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後，為了清理第三帝國留下的歷史，德國曾有過多次審判，以釐清罪責問題，例如紐倫堡大審及法蘭克福大審。而在這些審判中，不斷被爭論的難題是：任職於第三帝國裡的公務員們有什麼責任，甚至罪過？尤其在鄂蘭於六○年代寫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後，法學界與政治學界更必須質問：面對不當命令時，甚至不正義的政權時，公務員行動的準則究竟在哪裡？在什麼界限上，公務員可以斷定某個命令違背了人性、道德、甚至上帝的旨意？究竟什麼時候必須違背「服從」義務，而遵從另一個更高的準則？
這些問題如此困難，也沒有標準答案。每個必須做出這種艱難判斷的處境皆不相同。有些人始終忠誠履行公務員義務；有些人看到體制的問題，但袖手旁觀；某些人想改變什麼，卻認為個人始終無能為力而放棄；有些人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但付出的代價太高，因而卻步；有些人只是蒙上眼睛，假裝一切都不曾發生。
但是，還是有少數人，在每一次困難的生命情境中面對自己的良知做出判斷，即使面對的是承受不起的代價。
在職責之外
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到二月二十六日，在柏林的德國外交部總部中庭，舉辦了一個特別的展覽：「在職責之外─被授予國際義人稱號的外交官們」。這些外交官的故事，正可以與鄂蘭筆下那個忠誠於服從命令的艾希曼對照，顯現出不一樣的公務員職責。
「國際義人」是以色列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受以色列國家委託，頒給那些基於公義與良知在納粹暴政時期幫助過猶太人的非猶太義人。這次的展覽，就是德國外交部與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合作策劃，展出了英、日、德、祕魯、土耳其等二十一個國家三十六個外交官的義行。
這些外交官在納粹暴政期間，對與自己非親非故、受到迫害的猶太人伸出援手。如展覽名稱所示，他們都在職務要求外，多做了未被要求、但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事情，拯救了許多原將犧牲於法西斯主義下的性命。
其中有些人冒著性命危險，有些甚至不惜違背上級命令，不惜失去外交官的工作，只為了幫助素昧平生的受苦者。德國外交部長加布列爾在展覽開幕致詞中問道，究竟外交官的職務是什麼？「我相信，這個展覽已經為我們展示了答案。我們也必須慶幸，今日要完成職務，我們所需要的勇氣，不像這個展覽裡被介紹的案例一樣那麼多。我很高興，今日外交官們只需在極為罕見的情況下違抗政府命令，以按照其良知行事。因為人性是我們今日的憲法、也是政府成員良知的準則。」
展覽的內容展示了這些外交戰場上的平凡之人，做了不平凡的事。例如中華民國的外交官何鳳山、日本外交官杉原千畝等。他們之中的一些人下場悲慘，例如瑞典派駐布達佩斯的華棱貝格（Raoul Wallenberg），他不只核發簽證給猶太人，還為被困在布達佩斯猶太隔離區的人設立臨時住處與張羅糧食，並在匈牙利到奧地利邊境的「死亡行進」中救出了數百位猶太人。但在戰後俄國紅軍攻占布達佩斯之後，華棱貝格行蹤不明，消失在歷史中。 （相關報導： 二戰時期一座波蘭小鎮，當地人對猶太人「鄰人」磚塊砸死、小刀剜眼、割掉舌頭、集體燒死……為什麼？ ｜ 更多文章 ）
其中一位令人欽佩的外交官讓我印象深刻，他展現了不可思議的巨大勇氣，完成了別的外交官無法完成的職務。他是葡萄牙駐法國波爾多的總領事索沙門德斯（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