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是否必將一戰?哈佛甘迺迪學院創院院長艾利森談「修昔底德陷阱」

2018-11-30 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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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艾利森。

格雷厄姆・艾利森。

很多人信命,自古已然,遑論中外。《注定一戰》這本書開篇就講了一個細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屍橫遍野,經濟崩潰。參戰國中沒有贏家。力主參戰的德國總理霍爾維格無法解釋他為什麼會做出當初的選擇,只得哀嘆:「早知如此啊!」 是啊,早知如此,不僅霍爾維格會做出別樣選擇,所有參戰國的總統、沙皇和總理們也都不會愚蠢地捲入這場浩劫。可是,歷史會有如果嗎?這難道不是命中註定嗎?

人類進入21世紀,最重要的國際關係問題莫過於:美國和中國之間會爆發戰爭嗎?美中之戰會是命定的劫數嗎?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把這種命中註定稱作「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艾利森教授在哈佛執教50多年,是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創院院長,目前擔任甘迺迪學院的貝爾佛科學和國際事務中心主任。艾利森教授是一位廣受尊敬的國際政治學者,但是他出版的著作並不是很多。他最著名的學術成就莫過於發明了「修昔底德陷阱」這個名詞。現在,學者和專家們在論述美中關係時越來越多地使用這個概念,據說歐巴馬和習近平還曾經就此發生過爭辯。

修昔底德陷阱究竟是指什麼呢?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的歷史學家。他所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人類的第一部歷史著作。他在這本書裡記敘了斯巴達和雅典這兩個城邦國家之間的戰爭。戰爭的起因是迅速崛起的雅典對當時的霸主斯巴達形成了挑戰,而斯巴達出於對雅典挑戰的恐懼而輕啟戰端。艾利森教授在研究這本著作時發現:像這樣的新強權的崛起對現存秩序產生結構性的壓力(structural stress/pressure),從而導致與老強權發生衝突的例子在世界歷史上比比皆是。在過去五百年中,一共有16次新崛起的強權挑戰老強權的事例,其中只有四次以和平告終(老強權讓出霸主的寶座,或是新老強權和平共處),其他的12次都是訴諸刀兵,兩敗俱傷。艾利森教授稱這種​​歷史現象為「修昔底德陷阱」。

今年五月,艾利森教授出版了他的新作《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y Graham Allison, 2017) 他在這本書裡詳盡地闡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分析了未來美中關係的走向。雖然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作者對中國唱讚歌多,對美國批評多,但是這仍然是一本立意新穎、見解獨到、觀點深刻的好書。

艾利森所著《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書的封面
艾利森所著《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書的封面

首先我們看看艾利森如何看待中國。他認為,要想避免與中國的衝突,美國人首先要全面深刻地看待中國崛起這個事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按照購買力來計算,中國的GDP已經超越美國,到2024年,美國經濟將只是中國GDP的三分之二!艾利森教授對中國崛起的速度大為驚嘆。他引用了澳洲前總理陸克文的話說,中國是在30年間把英國的工業革命和全球資訊革命結合到一起。俗話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在2005年,中國每兩個星期就能建成相當於今天羅馬的建築面積,所以書中的一個章節就叫「羅馬是兩個星期建成的」。艾利森教授談到自己每天去甘迺迪學院上班都要經過查爾斯河上的大橋。此橋的重建花了四年,每天的堵車惹得怨聲載道,而中國重建比查爾斯河橋更大的三元橋卻只用了43小時!紐約時報著名的專欄作家佛里曼在參觀天津時被壯觀美妙的梅江會展中心折服,當他得知這個中心的建成只花了八個月後感慨萬千,因為他從馬里蘭州的家去坐地鐵,華盛頓地鐵的員工修理兩節滾梯台階差不多也要花這麼長的時間。中國現在幾小時做的要比美國幾年間完成的都多。同樣拿我們身邊的華盛頓地鐵的銀線來說,1968年就開始規劃,2000年正式啟動,2009年動工,2014年完工一期工程,才只有五個站。連接杜勒斯機場的二期工程何時能夠真正完工就更不知道猴年馬月了。而北京能夠在一年之內做到幾條地鐵線路同時建成通車!

