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歐洲在兩個男人手中塑造成形。希特勒和史達林為我們帶來了極權主義——就算不是他們發明的，也是由他們全面施行。
想清楚認識極權主義真正的毀滅性，光衡量已經發生的事遠遠不夠，我們還必須看見那些未發生的事，引用一位作家的說法便是：「未寫出的書的數目。」除此以外，還有未曾想到的想法、未感受過的感覺、未完成的作品、未能自然終結的生命。
極權主義對「憎恨」的制度化 社會任何細小裂痕都會迸裂成鴻溝
極權主義的政治方法與其政治目標一樣，會使社會徹底癱瘓，而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對「憎恨」（resentment）的制度化。服從於希特勒或史達林統治的人們總是受煽動而敵視對方，彼此間的敵意就如獸性般瘋狂湧現。社會中任何細小裂痕最終都會迸裂成鴻溝，任何對立情緒都會不斷惡化加劇。曾有一度，城市與鄉村對立，工人與農民對立，中農與貧農對立，孩童與父母對立，青年與老人對立，不同種族間相互對立。祕密警察鼓動人們公開指責彼此，前者的隊伍靠著這些衝突不斷壯大—「分」而治之的意圖昭然若揭。此外，由於政府展開一連串社會動員，要求民眾遵循國家支援的制度和規範，人們逐漸在不同程度上與政府共謀，鎮壓了他們自己。
極權主義統治者還在他們所征服的疆土上實施了一種新的侵占模式。結果就如漢娜．鄂蘭所寫：「納粹最早的幫凶和助手，真的不知道他們自己做了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在和什麼人打交道。」事實證明，歐洲的各種語言中沒有任何一個詞能準確地定義這種關係。「collaboration」（合作／通敵）一詞—令人不快地與敵人勾結合作之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語境下才開始使用的。
鑒於武裝衝突、征服、戰爭、占領、鎮壓、領土擴張，以及伴隨這些行動而來的後果史不絕書，你可能會好奇，德軍在二戰期間的占領到底有何不尋常之處，竟能催生出一個新的概念？
「在這場戰爭中，沒有人真正倖存」
要全面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一系列德國占領的研究中尋找。戰後，幾乎所有歐洲人都表現出對與納粹進行任何形式接觸極度反感的態度（毫無疑問，這種反應是出於自利且往往欠缺嚴謹的思考）。「我們幾乎不可能準確計算遭到『戰後清算』（postwar retribution）的人數，但是，即便根據最保守的估計，也至少多達數百萬人，即先前在德國占領下人口的二％至三％」，匈牙利歷史學家伊斯特萬．戴阿克（Istvàn Deák）在一項研究中表示：「對有罪者的懲處五花八門，從戰爭最後幾個月裡的私刑，以至戰後的死刑判決、監禁或苦役，不一而足。此外還將『通敵』，定罪為『國恥』，並剝奪『通敵者』的公民權或對其施以罰金。另外還有一些行政手段，如驅逐、警察監控、剝奪前往某些地方旅行或居住的權利、撤職、剝奪退休金等。」
海達．科瓦莉在其沉痛的布拉格回憶錄中這麼說：「在這場戰爭中，沒有人真正倖存。」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所有歐洲社會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政治結構和命運，而波蘭受其影響尤為深刻。正是在一九三九年前波蘭領土的問題上，希特勒和史達林首次結成同盟（德蘇於一九三九年八月簽署的《互不侵犯條約》包含了一條瓜分波蘭的祕密協定），一場惡戰隨即在兩者間逐漸展開，直至其中一方徹底覆滅才得以告終。波蘭因此遭遇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近二○％的波蘭人口死於戰爭及相關事件。這個國家失去了其少數族群—猶太人死於大屠殺，烏克蘭人和德國人因戰後國界變動或人口遷移而離開；所有領域的波蘭菁英急遽減少；戰爭接近尾聲時，超過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失蹤；五五％的律師、四○％的醫生，以及三分之一的大學教授和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死亡。
波蘭「上帝的遊樂園」？「惡魔的屠宰場」？
一位富同情心的英國歷史學家曾將波蘭稱為「上帝的遊樂園」，但在二戰期間，「惡魔的屠宰場」之名或許更合適。
我將要講述的這個故事內容之厚重，在我看來與這本小書的篇幅完全不成比例：一九四一年七月，東歐一個小鎮裡一半的居民謀殺了另一半居民——不論男女老幼共計一千六百人。在這個故事之後，我將會在許多不同主題的語境下詳細描述耶德瓦布內（Jedwabne）的殺人犯們，這些討論都將圍繞一個主軸進行：二戰期間的波蘭—猶太關係。
首先，亦即最重要的是，我將這本書視為一場對主流二戰史的挑戰。我假定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戰時歷史—一種歷史屬於猶太人，另一種歷史則屬於屈服於納粹統治的歐洲國家的所有人民。考慮到波蘭猶太人的數量之多及其所涉及社會領域之廣，戰時的波蘭歷史顯得格外不可靠。
波蘭曾擁有世界上第二多的猶太人口，三分之一城市居民是猶太人
二戰前夕，波蘭擁有世界上第二多的猶太人口，僅次於美國。戰前，約一○％的波蘭人民自我認同為猶太人—無論是因為信仰猶太教，還是母語為意第緒語。近三分之一的波蘭城市居民是猶太人。然而，歷史學家們竟然認為波蘭猶太人所經歷的大屠殺只是一起特殊而獨立的事件，並未對波蘭社會造成直接影響。人們也仍普遍認為，在波蘭社會裡，只有一些「社會邊緣人」與猶太人有密切關係，例如那些專門敲詐猶太人的「敲詐者」（szmalcownik）或「人渣」（scum），或是向猶太人伸出援手的英雄。
