾃⼰就寫過這種反諷：「⼯廠的崩潰好像在⼀瞬之間，其實早有預兆。有段時間電視上⽼播，國家現在的負擔很⼤，國家現在需要⽼百姓援⼿，多分擔⼀點，好像國家是個⼩寡婦。」

洋務年間，這棟房⼦第⼀次裝進了完全不同的新零件⸺鐵路、輪船、電報、機器⼯業，甚⾄派孩⼦遠渡重洋，去學造這些零件的⼿藝。負責這件事的匠⼈⼼裡清楚：舊房⼦的⻣架，⼀時半刻換不掉，能做的，只是在舊⻣架上，儘量裝上結實的新零件。零件確實裝上了，房⼦看起來也確實更現代了；問題不是船不夠新，炮不夠好。

是⼀⽀現代化的艦隊，被塞進⼀個沒有實現現代化的指揮系統、財政系統、和政治系統裡⸺它終究只是⼀件裝在舊房⼦裡的新家具。

果然，真正的考驗來的時候，⼈們才發現，新零件再精良，也扛不住⻣架本身的裂縫⸺那年海上⼀戰，最新式的軍艦，一敗塗地。

⾺關條約，李鴻章去簽的。那年他七⼗⼆歲，臉上還留著⽇本刺客的槍傷。整個帝國的失敗，最後由⼀個老⼈的簽名來承擔罪責。

⼀百多年後，另⼀位匠⼈同樣在舊⻣架裡裝新零件⸺市場、銀⾏、公司、股票、房地產、WTO規則⸺這⼀次，零件裝得更多、更快，可⻣架本身要不要換？這個問題，被留在了房⼦最深的地⽅，沒有⼈動它。

畫⾯切過去，是同⼀年裡，⼀個剛剛結束下崗身份、還沒真正找到下⼀份⼯作的⼈，仍然騎著⾃⾏⾞，穿過鐵⻄區安靜下來的廠區回家。兩個畫⾯都是真的，甚⾄發⽣在同⼀座城市、同⼀條街道，只是分屬兩個平行時空。

商鞅死於⾃⼰制定的酷法。王安⽯的新法，在他身後被逐條廢除。張居正屍⻣未寒，家便被抄，⻑⼦⾃盡。李鴻章簽下條約，罵名跟了他⼀輩⼦，⾄死未能洗清。

改⾰者最擅⻑的，是替⼀個系統重新定規則；他們最無⼒的，是替規則落地之後的每⼀個具體的⼈，兜底。這才是所有匠⼈，共同的、逃不掉的宿命，無論他們站在哪⼀個朝代，⽤哪⼀種⼯具記帳。

如果把他們排成⼀條線，會看⾒⼀個清楚的圖案：商鞅重建了國家能⼒，代價是舊共同體被打碎；王安⽯重建了財政能⼒，代價是壓⼒傳導到基層；張居正重建了執⾏能⼒，代價是權⼒必須⾼度集中；李鴻章重建了技術與器物能⼒，代價是換湯之餘卻始終無法換藥，終致一個王朝的覆滅。

⽽朱鎔基，幾乎在同⼀個⼗年裡，講國企、財政、執⾏、市場，全部重建。其人處理問題的⽅式，⼀直帶著鮮明的⼯程師性格：找到關鍵變量，集中資源，下達⾏政命令，強⼒執⾏，再看數字有沒有改善。他這⼀輩⼦，解決了很多「變量」問題：三⻆債理順了，通脹壓下去了，銀⾏壞帳清了，中國進了世貿，成了世界⼯廠。

但有誰知？當國家機器被拆開之後，沒⼈解決的部分，根本沒有消失？它們只是被記進了下⼀代的帳本：下崗職⼯的⻑期社保、農⺠⼯的⼾籍與教育醫療、地⽅政府的財政飢渴、由此衍⽣出的⼟地財政與地⽅債⸺這些原本應該由獨⽴⼯會、透明預算、司法救濟去消化的社會成本，因為政治改⾰那根軸線被刻意鎖死，只能被暫時記帳、延後⽀付。

朱鎔基從未食言，他為國分憂，為黨續命，對得起多年前的那句：我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只是他把很多帳，記在了下⼀代⼈的名下。不是被解決了，只是被延期了，而且，這是一張暗中以複利速度增⻑的天價⽋款單。

在漫長的季節裡，汽笛早已換了聲音，工廠變成了園區，園區變成了高樓，高樓又變成了一張張房貸合同，在風中飄。

很久以前那個穿著廠服，騎著自行車穿過鐵西廠區的人，也許直到今天，還在我們的記憶裡慢慢騎行著。

他沒有留下名字。

他只是曾經上過班。

然後有一天，他發現自己不用再去了。

而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正是在這樣無數個沒有名字的人身上，支付了它最昂貴、也最容易被遺忘的利息。

這，就是漫長的季節。

所以，你說，朱鎔基時代值得懷念嗎？

＊作者為政經記者，專欄作家，旅居海外，自由數字遊民，致力於解構中國問題，護佑民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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