這種對比固然令人驚艷,但是未免把中國的發展看得多少有點固化了。艾利森對中國未來經濟實力的預估是假定中國會一直以這樣的速度發展下去。中國的發展速度固然令人嘆服,但是且不說中國的GDP數字中有多少水分,就是目前這種債台高築來進行基建投資的經濟成長模式是否能持續下去,連中國領導人心裡也沒底。再加上中國的房市和銀行壞帳兩大泡沫不知何時戳破,所以中國經濟的未來是充滿變數的。忽視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而來分析美中未來的力量消長,難免會有偏差。

無論中國的經濟未來走向如何,美中力量的對比已經在短時間內產生了顛覆性的變化。中國崛起並不光是經濟的崛起,它同時也對以美國為主導的現存國際秩序帶來衝擊,特別是中國要主導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的態勢十分明顯。艾利森教授認為,美中兩國目前的態勢完全具備「修昔底德陷阱」的特徵。他在書中對於兩國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方面的對比分析讓人感到悲觀——

當年英國把霸主的地位拱手讓給美國而沒有兵戎相見,除了老霸主實力不濟之外,兩國在語言文化歷史等方面的同源性也是重要原因。但是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實在太不相同了,在所有方面可以說是南轅北轍。兩國唯一的相同之處就是都自我感覺極為良好,都覺得自己具有別國無法企及的出類拔萃。中國人信奉「天無二日」、「一山不容二虎」,除了中華上國之外別人都是野蠻人。中國和別國的關係應該都是萬邦來朝的關係。而美國人則一直相信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新加坡已故總理李光耀說過:「不要說在全世界,就是在西太平洋地區,美國對於自己會被一個長期以來被蔑視和從不放在眼裡的亞洲民族所取代在感情上是極其難以接受的……美國人的文化優越感會使得這個轉換適應異常艱難。」在政治制度方面,美國人是寧願貧窮也不能放棄自由。三權分立的政府會造成扯皮、拖延和失效,但是美國首先要排除的是強迫服從的獨裁政體。當然,獨裁政體做事情的效率會高,這卻恰恰是許多中國精英分子所看重的特徵。在他們看來,政權不是民選的不要緊,只要能做事情就具有了合法性。

美中兩國這種針鋒相對的價值體系和政治制度決定了彼此很難和平共處,沒有跡象表明美國會接受大英帝國的命運,乖乖讓出霸主的寶座。實際上,美國在崛起過程中對世界秩序的衝擊比今天的中國猛烈得多。艾利森教授在書中第五章「山雨欲來」中以不小的篇幅回顧了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老羅斯福)向外擴張的歷史。老羅斯福上台的時候,美國經濟迅速發展,國力日盛,他公開宣布美國要向全世界傳布先進文明。美國在美西戰爭、巴拿馬獨立、強迫實行「門羅主義」、阿拉斯加邊界之爭等衝突中咄咄逼人,不達到對自己有利的目的決不罷休。艾利森教授不禁感嘆:雖然美國一直在教訓中國要像美國一樣,但是如果今天的中國果真像美國一樣,做到當年的老羅斯福總統所做的一半,美國會受得了嗎?

「修昔底德陷阱」中的新老強權大多數都以戰爭決定勝負,美中是不是不也要一戰定輸贏呢?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修昔底德指出了發動戰爭的三個要素:國家利益、恐懼和榮譽。特別是老霸主對新強權崛起的恐懼摻雜了許多感情的因素——雅典越來越強盛,斯巴達則越來越焦慮。老霸主往往會誇大新強權的危險,而新強權則自信心膨脹,對形勢產生誤判。兩個國家做出的不同選擇使得戰爭終於爆發。