我們不用在這裡詳細討論為什麼前述觀點站不住腳，甚至沒必要浪費口舌來談這件事。畢竟波蘭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抹殺的災難，是波蘭現代歷史中極其重要的一頁，這點已然毋庸置疑。無論如何，我們根本不需要掌握任何高深的方法論或知識就能立刻明白，當一個小鎮上一半的波蘭居民謀殺了另一半猶太居民時，毫無疑問就已推翻了「兩個民族的歷史鮮有交疊之處」的觀點。
本書讀者必須牢記的第二個要點是：主流分析認為，維繫戰時波蘭—猶太關係的是一些外力，即納粹和蘇聯。這個觀點就其本身而言當然沒錯。納粹和蘇聯的確曾在戰時各自占領的波蘭領土上發號施令。但是我們不應否認在占領者的嚴加控管下，波蘭人和猶太人的關係中也存在著自治動力（autonomous dynamics）。在那段時間裡，有很多事是人們原本就能做到的，也有很多事是可以事先規避的，有更多事是根本不必參與卻成了其中的一分子。由此，我會將一九四一年七月十日的耶德瓦布內所發生的事—誰聽從誰的命令且做了什麼，都細細道來。
納粹進攻蘇聯期間，波蘭爆發極為可怕的反猶情緒？
眾所周知，希特勒和史達林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簽署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其中的祕密條款劃定了兩位獨裁者在中歐的勢力範圍。一個月後，波蘭的領土就被第三帝國和蘇聯瓜分了。耶德瓦布內最初被劃在蘇聯的占領區，直到希特勒進攻蘇聯後又被納粹「接管」。蘇聯紅軍自一九三九年九月起占領了半個波蘭，此後蘇聯在這塊土地上展開為期二十一個月的統治。我認為，主流史學對此期間蘇維埃—猶太關係的觀點和分析至關重要，值得我們反思和質疑。不過，這本書並不是為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只需記得，根據社會上主流的刻板印象，當年猶太人「似乎」和蘇維埃占領者的關係特別親密。曾有傳聞稱猶太人不惜犧牲波蘭人與蘇聯勾結，因而在納粹進攻蘇聯期間，一些從布爾什維克統治中獲得解放的波蘭土地上，可能曾經爆發極為可怕的反猶情緒，彷彿在回應納粹大舉的進攻。因此，我試圖探明發生在蘇聯占領時期（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六月）耶德瓦布內小鎮的歷史，與其後發生的一切是否有所關聯。
耶德瓦布內大屠殺還涉及史學上關於此時期的另一個傳統觀念—猶太人和共產主義之間存在著一種互惠互利的關係。因此，這起事件也進一步觸及了以下兩個議題：戰後波蘭社會（或者說整個東歐社會）的廣大階層內湧現的反猶情緒，以及猶太人在東歐史達林主義的構建與鞏固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我在後文談及資料來源時，會先開啟簡單的討論，並在本書的最後幾章回顧相關問題。
「犯罪者—受害人—旁觀者」範疇的界線曖昧不明
在猶太大屠殺研究的廣泛背景下，本書不應該被簡單地置於一個功能主義—蓄意主義的層面。本書偏離這種理論模式，該模式在近年的大屠殺歷史學研究領域中被模糊化了，被歸到另一種專門抨擊「犯罪者—受害人—旁觀者」座標的研究範疇，「直到最近才得到學界一定的關注」。但這本書證明了，這些範疇的界線都曖昧不明；它也同時提醒我們，大屠殺過程中的每個片段都有其獨特的情境動力（situational dynamics）。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它意味著在任何一個片段情節中，其場景中的不同演員都會做出特定且獨立的判斷，而他們對劇情的走向和結果造成決定性的影響——我認為，還有更多深入的研究能證明耶德瓦布內小鎮的悲劇並不是個案。我們至少可以設想，如果「演員們」當時做出了不一樣的抉擇，更多的歐洲猶太人就有可能在戰爭中倖存。
然而，本書卻是一本很典型的關於大屠殺的著作。因為不像其他的歷史研究，關於大屠殺，我的結論是開放的。換言之，讀者在讀完本書後，恐怕不會得到知識的滿足感；我寫完書時，也同樣沒有這種感覺。寫到最後一頁的時候，我甚至無法對自己說出「嗯，我現在理解了」這樣的話，我想我的讀者也不會。當然，在寫書的過程中必須做出闡述和分析，就好像有可能理解一樣，還要在書中囊括一些概論性、解釋性的史料內容。但我認為，我們還須在故事的結尾提出疑問——這樣如何？那樣如何？這是深入題材本質的基本方法。同樣地，我們在直觀大屠殺時，能緩解不安和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斷提出彷彿永無窮盡的質問，如此一來，我們才能繼續尋求答案。因此，大屠殺實則是人類從中吸取教訓的起點，絕非終點。我們永遠也不會「理解」大屠殺為何發生，但我們必須明白，它的前因後果牽動著歷史。在這個意義上，大屠殺已然成為一起揭示當代情感的功能性事件，也將永遠是反映人之境況的重要議題。
＊作者楊・格羅斯（Jan T. Gross）1947年生，波蘭裔美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於華沙大學、耶魯大學畢業後，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鄰人：面對集體憎恨、社會癱瘓的公民抉擇》（木馬文化）
＊譯者張祝馨，英國里茲大學英語文學碩士，曾任書籍編輯，現為專職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