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的追尋》這套書自一九八八年出版後，在市面上銷聲匿跡已久，其後雖多次再版，但至今須以高價才能在二手書店或購書網站上罕見地標購取得。
這套介紹四０到六０年代本土紀實攝影家的書，二十七年前在臺灣能夠出版，算一個異數。一九八七年國民政府剛宣布解嚴，施政上仍以政治擴權與經濟建設掛帥，對教育、文化不甚重視。當時臺灣主體意識還沒那麼強烈，本土精神剛萌芽，但談及攝影的專欄與書籍寥寥可數，更別談前輩攝影家的專輯了。為了梳理臺灣攝影的脈絡和資深攝影家的時代足跡，我開始四處訪談、撰寫，系列性的在《光華》雜誌上發表。三年之間，這些滿載庶民生活、勞動、信仰的面容與身影能在政府刊物上大幅連載刊登，在當時也算一個突破和起步。過去，如果這些照片曾經帶給我們「鄉愁」與「懷舊」的慰藉和疏解，今天的再現應不僅於此，更該是一種「理解」與「認同」的召喚和肯定，這些照片，讓我們認同我們是甚麼人，理解我們怎麼走過來的。
《影像的追尋》在撰寫期間，由於資訊匱乏、時機閃失或時間、篇幅的限制，只涵蓋了三十三位資深寫實攝影家。許多重要前輩如林草、彭瑞麟、吳金淼、李火增、李鳴鵰、楊基炘、黃金樹、張新傳、李秀雲、邱德雲等人當時未被納入，是本書一大缺憾。但隨著憶舊與尋根的時代潮流，這些攝影家也陸續曝光、展覽並出書，他們的優異作品見證了台灣民間坎坷、豐沛的奮鬥史與生命力，從而彌補了臺灣攝影史料長久以來的隙縫與斷落。從一張張照片中，我們得以開始拼貼臺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Eva Rubinstein曾說：「拍一張照片就像在世界上某處找回一部分自己。」藉由這些歷久彌新的記憶回返，我們每個人也分別找回某些自己。
記得有一次訪談前輩攝影家張才，問起他的拍照哲學，他說：「沒什麼，把它拍下來再說。」是一種揶揄或謙遜，其實老攝影家們的理念與方向，在拍照時已了然於胸。他們儘早抓緊時機與快門，凝神、關注地將歲月刻劃在賽璐珞上。與數位時代的玩家、新秀相比，他們顯得更專心、更豁達，也更有人味。
「因為我們不時回頭看，所以才能無礙地往前看。」 （相關報導： 這25萬張照片全是日本的謊言！走過廣島、福島兩大核災，他用相機戰鬥到生命終點 ｜ 更多文章 ）
追尋與感念
回溯臺灣本土攝影家的蹤跡，應從二○年代陸續出現在民間各地的照相館開始去尋覓。當時，比較出名的，包括臺北的「太平寫真館」（曾桐梧）、「羅芳梅寫真館」、「亞圃廬寫真館」（彭瑞麟），基隆的「藍寫真館」、桃園的「徐寫真館」（徐淇淵）、臺中的「林寫真館」（林草）、新竹的施強、陳宇聰等等，他們的室內人像攝影，典雅而具韻味，既不流氣，也不顯得刻板模式化。當時所使用的玻璃底片及藥材都得用營業執照向特定的代理店才買得到，照明設備匱缺，只能利用傾斜屋頂及大型玻璃窗入射的自然光，在光源充分及適當時效內，將物像感光在櫻花、東方或伊爾富等二十五度以下的藥膜上，用長時間曝光以完成整個攝製過程。就是這麼嚴謹慎重的工作態度，使我們在今天重看曾桐梧的《自拍照》（一九二六），多少領會了那種技藝與經驗的密切結合，以及安詳、凝注的創作素質。一人二角的雙重曝光技法，是早期臺灣人像攝影的特色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