既然美中具備了捲入戰爭的要素,那麼未來的戰爭爆發點會是在哪裡呢?論述未來的美中之戰是全書中很精彩的部分。艾利森教授列舉了幾種美中之戰的版本:南中國海上的偶然相撞、台灣獨立引發的核大戰、被日本拖下水的三國殺、北韓核武使得美中捲入正面衝突、由經濟冷戰而引發的熱戰等等。詭譎之處在於:美中兩國領導人內心裡都不想打仗,但是在中國崛起美國焦慮的壓力環境下,一個偶發的火星就可以燃成沖天大火,到時候就由不得他們了。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托馬斯·謝林把核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比喻為一場「膽小鬼賽局」(Game of Chicken)——雙方駕駛的車輛迎面疾馳,千鈞一發之際必須要有一個司機躲避,但是誰愿意做那個先膽怯的人呢?目前在南中國海地區,當中國軍隊騷擾美國飛機艦船的時候,美國都是先行閃避,但是今後如果有個第七艦隊的血性艦長不聽指揮,對著近在咫尺的中國軍艦迎頭撞去,或是有個美軍駕駛員以為中國軍機靠得太近對自己有危險而把對方擊落,事情會如何收場呢?偶然的衝突發生後,不願意打仗的領導人們往往想用加劇緊張局勢的辦法壓對方讓步,降低全面戰爭的風險,結果通常事與願違。不得不說,艾利森教授既是一位學養深厚的學者,又是一位通曉軍事戰略的內行人(他在雷根政府中曾擔任國防部長高級顧問,在克林頓政府中擔任過助理國防部長)。他對美中發生衝突的假設和分析,既合情合理又犀利深刻。特別是他對於美中之間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預測,掩卷之餘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艾利森教授創建了哈佛甘迺迪學院,又長期擔任院長,他的門徒遍布全球,其中不乏達官顯要。習近平的重要智囊劉鶴、女兒習明澤以及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都應該算是他的學生。他在書中談到訪中時劉鶴曾經詳細給他解釋中國的經濟改革計劃等細節,所以艾利森對中國的了解應該是比較深入的。他最擔心的就是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不足卻又裝懂,裝懂只能造成含糊不清。一些美國人假裝看不見或者看輕中國的崛起​​,要么就是只見經濟崛起而忽略中國崛起的全方位的意義。在全書的結論部分,他對如何避免美中戰爭提出了四點提示,第二條就是要知己知彼,多認識了解中國人的意圖。艾利森教授對大國外交的真諦論述得十分深刻——處理像美中關係這麼重要的雙邊關係,可預見性與穩定性才是核心,而不是什麼兩國友誼之類的東西。

《注定一戰》在結論中論述的另外三個提示是:

1)清晰地界定美國的核心利益。什麼都是核心利益等於什麼都不是,對於那些蠅頭小利就要堅決放棄。比如,如果保持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主導是核心利益,那麼美國就不應該考慮去保衛菲律賓,而是要考慮如何避免同中國的核戰爭。

3)制定真正的對華戰略。現在冷戰已經結束,但是美國仍然需要像提出「遏制蘇聯」戰略的肯南那樣傑出的戰略家。

4)美中兩國都應該把解決國內問題放到中心位置。美中國內的問題都一樣:失效的政府。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失敗,華盛頓已經變成了一個失效的首都。白宮和國會甚至在一些最基本的政府功能上也不能合作,比如年度預算、和外國的協議等。而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早就使得中國那種老一套的政府管理辦法過時了。中國的都市年輕人和手機使得政府監視每一個公民的做法難以為繼,而法治的缺失和文化思想的貧乏不僅限制了人民的創造力,也很難對世界各地的人才產生吸引力。如果習近平和川普把解決國內問題放在首位,在亞洲爭霸就不會顯得那麼重要了。

偉大的古希臘劇作家索福克洛斯在悲劇的結尾往往給出宿命的答案。艾利森並不相信宿命,他認為領導人做出的選擇、國家做出的選擇才會塑造歷史。可惜的是:他把美中避免一戰的關鍵歸結到政治領導人的智慧和理性上,殊不知政治人物的智慧是最靠不住的稀缺品。讓我們回到當年德國首相霍爾維格的哀嘆:「早知如此啊!」是啊,誰又能夠預知未來呢?艾利森在書的結尾處這樣做了回答:「我們只知道莎士比亞是對的,我們的命運『不在我們的星座,而在我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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