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歐洲在兩個男人手中塑造成形。希特勒和史達林為我們帶來了極權主義——就算不是他們發明的，也是由他們全面施行。
想清楚認識極權主義真正的毀滅性，光衡量已經發生的事遠遠不夠，我們還必須看見那些未發生的事，引用一位作家的說法便是：「未寫出的書的數目。」除此以外，還有未曾想到的想法、未感受過的感覺、未完成的作品、未能自然終結的生命。
極權主義對「憎恨」的制度化 社會任何細小裂痕都會迸裂成鴻溝
極權主義的政治方法與其政治目標一樣，會使社會徹底癱瘓，而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對「憎恨」（resentment）的制度化。服從於希特勒或史達林統治的人們總是受煽動而敵視對方，彼此間的敵意就如獸性般瘋狂湧現。社會中任何細小裂痕最終都會迸裂成鴻溝，任何對立情緒都會不斷惡化加劇。曾有一度，城市與鄉村對立，工人與農民對立，中農與貧農對立，孩童與父母對立，青年與老人對立，不同種族間相互對立。祕密警察鼓動人們公開指責彼此，前者的隊伍靠著這些衝突不斷壯大—「分」而治之的意圖昭然若揭。此外，由於政府展開一連串社會動員，要求民眾遵循國家支援的制度和規範，人們逐漸在不同程度上與政府共謀，鎮壓了他們自己。
極權主義統治者還在他們所征服的疆土上實施了一種新的侵占模式。結果就如漢娜．鄂蘭所寫：「納粹最早的幫凶和助手，真的不知道他們自己做了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在和什麼人打交道。」事實證明，歐洲的各種語言中沒有任何一個詞能準確地定義這種關係。「collaboration」（合作／通敵）一詞—令人不快地與敵人勾結合作之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語境下才開始使用的。
鑒於武裝衝突、征服、戰爭、占領、鎮壓、領土擴張，以及伴隨這些行動而來的後果史不絕書，你可能會好奇，德軍在二戰期間的占領到底有何不尋常之處，竟能催生出一個新的概念？
「在這場戰爭中，沒有人真正倖存」
要全面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一系列德國占領的研究中尋找。戰後，幾乎所有歐洲人都表現出對與納粹進行任何形式接觸極度反感的態度（毫無疑問，這種反應是出於自利且往往欠缺嚴謹的思考）。「我們幾乎不可能準確計算遭到『戰後清算』（postwar retribution）的人數，但是，即便根據最保守的估計，也至少多達數百萬人，即先前在德國占領下人口的二％至三％」，匈牙利歷史學家伊斯特萬．戴阿克（Istvàn Deák）在一項研究中表示：「對有罪者的懲處五花八門，從戰爭最後幾個月裡的私刑，以至戰後的死刑判決、監禁或苦役，不一而足。此外還將『通敵』，定罪為『國恥』，並剝奪『通敵者』的公民權或對其施以罰金。另外還有一些行政手段，如驅逐、警察監控、剝奪前往某些地方旅行或居住的權利、撤職、剝奪退休金等。」
海達．科瓦莉在其沉痛的布拉格回憶錄中這麼說：「在這場戰爭中，沒有人真正倖存。」 （相關報導： 二戰時期一座波蘭小鎮，當地人對猶太人「鄰人」磚塊砸死、小刀剜眼、割掉舌頭、集體燒死……為什麼？ ｜ 更多文章 ）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所有歐洲社會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政治結構和命運，而波蘭受其影響尤為深刻。正是在一九三九年前波蘭領土的問題上，希特勒和史達林首次結成同盟（德蘇於一九三九年八月簽署的《互不侵犯條約》包含了一條瓜分波蘭的祕密協定），一場惡戰隨即在兩者間逐漸展開，直至其中一方徹底覆滅才得以告終。波蘭因此遭遇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近二○％的波蘭人口死於戰爭及相關事件。這個國家失去了其少數族群—猶太人死於大屠殺，烏克蘭人和德國人因戰後國界變動或人口遷移而離開；所有領域的波蘭菁英急遽減少；戰爭接近尾聲時，超過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失蹤；五五％的律師、四○％的醫生，以及三分之一的大學教授和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